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露涵

摘要：姜文在拍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时便已自觉形成了专属的作者风格，该片在坚守还原真实青春本色的基础上，突破过去的样板戏电影和宣扬政治思想两种窠臼表达，将青春电影重点复归到青春期少年本体，着眼于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发育脱节所导致的异态，构建出“去相似性”“去时代性”的独特青春电影美学：在破灭与重构、暴戾与温顺、反叛与怀念之间互相对抗行进又互相中和包容的二元式和谐美学。这是国产青春电影艺术表达的丰富，更是对新时期以降青春电影的启示。

关键词：《阳光灿烂的日子》 青春电影 青春电影美学 青春期

自2010年起，微电影《老男孩》和台湾青春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在口碑上持续升温，不仅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和支持，还将怀旧叙事的标志性手法捧上了高潮，而后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同桌的你》《匆匆那年》等带有“怀旧标签”的青春电影蜂拥而来，长时间呈现泛滥之势的怀旧青春片已引起市场的审美疲劳，也引来了主流媒体的讨伐。张惠瑜的评论《青春片需要多种可能性》直指当下的青春电影，“……几乎都诉诸单一的‘怀旧，不管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对90年代大学校园的追忆，还是《匆匆那年》对2000年前后中学校园的唯美展现，都力图唤起观众对逝去的青春年华的怀念。这些刚刚成年或进入中年的青春回想多少显得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因此，重新審视《阳光灿烂的日子》所富含的青春电影美学价值，寻求青年一代文化观念解释的多样性，无异于是在帮助当下青春题材电影另辟蹊径。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阳光灿烂的日子》可称得上是中国电影史上，也是中国文化史意义上的第一部青春片。 “青春如同化冻的沼泽”，充斥着不确定的危险，也氤氲着跃跃欲试的骚动。裹挟着生命苏醒和性欲萌动的青春期，同时也是一个经历着未被法律承认、未被社会接受为一个真正个体的尴尬年龄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便是基于这样一个对青春的理解，坦然流露出对这一切混乱的迷茫和强烈反抗。

破灭与重构：边缘青少年的自我认同与群体接纳

青春期时期，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开始凸显出两个矛盾，即主观自我和客观自我的矛盾、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矛盾。埃里克森从精神分析和青春期社会心理特征入手，指出“人类在青春期一般都要经历一个最终通向对自我价值——或者对他所谓的自我认同——有所感知的阶段”“青少年是通过‘角色扩散”。

影片的开篇，马小军面对父亲的离家没有丝毫不舍，但却在眼神中充满着对军人的向往。时代特色的渲染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得“英雄主义”的种子在马小军的心中萌芽。马小军的英雄主义情结还体现在他的角色扮演和角色扩散上，别上父亲的肩章和勋章，昂首阔步地走向镜子面前，上一秒还在给自己喊口令敬礼，下一秒便开始扮演起红色革命电影中的领导者形象。马小军并不是同龄孩子中的领袖，他表面上看起来满不在乎，可当抽烟、“拍婆子”、碴架时他往往便会很努力地表现出得心应手的样子，却大多都是力不从心。想要被他人重视、得到他人肃穆的虚荣想法，便是青春期的共性。

当马小军等人在演出厅门口“拍婆子”时，马小军被警察抓去调查，不仅武器被缴，还要坦白交代自己的家底，瞬间被吓得涕泪横流的他最后连自己的皮带都不敢要回来。幻想出来的英雄气概在现实面前烟消云散，可马小军立马又在自家的镜子面前重振旗鼓，模仿刚刚耀武扬威的警察口吻，假想他们向自己跪地求饶还得找回腰带，这是马小军行为上的角色扩散。镜像和阿Q精神二者结合形成的自我幻想，在马小军看来是英雄气概的重新鼓舞，但实则反映出马小军性格的软弱和内心的胆小。马小军从最初隐秘性的英雄主义心理活动，到逐渐外化为角色扮演，使得马小军内心产生出对自我的高度认可，促使他会对外在的群体也展现出若隐若现的自信心。

马小军固然胆小怯懦，但他为了得到小集体的接纳和信服，还是会鼓起勇气参与一系列反叛活动，这也是他能够存在于这样一个叛逆集体之中的原因。凭借着形势的混乱，马小军成功伪装出强大的气场，报复划伤羊搞的那群人时，马小军直到最后仅剩一人被包围时，才拼了命去打人，明明那人已放弃反击，马小军仍像是在彰显自己凶狠勇敢一般继续殴打。群体的接纳给了反复在自我认同和现实打击之间徘徊的马小军持续不断的安全感，但为了证明自己的马小军也会因按耐不住的本能冲动而受到群体的排斥。当马小军再次把幻想当成现实，他误以为自己已经和米兰告白过，但米兰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依旧和刘忆苦保持亲近关系，气急败坏的马小军选择用强暴的方式强调自己的存在感，也以这种方式宣扬自己的感情。这无疑是违背了以刘忆苦为首的群体规则，不被社会认可、更不被群体接纳的马小军受到了孤立和排挤，现实的强烈打击使他无法再次实现对自我认同的角色扮演，他以为高呼米兰的名字从跳水台跳下去可实现逆转，幻想他可通过一个真实、独立的反叛行为来实现与道德、与规则、与伙伴、与暗恋对象的和解，但结果却不尽人意。

破灭与重构不断在马小军的内心世界里交替上演着，他为了实现自我认同，强迫自己得到群体接纳，群体接纳也能反向帮助马小军提高自我认同感，却也因为追求更高的自我认同而被群体所排挤。青春期驱使着迷茫又自恋的他做出了种种矫情的行为，他不愿让他人知道自己虚荣的内心和躁动的本能，但当这一切都与他的自我认同产生直接关联时，他便会为了实现自恋式的自我认同而不顾及伦理道德、法律条款的约束。这样的马小军扭捏而又大胆，困惑而又露骨。

暴戾与温顺：青春期少年的泄欲幻想与现实偏差

青春期成长的过程是从儿童过渡到成年人的阶段。对于儿童来说，有着戏剧化的成长经历则意味着他人对内心对自我成长的认可，也意味着他人对自身成长的认可，当戏剧化的成长经历并未能顺利实现时，儿童自认为的蜕变式成长也就无法实现，因而，最终会因现实与理想的偏差而陷入自我怀疑的困境。

马小军对米兰的喜爱很单纯，尽管他为了炫耀自己的男子气概，也会把别人做的英雄事迹安在自己头上，但他对米兰的渴望也只是停留在像姐姐一样的亲密相处，性意识的萌动对他来说只是内心的困惑而非伤害他人的武器。直到比马小军更为年长、成熟甚至更具有“英雄”经历的刘忆苦加入了他们并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团体的新领袖时，马小军的自我认同不仅出现危机，他满足自己英雄欲望和领导欲望的途径也被斩断。马小军开始对爱情和性产生极强隐私性和理想化美感的想法，因而他本能的反应即抗拒于北蓓对自己“作秀式”的强吻。在马小军看来，于北蓓就像是这个小团体里的“交际花”，共有便是她的本质。刘忆苦的出现，将他原本自己独有的米兰变为了一个新的团体共有财产。

而后马小军发现，米兰和刘忆苦已经要好到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暧昧共舞，游泳时又发现米兰并不是自己所期待的那个干净无染且只属于自己的女孩，彪哥的出现和刘忆苦的独当一面越发让马小军察觉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所以，当刘忆苦和马小军等人在莫斯科餐厅聚餐时，马小军内心的焦虑和愤怒已达到顶峰。同是寿星，米兰给刘忆苦送的是纯白的围巾和一本诗集，给他的却是一条受到众人调侃的红色游泳裤，企图扳回一城的马小军通过玩游戏才从米兰那里占到一丝便宜，即使这样，他还是因为一些小事把怒气撒向米兰，刘忆苦当仁不让站出来替米兰出头，怒不可遏的马小军用碎玻璃刺向刘忆苦。尽管这都是在马小军的幻想中完成的，但可以看出他的占有欲望和攻击欲望已十分明显，想要发泄欲望的冲动和现实的严重相悖使得他变得情绪化，易怒、骚动而又沉闷，他把自己的欲望深深地埋藏在和眾人的嬉笑打闹之中，埋藏在自己脑海的幻想之中。

之后，马小军企图强暴米兰，也是出于内心对于初恋的不安和焦虑，不知如何完成自己内心想象的英雄式告白，也不知该用什么方式挽回初恋对象。马小军面对真实处境的无力和自卑是他反复挣扎也无法改变的，他最终的成长经历将会指引他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或许他内心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扭捏且复杂，心理的萌动、身体的叫嚣、欲望的冲动和鼓噪弄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带着无恶意、无肉欲色彩的纯洁暗恋为什么突然之间无疾而终。表现在暴戾与温顺之间的马小军有着丰富而又真实的青春期少年心理，青春所携带的单纯也随着痛苦和矫情自我挣扎而不断被打压，但马小军始终都是懵懂的样子，他带着自己孤注一掷的勇气登上跳水台，认为人们会重新接受他。

反叛与怀念：“文革”时期的童年显影与中年追溯

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反映“文革”但又不是“文革”，恰到好处的“文革”色彩使得影片更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一切关于那个夏天的残酷和美好也被紧紧封锁在了历史之中。影片以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告诉观众，文革带给人们的不仅仅只有不能提及的伤痕，还有一种专属于那个年代才有的激情和热爱。关于“文革”，在马小军的青春中只留下了短暂的烙印，更多的是给了马小军等人恣意放纵的时空自由和无所顾忌的青春遐想。20年后，马小军的回忆里，只有与过往年代紧密的精神联系和怀念。

元叙事手法是贯穿本片的一大特色，朦胧耀眼的光影效果一瞬间把观众拉入那个充满故事的时光中，但戏谑、调侃般的旁白又能在关键时刻将观众从记忆的混沌中拉出来。前与后看似矛盾的手法才正是影片的高超之处，所有的情节都是基于马小军真实的情感衍生出来的，但虚假的记忆也恰恰反映出马小军的渴望与弱小，这同样也是马小军真实的情感。矛盾着的两种情感不断挤压着马小军的记忆，也是在不断唤起观众的青春。“我不断发誓要老老实实地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便有多么大，我悲哀地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元叙事手法营造出的间离效果旨在消解回忆的真实感，或者说是为了还原事件的真实模样，唯有影片在间离之前就已达到了故事所需要的真实感程度，才能把元叙事手法的作用发挥至极致。

假想在回忆中的不断乱入正可将原本胆小的马小军形象反复拔高，威风凛凛和霸气横生是他的心之所向，反叛和抵抗是马小军在那个自由生长时期的显著特点。但电影全篇都是立足于中年马小军的回忆，他并非为了炫耀自己而讲述故事，他是为了还原真实的青春才讲述故事。二十年的时间，把那个夏天的迷茫和矛盾全都带走了，把昔日离散的朋友又重新还给了马小军。黑白的画面里，众人坐在豪华的加长车上庆祝重聚，并且随时都可转头检视窗外的天安门，但20年后的北京变化太大，物已经不再是从前的物了，人固然都在，可当众人看见傻子并像从前一样对着他喊“古伦木！古伦木”时，傻子冷漠地看向他们骂了一句“傻逼”。傻子都改变了，其他人还有什么理由会和从前一样呢？最不可能变化的人也发生了改变，20年前的青春和真实故事都离开了，带着老北京的模样和每个人的卑琐一并离开了。

结语

“实际上，大家都生活在一个不标准的生活里，但大家很愿意在电影中要求有一个标准的东西存在。”姜文的不标准是设定《太阳照常升起》的疯子妈妈，是设定《让子弹飞》站着把钱赚了的麻匪张牧之，是设定《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真实矛盾的马小军，不同寻常的构想才有了不同寻常的影片。是什么让当下的青春电影失去了“敢想”的能力？《阳光灿烂的日子》结合了姜文与王朔两个人的青春，在光影交错之中显示出一代作者、一代导演的思想和阅历，将饱含着争议的时代背景弱化，将模棱两可的青春感受强化，这样的影片是由真实情感联系的种种事件，矫情与挫折之间的来回折腾构成了那个时候年轻人的青春缩影。唯有这样真实的共鸣，才让这部青春电影的成功变得难以复制。

当下，青春电影对于青年文化和青春文化都有着太过单一的理解，大众文化中的青春符号和消费主义的怀旧构成了大量可复制、可反复加工再生产的契机，很多影片其实不再体现一位导演、一位编剧的思想和经历，而只是为了乘着青春电影浪潮的快帆捞上几笔。殊不知，堕胎、撕逼、车祸等狗血元素和怀旧标签的捆绑式登台，无疑是在错误地重构新时代年轻人的青春，异态、虚假的青年文化在青春电影中毫无根据地滋生，渐渐地，青春影片不仅得不到观众的感情共鸣，也丧失了多样化的发展语境。

尽管如此，近年来的几部青春题材电影还是呈现出了力求真实的青年文化现象，《狗13》展现了青春期孩子对于原生家庭的反抗与无法反抗的无奈，《少年的你》展现了青春期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无法言说也无法反抗的校园暴力，《过春天》展现了青春期女生所努力追求的归属感和他人、自己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残酷青春电影的背后，终于不再是让观众瞳孔炸裂、大脑短路的一系列狗血事件的叠加，而是真正潜伏到青春期少年的生活中所体会到的那些真实而又悲怆的情感，主人公带领着观众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件下都涌动着这些少年焦躁不安的情绪。青年文化不是几个单一符号的粗暴嫁接，青春电影也不该是混迹于电影市场的捞钱工具，青春电影原本就应色彩斑斓。（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赵宜：《新时期以来大陆电影中的青年银幕形象与文化景观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2.石晓芳：《影像青春——九十年代以降大陆青春电影发展初探》，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3.戴锦华：《个人写作与青春故事》，《电影艺术》，1996（3）。

4.王宇洁：《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当下电影创作的美学启示》，《郑州师范教育》，2013（4）。

5.龙明延：《青春题材电影的滥觞与主题呈现 ——谈青春电影中梦想的缺席与情感诉求》，《电影评介》，2014（16）。

6.张成良：《〈七月与安生〉的后青春电影美学》，《电影文学》，201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