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师黄永玉写过一幅令人莞尔的字——“世界长大了，我他妈的也老了”。96岁的他，可谓一部活着的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史——从一介辍学流浪的湘西少年，到誉满海内外的艺术大师，他这一生历经数次时代动荡，却又机缘不断，与当代最杰出的一批人物为友；他怀着对生活的“爱、怜悯、感恩”，将丰富的生命经历融入到创作中，并以对世事的洞见和豁达的心性，将自己的人生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传奇”。

无师自通的“天纵之才”

1924年，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后，父母带他回到了老家凤凰，这里民风悍勇、自由、浪荡，将幻想与生活上最现实的部分糅合。他终生都在追念凤凰，因为它“那么厉辣，那么雄强，那么狠毒，那么讲究文化，那么五脏俱全，又那么妙趣横生”。

黄氏家族是凤凰有名的书香门第。祖父曾开办凤凰第一家邮局和第一家照相馆；父亲不仅是当地男子学校校长，还画得一笔好画；母亲则是当地女校的校长，是一位带着学生跳现代舞的新女性；表叔沈从文，更是享誉中外的大作家……

正是在这方灵秀水土、这种家族家风的滋养下，才走出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大师黄永玉。

黄永玉说：“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

1937年，未满13岁的半大伢子黄永玉离开家乡，几经辗转到达厦门，入读集美学校初中。但不久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战火中的教育断断续续，他初中留了五次级，同学们都叫他“黄留级”。几十年后开同学会，他送了画，落款就写“一个1937的留级学生”。

在艰难时世中，这个顽野的少年开始自学木刻，并很快崭露头角，14岁就成了中国东南木刻协会最小的会员。可惜时局动荡，他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了，开始了“人生大学”的历程。他一路流浪到福建的德化、泉州、仙游、长乐和江西的赣州、信丰、安息等地，当过瓷厂小工,干过码头苦力，做过战地服务团团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他漂泊了8年，从13岁到21岁，与抗战八年差不多重叠，一个人的漂泊故事从而与家国的命运起伏紧密联系在一起。

少年流浪世界，用脚板行走几千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其中艰苦自不待言，但在他晚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却只有短短一段话：“一千里？二千里？三千、四千、五千难计算，就靠两只脚板不停地走。那时候，两眼务必残忍，惨绝人寰的事才吞得下去，才记得住。”

在这期间，黄永玉迸发了全部创作激情，并凭刻木刻、画画的身份，结识了许多终生的朋友，成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中的新锐创作者。有人说他简直就是个无师自通的“天纵之才”，不论国、油、版、雕、书法、篆刻以及诗文之类，他一学就会，一会就精。

从来没有丢失自己的艺术大师

1946年春天，黄永玉与初恋张梅溪在赣南结婚，从此相伴终生。同年他们辗转到了上海，1948年再次漂泊到了香港，直到1952年满怀希望回到北京，才结束了漫长的漂泊。黄永玉被安排到中央美术学院担任讲师教版画，很快晋升为最年轻的教授，并以木刻代表作《春潮》《阿诗玛》轰动中国艺术界。

平静的日子没持续太久，1957年之后的十年，他遭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低谷时期。当妻子忍不住为他哭泣时，他却坚定地说：“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其实他自己也哭过一次，那是他读到巴尔蒙特的“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世界”这句诗时，一向坚强的他忍不住哭得像个孩子。现在人们谈起黄永玉，总是说他“好玩”，但这个词在他身上有着别样意味，这其实是他应对多舛命运的一种人生智慧。

上世纪70年代后，黄永玉先后在国内外举行了数十次个人画展，赢得了空前盛名；他设计的中国首枚生肖邮票《庚申年》金猴邮票成了收藏界的神话，设计的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他还荣获了中国美术最高奖“中国美术金彩奖成就奖”、意大利最高荣誉奖“司令勋章”，亦是首次获得“奥林匹克艺术奖”的中国人，并于2011年成为中国国家画院首批院士之一。可他除了比以前更勤奋外，看不出别的变化，他说自己“苦的时候能撑得住，好的时侯也不飘飘然”。他的一些学生曾说要成立一个“黄永玉画派”，他写信臭骂了他们一顿：“狼才需要成群结党，但狮子不用。画画就要独立思考，自己创作自己。”有年轻网友在微博上问他：“您一生当中最骄傲和最失意的事情是什么？”他答道：“我一辈子没有什么骄傲和失意的，我从来没有丢失自己。”

初恋女友梅溪74载的丈夫

与艺术相比，黄永玉更“钟情”的是自己的爱人。1942年，18岁的他在江西遇见陪伴一生的爱人张梅溪，“一个广东姑娘，皮肤黑黑的，讲国语带浓重广东腔，人和和气气，穿着打扮按平常标准来说，稍微洋了一点”。他们一起逃难，一起面对人生坎坷，直到死亡才把他们分开。

他们的爱情就像部浪漫小说。梅溪的父亲是位军官，她身边也不乏追求者，而黄永玉只是个流浪的穷小子。黄永玉回忆他的求爱经历，那时他刚学会吹小号，于是每日站在窗口等她上班，“老远看到她我便吹号，像是欢迎她似的。”一天，黄永玉问她：“问你个问题，假如有人爱你了，你怎么办？”梅溪说：“你为什么现在才问？你问，我早答应了。”但梅溪的家人反对，于是她不顾一切偷跑出来找他，那天两人安身的旅馆“就是土炕上堆一堆鸡毛，晚上就靠着鸡毛御寒”。1946年，他们在好友们的见证下成婚了。

结婚50周年时，黄永玉特意买了一把小号，豪气地问梅溪说：“想听什么？”哪怕他已是名满天下的艺术大师，但他最骄傲的身份还是初恋女友梅溪的丈夫。他给梅溪写情诗，“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

2020年5月8日，98岁的梅溪去世，96岁的黄永玉为夫人手书讣告——“尊敬的朋友：梅溪于今晨六时三十三分逝世于香港港怡医院。享年九十八岁。多年的交情，因眼前的出行限制，请原谅我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您。”讣告仅5行，短短57个字，却饱含了他们74载相知相守的深情。

文化大师们的知己

这一生，黄永玉谈得最多的人莫过于表叔沈从文了。他们既是亲戚，又是同道，更是知己。在谈沈从文的文字中，黄永玉写得最鞭辟入里；在论黄永玉的文字中，沈从文写得简直就是夫子自道。1982年，黄永玉曾陪80岁的沈从文重返阔别近60载的故乡。后来沈从文去世前还忆起此事，对他说：“多谢你带我回凤凰。”黄永玉在表叔长眠之地写下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90岁时他出版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卷首手书了一行字“爱，怜悯，感恩”——这是表叔对他说的，他念念不忘，预备作为自己的墓志铭。

沈从文还将得意弟子汪曾祺介绍给他认识。1946年，汪曾祺在见过黄永玉次日就写信给老师，热情称赞对方是个“小天才”，说：“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之后在上海的两年里，两人每到周末必相聚同游。汪曾祺于黄永玉是知己，汪曾祺去世后，他说：“这样的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

当黄永玉1948年漂泊到香港后，他还与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两位传奇人物查良镛（金庸）、陈文统（梁羽生）成了《大公报》的同事。在香港他迎来了艺术丰收期，却也意外遭遇了一些批评。他当时倍感委屈，查良镛和另一位朋友帮他出主意，最后三人合作写了一份辩白。

1953年，黄永玉一家离开香港到了北京，从此与查良镛难得一见。但当查良镛连载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远在北京的黄永玉热心逐句细评，详加分析，这本书出单行本时还准备附印他的评注。1981年，阔别近三十载的两位老友在北京相见，黄永玉如多年前一样叫查良镛“小查”，查良镛慨叹：“现在香港叫我小查的人没有几个了。”

有诗云，“故人星散尽，我亦等轻尘”。步入老年后，漫谈成了黄永玉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他不哀不怨：“我原来最小，现在成最老的了。”这个96岁的老人的内心深处，总是想着自己的朋友们。

自诩为90后的耄耋老人

黄永玉写过《比我老的老头》，但他本人是不认老的。90多岁又如何？他觉得自己就是90后。

他83岁时曾登上男性时尚杂志《时尚先生》封面，成为最酷的“时尚先生”；86岁时他再展抱负，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并于90岁时出版第一部，92岁时出版第二部。这部近百万字的长卷在上世纪40年代已动笔，历经时代动荡，几次停辍，经过一甲子的磨砺才得以续写。

他说：“一个老头儿要到了90岁，脸上、身上都长了青苔时才来出这部书，是喜剧也是悲剧。”他在写作中朝向故乡，回溯生命的来路，打量着自己是怎么一点儿一点儿长成的。他打趣自己：“看来100岁之前是没时间玩了，争取活到把自传写完。”

如今，在凤凰老家的木板墙上仍然留有他4岁时写下的歪歪斜斜的几个字：“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回忆这些年的创作生涯，他说：“我没浪费过一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