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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电影中的历史真实

2020-07-23黄璐

体育学刊 2020年4期
关键词:美国队男篮篮球

黄璐

摘      要:以俄罗斯体育电影《绝杀慕尼黑》的历史背景和叙事情境为中心,结合篮球比赛的基本规律和技战术讨论,理解体育电影中历史话语建构的逻辑性和真实性,揭开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男子篮球决赛美国队遭遇绝杀这一历史争议事件的真相。美国方面掉以轻心,派出大学生球员第二阵容参赛,艾巴教练的执教理念落后,导致美国队战术老化且缺乏攻击力。美国队在最后时刻遭遇逆转,应当承认戏剧性是比赛的一部分。从文本分析到影像叙事,以历史影像资料为依据的电影创作所蕴含的内在逻辑性和严谨性,可以作为体育史研究类型化的考证及补充,是对历史文本研究的证伪或确认过程,亦是体育电影中历史真实的价值意义所在。

关  键  词体育史;体育电影;美国篮球;苏联篮球;绝杀慕尼黑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0)04-0049-07

Historical truth in sports movies–A study centered on Движение вверх

HUANG Lu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ngshan 063210,China)

Abstract:By centering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narrative scenario ofДвижение вверх, a Russian sports movie, combining with the discussion of basic rules, techniques and tactics of basketball competi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and authenticity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n sports movies, the author revealed the truth of such a historical controversial event as team USA was defeated at the last moment of the mens basketball final in the Munich Olympic Games in 1972. Team USA took the game lightly, sending the second lineup consisting of college players for the game, coach Ibas coaching philosophy was backward, which caused team USAs tactical aging and lacking in aggressiveness. Team USA suffered a reversal and was defeated at the last moment, we should admit that dramatic was a part of the game. From text analysis to video narration, the intrinsic logic and preciseness containing in movie cre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videos, can be used as textual research on and supplement to sports history research categor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falsification or confirmation of historical text research, also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truth in sports movies.

Key words:sports history;sports movie;team USA;team SU;Движение вверх

如何处理电影与历史的关系,抑或电影中的历史建构问题,一直是学界和影评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体育历史题材电影旨在还原历史的原貌,让人们重温那些具有历史标志性的体育事件,以影像特有的叙事表达方式,再现体育改变世界的沧桑历史与神奇力量。同时,电影艺术中建构的历史情境又具有某种价值导向,反映了导演的个人风格和出品方的精神倾向。体育电影所建构的历史事实,只是让电影中预设的历史场景与情境更合理,经得起常识、体育技术与逻辑的推敲,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在冷战体育史视野中,有两部体育电影足以铭记,一部是由美国好莱坞拍摄的《冰上奇迹》(Miracle,2004年),一部是由俄罗斯拍摄的《绝杀慕尼黑》(Движение вверх,2017年)。作为后冷战时期东方政治集团的文化政治回应,《绝杀慕尼黑》犹如一股清流,为人们呈現了好莱坞全球霸权之外迥然不同的历史真实,让人们重新认识那段具有历史争议的重大体育事件。《绝杀慕尼黑》以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男篮决赛为历史背景,讲述了苏联篮球队刻苦训练,不畏强手,打败了保持36年全胜纪录的美国篮球队的励志故事。影片主题聚焦体育历史中的大事件,“根据体育历史中真实事件改编”这一定位,所催生的历史厚重感无形赋予了影片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现实传播力,叠加影片流畅的剧情叙事、植根冷战历史背景、精彩的篮球比赛场景设计、还原历史事件的逻辑性和真实性,使影片产生了巨大的民族认同效应。影片以30亿卢布夺得俄罗斯电影史本土电影票房冠军,荣获俄罗斯金鹰奖最佳故事片等多个奖项,并在爱沙尼亚、立陶宛、中国等原东方阵营国家中广泛传播。本研究以《绝杀慕尼黑》的历史背景和叙事情境为中心,结合篮球比赛的基本规律和技战术讨论,理解体育电影中历史话语建构的逻辑性和真实性,意在掀开历史神秘的面纱。

1  绝杀时刻:戏剧性是比赛的一部分

从跌宕起伏的比赛过程来看,尤其在比赛最后3秒时间里充满戏剧性的反转,美国男篮遭遇绝杀,成为奥运篮球史上最具争议的事件。对于“3秒绝杀”存在两个焦点问题,其一,苏联队第一次得到重新发球比赛的机会。苏联队在美国队第一次罚篮后请求暂停,由于记录台发出的蜂鸣声滞后,导致现场裁判未吹停比赛。美国队球员在第二次罚篮出手之际,以提示场上裁判暂停比赛指令的蜂鸣器响起,随后苏联队迅速发出底线球。关于苏联队请求暂停这一事实得到了现场比赛视频资料和美国学者研究文献的双向证实。按照篮球比赛常理,在比赛最后时刻成“死球”状态,获得球权方一定会充分布置一个有效进攻战术,以绝杀逆转比赛结果。对于苏联队助理教练的申诉,裁判给予苏联队重新发球比赛的机会,这就证明苏联队当时确有暂停的权利,如果苏联队下半场用完暂停次数,比赛就此结束了。可见苏联队请求暂停这一事实成立,只是在美国队第一个罚篮之前,还是在第二个罚篮之前的问题。当值裁判确认苏联队请求暂停有效,为改正记录台与场上裁判配合的疏漏,裁判做出改判合理有据。同时,改判是比赛裁判的一部分,尤其在当下科学技术介入比赛判罚的大背景下,改判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其二,苏联队第二次得到重新发球比赛的机会。苏联队重新组织了进攻战术,比赛在电子计时系统(与蜂鸣器分离)的故障中草草收场,本届赛事首次启用电子计时,电子设备运用的不成熟和不稳定是导致比赛争议的主要原因。依据体育运动中人类主体性地位的第一原则,裁判组的改判行为体现了人类敢于担当的精神,拒绝被“物”所控制,游戏或体育竞赛活动是彰显人类主体性存在的实践形式,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雅斯贝尔斯,1931年)。时任国际篮联秘书长威廉·琼斯(R. William Jones)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提出比赛时间应当回到3秒,技术代表和现场裁判最终采纳了琼斯的建议,苏联队获得了第三次重新发球比赛的机会,最终苏联队逆转比赛夺冠。

影片中的历史真实与体育史文献研究的唯一分歧在于:影片剧情设计是琼斯在第二次改判节点进入镜头视野;美国方面的文献认为,琼斯分别干预了前后两次改判的结果。结合比赛的实际情况分析,如果记录台在第一次改判节点上确认比赛时间所剩3秒,那么就无法解释蜂鸣声提前响起这一事实,更大的可能是记录台认为比赛时间仅剩1秒,在1秒时间节点上启动了蜂鸣器,裁判随即吹响终场哨声,电子计分设备同时出现显示故障。如果琼斯在第一次改判节点进行了有效干预,就不会出现蜂鸣声提前响起的事实。更为合理有据的推断是,琼斯在第二次改判节点冲入赛场,以公平竞争这一奥林匹克精神为纲,为苏联队打抱不平,向记录台要回改变历史格局的3秒,这一推断结果与《绝杀慕尼黑》的叙事内容高度一致。

当时的美国男篮认为遭遇了不公平待遇,赛后拒绝站在领奖台上,时至今日,当事球员及其后代仍拒绝接受这枚银牌。毋庸讳言,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在于结果的不可预知性,在于比赛戏剧性产生的想象张力,国际体坛富有戏剧性的争议事件不胜枚举,例如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1966年世界杯足球赛决赛的门线悬案、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兰帕德门线冤案等历史事件。应该说,“假球”“黑哨”不是比赛的组成部分,但是戏剧性一定是比赛的应有之义。“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投机、运气和戏剧性效应不会成就历史的王者,关于比赛胜负的讨论应当遵循竞技实力建设这一基本规律。抛开比赛绝杀时刻的戏剧性问题,或者说决定历史事实的“细枝末叶”问题,将视野聚焦于美苏双方的备战周期与竞技实力比较上,历史的真相自然水落石出。可以说,比赛的结局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化的结局又蕴含了历史的必然性。

2  还原真相:美国男篮并非不可战胜

2.1  美国男篮派出大学生球员第二阵容参赛

在美国男篮报名参赛的12名球员中,赛后有10人加盟美职篮联赛(联盟选秀第一轮选中),可见竞技实力不俗,却不是当时美国大学生球员的最强阵容。当时的美职篮联赛指的是ABA联盟(American Basketball Association)和NBA联盟(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主办的职业比赛,两大联盟于1976年合并。由于奥运会参赛资格问题(禁止职业球员参赛)与美职篮联盟夏季签约时间产生冲突,而美职篮联盟(ABA和NBA)与美国篮球联合会(BFUSA)并未针对该问题达成协议,迫使大学生球员在加盟美职篮联赛与参加奥运会之间做出抉择。当时在全美大学生篮球联赛中最闪耀的明星球员,包括绰号“J博士”的朱利叶斯·欧文(Julius Erving)、绰号“红色巨人”的比尔·沃尔顿(Bill Walton)、鲍勃·麦卡杜(Bob McAdoo)、大卫·麦卡杜(David Thompson)、乔治·麦金尼斯(George McGinnis)等人,纷纷拒绝代表美国男篮参加奥运会比赛[1]157。歐文和沃尔顿在加盟美职篮联赛之后成为一代篮球传奇,双双入选奈·史密斯篮球名人纪念堂,并于1996年当选美职篮联盟50大巨星。麦卡杜和麦卡杜同样入选奈·史密斯篮球名人纪念堂,麦金尼斯收获两届ABA联赛总冠军,获得印第安纳步行者队30号球衣永久退役的荣誉。以上5名球员无疑是当时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第一阵容,出于联盟选秀、个人选择等原因,美国男篮只能接受“矮子里拔将军”的现实,或许连当时全美大学生篮球联赛第二阵容都谈不上。

2.2  美国男篮战术老化且缺乏攻击力

亨利·艾巴(Henry Iba)于1934—1970年执教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篮球队,作为全美大学的功勋教练,获得了社会与官方的高度认可,连续执教了1964、1968、1972年美国男篮代表队,并于1969—1970赛季退休。在退休之后临危受命接受了官方邀请,再次出任美国男篮奥运代表队主教练一职。艾巴的执教风格和战术特点始终如一,在媒体形象方面突显了艾巴“不思进取”和固执的一面。在日新月异的篮球技战术变革面前,艾巴不接纳速度至上的快攻打法,仍坚持自己以整体性与攻防节奏控制著称的战术风格,与当时美国大学掀起的反正统文化运动所崇尚的自由精神相抵触。由此组建了一支在当时美国奥运史上最年轻、平均身高最高的代表队,透露出两点关键信息,其一,美国队缺乏大赛经验,缺乏扭转乾坤的“关键先生”,也缺乏对强劲对手攻防节奏的控制。其二,美国队强调更多的身体接触和场上局面的控制,放弃了当时最流行的灵活快速打法,由于平均身高达到2米,致使攻防节奏偏慢,与艾巴不追求高得分的执教理念保持一致,致使美国队缺乏进攻能力。以场均得分为证,美国男篮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的场均得分为99.1、101.9分,艾巴执教的美国队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的场均得分为78.2、82.1分,艾巴教练保守且缺乏攻击力的战术风格广受诟病,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美国队场均得分低至73.4分[1]206-209

影片中精心设计的比赛场景,完整复制了真实的比赛过程,面对艾巴的“高个子”首发阵容,苏联队临场变更首发名单,派出了“小、快、灵”的防守反击阵容,开局打得美国队措手不及,苏联队全场保持的领先优势就是凭借“抢开局”赢得的。事实上,艾巴的战术布局已经毫无秘密可言,苏联队甚至世界篮坛对于美国队的技战术打法了如指掌。对于奥运会设立篮球比赛36年来未尝败绩的美国队,不仅是世界各国重点研究的对象,也是苏联队极力模仿、赶超并寄望达到的目标高度。影片不乏对美式篮球技战术特点的褒奖与拔高,将美式街头篮球和校园篮球视为神话般的存在,苏联队球员在访美比赛交流期间与美国街头篮球爱好者对决的剧情设计,能够清晰展现苏联队的官方立场。影片中苏联队主教练加兰任认为战胜美国队的唯一选择就是打美式篮球,即体能优势、灵活快速并保持防守压迫性和攻击力。加兰任对“铁幕体制”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让苏联队球员出国比赛,这对铁幕统治下的苏联政治体制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让步。同时,影片对于比赛情境的营造和人物形象的描画,力求还原比赛和人物性格的原貌,与体育文献记载相一致。影片对艾巴教练的荧屏形象浓墨重彩,艾巴教练最典型的执教风格就是“破口大骂”,这有利于激发队员斗志,也可能引发球员的反感和抵触,借此形象刻画作为理解美国队比赛心理变化的窗口。

2.3  美国方面掉以轻心

在“绝杀慕尼黑”事件之前,美国队参加奥运会比赛保持全胜战绩,在世界篮坛处于统治性地位,导致了美国方面孤傲自大的姿态。美国队在1970年世界男篮锦标赛上遭遇滑铁卢,将撤换教练一事提上日程。美国官方在教练员选派方面缺乏慎重考虑,“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已经退休的艾巴教练重新出山,美国方面或许认为,艾巴领衔的美国队连续两届夺得奥运会冠军,执教经验和技战术体系已经十分成熟,按照既有模式再走一遍冠军之路,想必如探囊取物。美国方面对艾巴68岁高龄,以及技战术体系缺乏创新因素的考虑。美国队技战术打法缺乏新的变化,就只能依赖球员突出的个人能力,而事实上艾巴教练并未如愿招到全美大学生球员第一阵容,导致在技战术变化和球员个人能力两个致胜关键环节缺乏竞争力。艾巴教练赛前准备不足,也代表了美国队掉以轻心的整体姿态,对苏联队的临场变阵应对迟缓。影片在篮球表演和人物性格方面精雕细琢,成功刻画了美国队舍我其谁的霸气,却又不屑一顾的心理状态,在开场被苏联队打得措手不及之后,艾巴教练一顿狂风暴雨式“斥骂”,美国队陷入“懵圈”状态不可自拔,在下半场才缓过神来。影片对历史情境的建构,对比赛细节与人物性格的准确拿捏,对忠于历史事实的追求,让体育电影中的历史叙事突显真实性和感染力。

3  成就梦想:苏联男篮的竞争优势

苏联自1952年首次参加奥运会比赛以来,在连续5届奥运会篮球比赛中夺得了4次亚军、1次季军,是仅次于美国队的欧洲劲旅,直到“绝杀慕尼黑”创造历史。对于36年来逢“美”必败的苏联人来说,对于失败的原因有着刻骨铭心的认知,对于篮球训练比赛的基本规律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在篮球世界里,“弯道超车”是一条不归路,践行科学标准的道路只有一条。《绝杀慕尼黑》作为励志电影的定位,励志精神是篮球电影创作不断深化的主题[2],以致敬历史和激发民族情感为出发点,展示了真实确切的苏联篮球梦,即以击败美国队为奋斗目标。影片围绕追梦主题进行了一揽子剧情设计和铺陈叙事,化为苏联男篮深刻认识自身不足、潜心学习、不懈努力的主题深化与叙事推进,具体包括新任主帅加兰任向组织提条件,学习美式篮球先进技战术打法,贯彻“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并坚持训练方法的多样性、先进性和科学性,赴美参加篮球比赛交流活动,加兰任新闻发布会“扬言击败美国”舆论风波等叙事片段,全景呈现了苏联男篮训练比赛的成长过程。

影片的写实主义风格和演员精湛的运动表演,对突出苏联队技战术安排的针对性和临场发挥的稳定性,为强化运动场景、运动体验的真实性提供了叙事基础。演员的运动表现不够,会导致运动场景的不真实[3]。由此,在写实主义体育电影中突出本色演员的作用,或者提升演员自身的运动表演水平,是塑造运动场景真实性的基本途径。影片中没有过度渲染“背沙袋”负重训练这一表征东方阵营老套训练方法的形象,尝试以可见的训练方法、鲜活的人物性格、全新的荧屏形象,破除长期被好莱坞政治绘制的假象。在好莱坞建立的全球意识形态霸权世界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代表着愚昧、落后,以美英法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代表先进、富裕的象征。影片以风趣化的叙事风格,力图重建苏联篮球训练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的荧屏形象,例如传接球速度及眼动组合训练方法,蹦床平衡力(传接球练习)与核心力量训练方法,这些先进训练方法的引入,与苏联男篮的训练成长与竞技实力相匹配,为建立苏联男篮充分的训练准备和强大的竞技实力,进而塑造“美国男篮并非不可战胜”这一叙事主题和荧屏形象,提供了铺垫式、渐进式的叙事真实性建构过程。

回到现实中讨论,苏联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国土面积世界第一,人口数量世界第三,苏联竞技体育实行“举国体制”,在体育人才选拔、政治体制与经济保障等方面具有国际体育竞争优势,苏联实行的“体工队”模式能够有效规避职业球员审查,汇聚了联盟国最优秀的专业运动员,以抗衡美国大学生这一尚未进入职业联赛体制的业余球员群体。时任国际篮联秘书长琼斯在官方会议上指责苏联违反奥林匹克运动的业余主义原则[4],以柔性方式选派职业球员参赛,采取“专业”打“业余”的策略,无疑提升了苏联队的胜算。再者,美国在1970年举行的世界男篮锦标赛上获得第5名,东道主南斯拉夫在本届比赛中夺冠,苏联获得季军。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分别于1967、1974年夺得世界男篮锦标赛冠军。苏联篮球在这一历史时期表现出强大的竞争优势,美国方面则掉以轻心,并未派出最强阵容参赛,此消彼长,为苏联队战胜强大的美国队创造了可能。苏联队的头号球星谢尔盖·别洛夫誉为世界最杰出的篮球运动员之一,亚历山大·别洛夫是苏联队主力中锋,投入比赛致胜的关键一球,二者先后入选国际篮球名人堂。此外,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篮球对外交流活动提升了欧洲国家篮球比赛的质量,例如对外派遣教练员、本土球员“走出去”、联赛引进国际球员等形式[1]221-229,促进了世界篮球技战术的发展,拉近了欧洲篮球与美国篮球的距离。

回顾慕尼黑奥运会整个篮球比赛过程,苏联队一路过关斩将,表现出强劲的竞技实力,在决赛中,苏联队全场领先美国队,下半场将比分优势扩大到10分,临近比赛结束,美国队凭借罚球反超比分,比赛进入极富争议的最后3秒,由此成就了奥运会篮球史上第一悬案。在本届奥运会篮球比赛中,美国队在淘汰赛中一度落后巴西队9分,竞技状态起伏不定,突显了球员年轻化的特點。在决赛中,美国队战术保守、状态低迷且缺乏攻击力,全场仅得到50分,同时缺乏比赛致胜的“关键先生”,这是美国男篮奥运史上唯一一场在技术统计方面无人“上双”的比赛,这种糟糕的竞技表现存在自身发挥失常的原因,也是苏联队在防守的强度和压迫性、速度至上的打法、贴身盯防及体能优势等技战术层面全面遏制的结果。

应当说,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环节,不在于比赛最后时刻的关键球问题上,或者说运气与命运眷顾的结果。历史书写从来都是过程决定结局,对历史的结局无法释怀,是因为缺乏治学的严谨、平和的心态和宽阔的胸怀,缺乏对整个历史性过程遗留线索的爬梳。同理,美国队的失败不在于终场结束的关键球上,而是在制度保障、球员选拔、集训与准备、战术安排、对手情报分析、心理调节等全过程的竞争中,美国队没有客观认识自己,没有尽全力去准备比赛,在备战充分的苏联队面前,终于自食苦果。

4  回应质疑:“阴谋论”站不住脚

面对美国男篮“败走慕尼黑”的历史事实,美国历史阴谋论制造机制也不忘登台炫技,混淆视听,达到在整体上否定历史事实的目的。在“绝杀慕尼黑”事件中,美国方面创造了两个“阴谋论”观点,其一是时任国际篮联秘书长琼斯偏袒苏联。在维基百科、百度百科上的有关热帖,将琼斯的行为视为偏袒苏联的做法。一些互联网“解密”热帖试图以苏联方面代表与琼斯的场上合影照片,作为“老朋友”的身份向琼斯吹了“耳边风”,以“有图有真相”的拙劣手法,将苏联方面与琼斯合谋这一想象联系起来。

威廉·琼斯博士是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的缔造者,是国际篮联首任秘书长(1932—1978年),琼斯将推广篮球运动视为毕生使命,获得国际奥委会颁发(萨马兰奇治下)的奥林匹克奖章。以常识来说,以琼斯誉为国际篮联缔造者的身份和地位,不可能与苏联国家利益共谋。琼斯在若干年后的国际篮联会议上,还在指责苏联业余球员身份造假问题。琼斯挺身而出干预判罚的行为,应当是“建议”,而非“干预”。琼斯的形象定位不是一个比赛的“闯入者”,正如带有戏谑的言论,“斯特恩从来不会冲进赛场,并向裁判指手画脚”(斯特恩为美职篮联盟的缔造者),更准确地说琼斯扮演了国际篮联“观察员”的角色,观察比赛在竞赛规则的正确指引下有序进行,并在适当时机给予合理的建议。琼斯以公正的立场和特有的英国绅士风度,秉持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精神,面对“关键3秒”以及电子计时系统故障这一“不可容忍”的错误,给予技术代表和裁判组合理的建议,是可以预期及评估的正当行为。同时,国际体育组织的早期发展呈现出个人主义精英自治风格[5],一个组织的“缔造者”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维护组织的良好形象,是维护组织发展根本利益的正当行为。

还有另一种解释,琼斯是英国人,从政治身份方面应当与美国同谋。美国方面之所以回到球场上,心中笃定在最后3秒,苏联方面掀不起“大浪”,琼斯作为中立者以及国际篮联“观察员”身份的介入,最可能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苏联队翻盘,而是要体现冷战时期西方政治阵营治下的国际篮联秉持的“国际性”和公平竞争发展理念,让苏联方面输得无话可说,心服口服。谁知世事弄人,以美英法为主的西方政治阵营马失前蹄,千古遗恨。至于琼斯可能收受苏联方面贿赂的言论,更是捕风捉影,胡乱猜测,不足为据。

其二是美国队赛后申诉遭遇东方政治势力的“投票”算计。来自美国学者的研究文献认为:“意大利、波多黎各、古巴、波兰、匈牙利代表具有投票权,3个代表来自共产主义国家,2个代表来自西方国家。正如预期的那样,隶属共产党阵营的古巴、波兰和匈牙利投票支持最终比赛得分有效,意大利和波多黎各投票支持美国,这导致许多美国媒体声称的党派倾向影响了比赛申诉结果。”[1]449-453将驳回申诉的投票结果冠以“党派之争”的名义,这种脱离篮球技战术分析的自我想象,缺失严谨严密的论证环节,为何不说意大利和波多黎各无视篮球比赛的基本规律,顺应美国方面的政治诉求投了“关系票”。按照美国学者的论证逻辑,慕尼黑奥运会属于美国的“主场”,占有赛事组织、食宿、裁判等“主场优势”,冷战时期的西德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包括慕尼黑、科隆、波恩等主要城市,由美英法占领区合并组成。苏联方面则控制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包括东柏林、莱比锡等主要城市。这里有理由推测,琼斯代表国际篮联的立场,并在赛事策划方面偏向于美国方面考虑,慕尼黑在赛事组织方面偏向于西方政治阵营,美国方面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因素。

影片对比赛双方展开强烈身体对抗的描画,对苏联球员应对美国球员身体冲撞的拿捏,点出了美国民族的性格特征。在荧屏形象的刻画与呈现方面,塑造了美国球员擅长“找对抗”与凶猛冲撞的性格特点,如公牛般的冲撞让人联想愚人的“鲁莽”,将美国球员导向了犯规的、粗鲁的、无法克制情绪的形象认知,同时,裁判对美国球员冲撞动作过大的容忍,影射裁判偏袒具有“主场”优势的美国队,也是导致双方主力中锋发生冲突双双被罚出场的原因。影片在剧情演绎、运动叙事与人物刻画方面,与手握判罚权的“关键先生”的身份隐喻相一致,让影片预设美国占有裁判优势这一“能指”,与受众实际联想的内容“所指”相统一,成功塑造了运动叙事的真实情境,以电影艺术特有的穿透历史真实的力量,揭穿了美国方面炮制的历史“阴谋论”的险恶面孔。

5  背景叙事:还原厚重的历史底色

一个好的运动叙事结构与推进策略能够大幅提升影片内容真实性的受众认同,一个贴近历史事实的背景叙事能够在宏观层面上提升影片的感染力。运动叙事与背景叙事是塑造体育电影真实性的“一体两翼”,缺乏大时代背景的体育电影,可以成为卖座的商业片,却无法成就影史经典。同时有研究认为,注重特定的背景设置,为故事讲述充分铺垫,是俄罗斯体育电影的创作特征之一[6]。体育电影融入背景叙事可以从历史、社会与文化维度展开,例如,拳击电影基于种族主义的历史背景,女子拳击基于女权主义的社会背景[7]。李小龙功夫电影的流行背景是基于亚洲男性身体的认知,植根于亚洲病夫和黄祸论这一民族处境的历史背景[8]。我国建国初期的体育电影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革命伦理叙事风格[9]。以奥斯卡最佳影片《火之战车》为例,故事背景置于一个混杂了个人主义、怀疑主义、爱国主义的时代,不仅是现代历史的反映、不列颠精神的表征,当时的英国人需要培养民族情感,需要瞻仰国家纪念碑和观看国家仪式,通过紧扣一个奥林匹克事件,放到一个看似合理的人类生活戏剧中审视,亦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从而增加了影片作为艺术作品的价值[10]

《绝杀慕尼黑》融入了冷战时期苏联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现实,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诙谐幽默的商业片价值取向,在风格定位方面呈现出写实主义的记录电影价值取向,与时代背景高度统一。自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美国杜鲁门主义揭开冷战大幕,苏联体育的宣示性功能是无法抹灭的世界史存在。影片正面回应苏联政治與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映射当代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强国的坐标与胸襟,融入“老大哥”管控、“告密者”、封闭式体制、特权社会等历史元素,还原厚重的历史底色,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记忆轮廓。

其一,影片再现了“老大哥”隐喻下的铁幕统治。这里借用乔治·奥威尔的文学作品《一九八四》中的领袖称谓(Big Brother),在呈现高度集权特征的历史政治背景中,球员从言行举止、出入境管理、婚姻、思想动向等各方面受到严密监管。其二,影片构建了“告密者”的荧屏形象,在“全景监狱”体制中告密者无所不在,告密者可能是你的上级或下属,你的队友,也可能是不起眼的队医,是你认为最不可能成为告密者的那一个人。篮球电影力推的“教体结合”与社会治愈功能[11],使告密者形象实现剧情回转,达到修复互相防备、互相攻讦的病态社会,实现互信互助与社会融合的作用。其三,影片对苏联封闭式体制的批判振聋发聩。封闭式体制导致体育领域保守主义盛行,阻碍了训练创新和体育科技发展。苏联男篮的美国之行眼界大开,在运动药品、隐形眼镜、罕见病治疗等方面分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其四,影片勾画了苏联特权社会。从教练竞聘到出国治疗,需要“熟人”关系,否则就按规章办事,寸步难行,由此形成了一个作风保守、不敢担当的特权阶级。

我们不能脱离政治去理解体育电影中背景叙事的意义,运动叙事呈现了纯粹的体育故事和运动体验,背景叙事影射了政治制度所秉持的价值观,或是基于公共选择的民主化操作策略[12]。《洛奇》背景叙事的潜台词是对美国胜利的颂歌,是名副其实的美国梦的化身[13]。从影片背景叙事隐含的意识形态导向来说,至少存在两个版本的历史真实,以《冰上奇迹》为代表的美国版,以《绝杀慕尼黑》为代表的东方版冷战体育史。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在好莱坞全球霸权这一单极化的价值观世界里,需要不一样的视角、不同的声音,以重塑世界电影争奇斗艳的历史辉煌。

6  历史真实:体育电影认同如何可能

不论是体育文学作品,还是体育影视创作,应处理好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创作者如何构建及令人信服地描述激烈的运动体验[14]。这里的“运动体验”指的是运动参与、训练与比赛的合目的性、合逻辑性、合规律性。体育电影之所以能够称之为一个类型化的电影题材,在于体育世界的特殊性这一本质定位与基本规律的荧屏呈现。应该说,以“运动体验”为纲,是体育电影创作的第一原则。尤其是推行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民族电影工业,后现代电影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观念掺杂其中并隐形抒写的建构过程,更加依赖一个作为故事脚本的“运动体验”,受众对“运动体验”真实性的认同与否,直接决定了政治观念的认同程度。

以美国好莱坞主导的《冰上奇迹》为例,影片力求融入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语境[15],聚焦于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美国冰球队夺冠这一历史事件,精心设计美国逆转强大的苏联冰球队这一故事脚本,建构令人信服的“运动体验”,嵌入美国梦、精英政治制度、种族、阶级等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叙事。作为一种政治回应,《绝杀慕尼黑》指向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这一时代隐喻,在后现代社会延续了东西方文化政治的时空对弈。《绝杀慕尼黑》的政治隐喻在于,触碰了好莱坞电影工业作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对外传播这一最大利益,好比以欧美中心主义创立与主导的世界史学科发展进程,类似于好莱坞电影意识形态霸权主导下的全球文化知识生产机制,美国队屈居亚军的事实是不好意思写进“世界史”殿堂的,以当代俄罗斯书写的世界体育史版本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美国队当事球员及其后代难以释怀的历史情结,以及美国国民、媒体与社会对此事件偏于甚嚣尘上的态度,尤其是美国学界无法正确认识这一体育历史事件,有违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强国的风度与形象。

体育电影认同如何可能,这是值得探讨的话题。诸如《百万美元宝贝》《卡特教练》《光荣之路》等好莱坞经典电影,为何得到各国观众的认同,是源于影片主题内容的真实性建构,一个符合时代背景、逻辑与常识的内容叙事,足以赢得观众发自内心的情感认同。电影艺术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影迷可以欣赏来自美国的《百万美元宝贝》、印度的《摔跤吧!爸爸》、韩国的《纯情舞女》、俄罗斯的《绝杀慕尼黑》等叫好又叫座的体育题材电影,类似于《筑梦2008》等国产体育电影都望尘莫及,可见作为“内容为王”的电影艺术传播有其内在规律,因为一部广为传颂的艺术作品必然反映了现实生活,批评了社会问题,升华了精神主题。体育电影中历史真实的建构,即“运动体验”真实性的建构,是赢得市场话语权与口碑传播的基础。俄罗斯人民用票房说话,给予了《绝杀慕尼黑》至高的荣誉和极大的支持。

在此,提出一个问题,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旁观者,一方面是美国学者的历史文献研究,一方面是俄罗斯方面创作的记录电影,究竟相信谁?美国学者卡森·坎宁安在《美国梦》这部历史研究著作中,有关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美苏篮球对决这一历史事件研究,主要论据完全引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报道与评论文章,详见该书第8章引文列表(第449-453页)[1]。鉴于这两大美国主流政治报刊固有的对外政治倾向,这种做材料的态度和方法有违学术研究的中立性和严谨性原则。俄罗斯方面拍摄的电影《绝杀慕尼黑》,介于故事片和记录片类型之间,尊重篮球训练比赛的基本规律、历史背景与逻辑性、常识,建构了电影世界中的历史真实。我们应该相信谁?作为严谨考证的“历史研究”或许并不可靠,作为娱乐至死的“电影艺术”或许更接近历史真相。

歷史是伟大的,值得铭记的;又是黯淡的,难辨是非的。后人努力找寻历史的蛛丝马迹,力求拼出历史文化的“马赛克”。以历史影像资料为依据的电影创作所蕴含的内在逻辑性和严谨性,可以作为体育史研究类型化的考证及补充,是对历史文本研究的证伪或确认过程。从文本到影像,让人们坚定对历史的看法,形成基于民族历史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对于民族历史和体育观念的形成发展,是体育电影中历史真实的价值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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