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中华民国海关贸易报告显示，全年进口铅笔所耗资金为150万元，这引起了一些归国留学生的注意。他们知道铅笔制造并非尖端工艺，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一状况。

1936年，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大煜决定邀请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一家铅笔厂，实现国货自强的目标。以张大煜、赵忠尧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与社会上的各种救国行动汇成一股民族自强的洪流。赵忠尧曾回忆：“我日夜苦思焦虑，想找出一条可以立即生效的救国道路。我曾尝试了多种途径：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工业救国等，尽管碰了不少钉子，但毕竟身体力行，尽了努力，从各个方向试着去做一点于国家民族和老百姓有益的事。”

张大煜、赵忠尧等人一拍即合，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并在友人中筹集资金，最终共筹得大洋2000余元。严济慈是赵忠尧的学长，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职，素有提携后学之风，得知好友创建铅笔厂，便立即投身“工业救国”。

他们从德国进口了制芯机这一关键设备，就开始试制铅笔。教化学的张大煜负责试制笔芯，教物理的赵忠尧亲自和技工们一起进行笔杆及成品试制。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拿出了满意的铅笔小样，准备正式生产。然而，时势难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危急。北平无法建厂，于是南迁上海，并将厂名定为“长城铅笔厂”。（摘自《团结报》，方黑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