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蕾

唐朝酒文化中的西域元素

王瑞蕾

（龙门石窟研究院，河南 洛阳 471000；保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唐朝疆域面积广大、国力强盛、开放包容、民族众多，唐朝文化异常多样璀璨，这其中包括唐朝的酒文化。在丝绸之路东西往来频繁的基础上，唐朝酒文化中的西域元素众多，如从西域引进的葡萄在唐朝种植广泛，中唐之后，葡萄酒酿造技术亦被唐朝引进，在全国推广，成为广受欢迎的酒的品种之一。再如来自波斯的三勒浆酒酿造技术通过来唐胡人引进推广，三勒浆酒亦成为唐朝非常流行的酒的品种之一。更为具有特色的是胡人酒肆中貌美如花的胡姬，在唐人笔下跃然纸上。胡姬酒肆中的酒器，亦充满异域风格。唐朝酒文化中的这些西域元素，构成唐朝酒文化的主要特征，成为唐朝璀璨文化的一个缩影。

唐朝；西域；酒文化；葡萄酒；三勒浆酒；胡姬；酒器

唐朝是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璀璨的朝代之一。唐朝疆域领土面积广大，《旧唐书》：“东至安东（高句丽），西迄安西（吐鲁番），北起单于府（大漠南北），南至日南（今越南境内）。开元二十八年，全国共328个郡府，1 573个县。”[1]唐朝民族政策包容，唐朝政府通过羁縻府州的形式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笼络到广大的唐朝疆土范围内。各民族交流频繁，西经吐蕃，可达印度，通过丝绸之路可以到达高昌、伊朗、波斯、大食。经长安、洛阳，通过隋唐大运河可以到达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马来半岛，南可经过南诏到达日南，北可越过大漠到达突厥。正是因为唐朝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各国各民族交流融合频繁，文化繁荣多样。

与盛唐匹配的酒文化也繁荣多样，酒文化在继承传统的酒文化基础上，融合来自于西域各族文化，呈现出璀璨夺目的特点。本文主要探讨唐朝多样的酒文化及其中的西域元素，如从西域引进的葡萄在唐朝种植广泛，中唐之后，葡萄酒酿造技术亦被唐朝引进，从而使葡萄酒在全国推广开来，成为广受欢迎的酒的品种之一。再如来自波斯的三勒浆酒酿造技术通过来唐胡人引进推广，三勒浆酒亦成为唐朝非常流行的酒的品种之一。更为具有特色的是胡人酒肆中貌美如花的胡姬，在唐人笔下跃然纸上。胡姬酒肆中的酒器，亦充满异域风格。唐朝酒文化中的这些西域元素，构成唐朝酒文化的主要特征，成为唐朝璀璨文化的一个缩影。

1 西域东传之葡萄酒和三勒浆酒

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葡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2]

唐朝酿酒技术日臻成熟，名酒种类繁多，但初唐仍然擅长酿造传统的粮食酒，如郢州富水、乌程若下、岭南灵溪博罗、宜城九酝、浔阳湓水属于南方用稻米酿造的清酒。长安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属于用高粱、糜子酿造的粮食酒。对于果子酒或植物酒的酿造技术则是从西域学习而来，如河东乾和葡萄酒酿造技术是从高昌学习而来，三勒浆酒则是从波斯学习而来。

1.1 葡萄酒

葡萄和葡萄酒均引进于西域地区。

葡萄原产于大宛，于西汉传入中原地区。《史记》曰：“大宛以蒲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汉使取其实来，于是……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3]《汉书》曰：李广利为二师将军，破大宛，得蒲萄种归汉。又曰：“张骞使西域还，得蒲萄。”[4]葡萄在当时为稀缺之物，甚至连皇帝都很少能吃到，《北齐书》曰：李玄忠曾贡世宗蒲萄一盘，世宗报以百练缣。《唐会要》曰：高祖赐群臣食于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陈叔达执而不食，高祖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能得。”[5]可见到了唐朝，身为朝廷高官的陈叔达都视葡萄为稀有之物。

至于葡萄酒，也是在汉代引进，中原尚不能自己酿造，所以在经过漫漫黄沙由驼背上运来的葡萄酒异常珍贵。史载东汉孟沱以一斗葡萄酒遗张让，得梁州刺史。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为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可知唐太宗不仅将马奶葡萄引入长安皇家苑囿种植，而且将高昌的葡萄酒酿造技术引入中原，并亲自酿造葡萄酒。唐太宗酿造的葡萄酒非常成功，色泽鲜艳，味道鲜美，颁赐给群臣，此时京城的权贵才知道葡萄酒的味道。

在太宗种植马奶葡萄、酿造葡萄酒成功之后，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下移至民间。中唐以后，葡萄的种植、葡萄酒的酿造均日益普遍。

北宋朱翼中的《北山酒经》“葡萄酒法”对唐朝葡萄酒酿造方法记载详细：酸米用甑蒸，上气之后，“用杏仁五两，去皮尖，葡萄二斤半”洗干晾干，去子皮，与杏仁同于砂盆内，用熟浆三斗慢慢旋转研磨，再用生绢过滤。之后和蒸熟的米和在一起，晾凉后放酒曲。“候一二日，如蟹眼发动，方入曲三斤、麦蘖末四两搜拌，盖覆，直候熟，却将前来黄头并折澄酒脚倾在瓮中，打转上榨”。

唐朝中期以后，上到皇室贵族、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都非常喜爱饮用葡萄酒，此时与葡萄和葡萄酒相关的诗文不断涌现。如杨贵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李白《清平调词三首》：“太真持颇梨（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此处盛放葡萄酒的玻璃杯亦是从西域引进，中国尚不能生产玻璃。美人美器美酒从诗文中呼之欲出，画面非常美丽。再如李白《对酒》：“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这里盛放葡萄酒的金叵罗亦是来自于西域的酒器。

《襄阳歌》：“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鸬鹚杓、鹦鹉杯均是具有西域特色的酒器。

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刘禹锡《葡萄歌》：“自言我晋人（太原地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

元稹的“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

《唐景龙文馆记》曰：“四月上巳日，上幸司农少卿王光辅庄。驾返顿后，中书侍郎南阳岑羲设茗，饮蒲萄浆，与学士等讨论经史。”可见唐朝达官贵人以葡萄酒作为待客之常物。

葡萄种植的广泛和葡萄酒酿造的普遍与唐代日益增强的国力密不可分。汉代以来，葡萄虽然引入中原地区，但自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一直战乱，中原地区被五胡十六国占领，广大贫苦百姓食不果腹，不可能种植葡萄。一直经过隋朝、唐朝初年经济的恢复，中唐、盛唐之后，在经济富庶的条件下，葡萄得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葡萄酒的酿造也推广开来。

1.2 三勒浆酒

三勒浆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三勒之一的庵摩勒生长于我国南方地区，其作为一种解蛊毒之药物，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卷第三记载：“菴摩勒味苦甘寒无毒，主风虚热气一名余甘，生岭南交广爱等州。”西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南方草木状卷上”记：“庵摩勒树叶细似合昏花，黄实似李青黄色，核圆作六七棱，食之先苦后甘，术士以变白须发有验出九真。”余甘《海物异名记》：“庵摩勒果，圆莹如珠，食之余味始甘，能蠲蛊毒，山谷以其先苦后甘，名之曰’敢子’。”至西域胡人来华之后，才将庵摩勒之花采摘用来酿酒，《本草纲目》第二十一卷草部：“陀得花志曰：味甘，温，无毒。主一切风血，浸酒服。生西域，胡人将来，胡人采此花以酿酒，呼为三勒浆。”

三勒之中的毗梨勒生长于西域及岭南地区，最初同样是作为药材使用，“毗梨勒味苦寒无毒，功用与菴摩勒同，出西域及岭南交爱等州，戎人谓之三果”[6]。

三勒中的诃梨树，生长于广州山村之中，南方人常用诃梨树果子加上其他草药，如甘草等煎水食用，据说有消食疏气等作用。叫诃子汤。“广之山村皆有诃梨树，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涩，皆是陆路。广州每岁进贡，只彩兹寺者。西廊僧院内老树下有古井，树根蘸水，水味不咸。院僧至诃子熟时，普煎此汤，以延宾客。用新诃子五颗，甘草一寸，并拍破，即汲树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绿乳，服之消食疏气，诸汤难以比也。佛殿东有禅祖慧能受戒坛，坛畔有半生菩提树，礼祖师啜乳汤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广州来，能煎此味，士大夫争投饮之”。

根据史料记载可知，在唐朝之前，三勒只是作为一种药用植物煎水服用。至唐朝，来中国的波斯人带来了三勒浆酒的酿造技术，波斯人将这三种植物和在一起酿成的三勒浆酒，既解暑祛瘟，又健脾消食，融合了药用功效的三勒浆酒成为当时京城中的名酒。

2 唐朝酒肆中的胡姬

中亚、西亚的粟特、波斯、大食商人善于经商，他们往来于东西方之间，成为文化传播交流的使者。这些胡商经商至唐朝，在唐朝各大中城市定居或短暂居住，他们经营的项目一般为酒肆或香料行业。胡商也会带上大量的女奴到东方贩卖，如吐鲁番出土的唐垂拱元年（685）的案卷中，记载着昭武九姓康国中一个叫做康尾义的商人，携带着十五名吐火罗、中亚、印度的女奴，途经吐鲁番去往长安贸易。这些西域女子到达唐朝各大城市中，一般被贩卖到酒肆旅店中，成为标志性的招牌。

在唐朝的胡商酒肆中，多为胡姬卖酒。因胡姬的异域美貌与能歌善舞倍受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的推崇，对酒店的营业额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早在汉代就有关于胡姬的描写，清代沈德潜《古诗源》卷二“汉诗”记：“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窕窕，一世良所无。”

这些波斯、粟特的女奴大概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被贩卖到中国，从诗中可以看出年轻的胡人女子在阳光明媚的春日，身着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戴陕西蓝田玉，发髻上摇曳着来自大秦的珍珠配饰。再配上其高鼻深目的特色长相，足以成为酒肆的一大特色。

唐诗中多有描写胡姬的语句，如李白的“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欲安归”“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少年行二首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7]。

再如李白的《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李白的诗歌当中有许多对于胡姬、对于葡萄酒的描写，可见其对异域文化情有独钟。

此外章孝标的《少年行》：“平明小猎出中军，异国名香满袖薰。画榼倒悬鹦鹉嘴，花衫对舞凤凰文。手抬白马嘶春雪，臂竦青骹入暮云。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笑上胡姬卖酒楼，赌场赢得锦貂裘。酒酣更欲呼鹰去，掷下黄金不掉头。”

不仅在中原地区有胡姬，在边关中也有胡姬的身影。如岑参在边塞生活多年，他的诗歌中有很多对于边塞胡姬的描写：“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置酒高馆夕，边城月苍苍；军中宰肥牛，堂上罗羽觞；红泪金烛盘，娇歌艳新妆。”这是岑参描写的交河龙泉馆的夜色，凄凉的夜色与堂上旖旎的胡姬形成鲜明对比。还有“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等。

再如《杂歌谣辞·敕勒歌》：“敕勒金隤壁，阴山无岁华。帐外风飘雪，营前月照沙。羌儿吹玉管，胡姬踏锦花。却笑江南客，梅落不归家。”苍凉的阴山大漠与胡姬锦花反差强烈。

这些中亚、西亚的胡人女子，随着胡商沿着丝绸之路被贩卖到中国，一般进入胡人酒肆之中当垆卖酒。她们能歌善舞，具有鲜明异域风情，与葡萄酒、三勒浆酒一样成为酒肆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元素，融入唐朝多元的酒文化之中。

3 唐朝酒器中的西域元素

唐代胡姬酒肆中的酒器也充满异域风格，有的是中亚的粟特风格，有的是波斯王朝的萨珊风格，有的是罗马的拜占庭风格。唐朝的酒器除了从汉代流传下来的尊以外，又出现了新的酒器——酒注和酒杯。

我国曾长期饮用凉酒，魏晋以降，名士流行服用五石散。服散之后须服用温热酒，不尔，百病生焉。自此以后，古人开始饮用温酒。唐代饮温酒之风渐盛，盆形的尊散热太快，故而出现了酒注以及配套的酒杯。

酒注如图1吸收了西域文化的“唐三彩珍珠地贴花兽面纹凤首壶”，这种造型吸收了波斯萨珊和粟特金银器“胡瓶”，巧妙地将外来文化和传统工艺结合在一起。

酒杯，如图2的白釉绿彩把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咖啡杯。唐朝的这类酒器一般装饰有连珠纹及胡人形象，具有波斯及粟特风格。再如图3“唐三彩鹦鹉杯”，鹦鹉在印度、波斯等被视为吉祥的鸟类，显然鹦鹉杯造型也是从西域传播而来。还有图4“唐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酒器通体由一块红色夹心玛瑙制作而成，我国所产玛瑙以白、黄、淡青者居多，红色则甚为少见。据文献记载，此种红色夹心玛瑙多产自中亚、西亚地区。这种底部设流及兽首装饰的角杯亦起源于西方，由古希腊、波斯、中亚地区渐次传来。《旧唐书》中记载：“开元十六年（728），大康国进献兽首玛瑙杯。”可知兽首玛瑙杯亦是来自于西域地区。

图1 唐三彩珍珠地贴花兽面纹凤首壶

图2 白釉绿彩把杯

图3 唐三彩鹦鹉杯

图4 唐镶金兽首玛瑙杯

唐代酒文化中的西域元素众多，民族融合特点浓厚，这和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唐朝前期统治的少数民族血统，征战沙场的丰富阅历，使其制定的各项政策具有包容与自信的特点。统治基调确定，国力日渐强盛，经过中宗、武则天的推进深化，到玄宗时，唐朝达到了盛世景象。盛世之下的唐朝人民把酒言欢，对酒高歌，沽酒吟诗成为寻常之态，酒的需求日益增长，酒文化在盛唐频繁的东西交流中也异彩纷呈，从而创造了唐朝风格鲜明的酒文化。这和宋代酒文化的精致、元代酒文化的豪迈、明清酒文化迥然不同。

[1]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998．

[2] 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60．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1006

[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587．

[5] 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53．

[6] 黄仲昭.八闽通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56．

[7] 曾国藩.十八家诗抄[M].长沙:岳麓书社,2009:120.

Western Region Elements in Wine Culture of Tang Dynasty

WANG Ruilei

(Longmen Grottoes Research Institute, Luoyang, Henan 471000, China; College of Heritage and Museums,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With a vast territory, the strong national power, the great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the multitudinous nationalities, Tang Dynasty had an extremely diverse and brilliant culture, including the wine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frequent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long the Silk Road, there were many element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wine culture of Tang Dynasty. For example, grapes imported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were planted extensively in Tang Dynasty. After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wine-making techniques were introduced into Tang Dynasty and sprea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beca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wines. Then from Persia, the technology of making Sanle wine was introduced and popularized by the people of Tang Dynasty. Sanle wine also beca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wines in Tang Dynasty. More characteristic is the beauty of Huji, described in the Tang People's writings, in the wine shop of Hu people. The wine vessels in the Huji wine shop were also full of exotic styles. These Western region elements in Tang Dynasty wine culture constitute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ang Dynasty wine culture, and became an epitome of Tang Dynasty splendid culture.

Tang Dynasty; Western Regions; wine culture; grape wine; Sanle wine; Huji; Wine vessel

10.3969/j.issn.1673-2065.2020.04.002

王瑞蕾（1982－），女，河北保定人，讲师，历史学博士。

河南省博士后科研项目《龙门石窟石刻文献所见丝路沿线外国与少数民族资料整理及其文化内涵研究》（19030102）

TS971

A

1673-2065(2020)04-0007-05

2020-01-28

（责任编校：李建明 英文校对：李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