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玥

摘要：中国式悲剧有其独特的内在意蕴，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地久天长》是由王小帅导演的一部中国式悲剧电影，影片一上线就广受好评，并且斩获了多个知名电影奖项。影片中人物的塑造、伦理道德的传达、父权文化的体现以及大团圆式的结局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浓郁色彩，而中国式悲剧电影也在其影响下应运而生。文章将从以上四个方面探讨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式悲剧的构建作用。

关键词：《地久天长》  传统思想  中国式悲剧

中国传统思想可以说是自古至今就存在于中国的悲剧小说与戏曲创作之中，其中人物设置凄惨，情节一波三折，但最终都以大团圆的形式结局。中国传统思想发展至今，为电影中的悲剧性叙事提供了思想来源，人物塑造、伦理道德的传达、父权文化的体现以及大团圆式的结局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浓郁色彩，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悲剧电影。

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意识

悲剧作为一种美学范畴，严格意义上来说，源于古希腊的美学思想，是古希腊美学家对古希腊文学特别是其戏剧的理性思考中建立起来的。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作为根本性的悲剧观念是各个民族原始初民与生俱来的观念。这是因为悲剧产生于人类对于宇宙、自然、世界这些与其共存的环境的对立分裂的感受。在中国，单就这一概念而言，显然借鉴了西方美学的思想，但是在经过了长期的发展阶段以后，这一概念绝不能仅限于对西方作品的评价，更多的时候应当应用于本土作品的探索中。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拥有更加深厚的历史底蕴，且在五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从未中断，对于中国人的道德原则、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在客观上造就了中国人对“悲剧”的独特看法。因此，在中国式悲剧的构建中，我们既要认同悲剧这一概念的西方美学来源，又不能局限于其单一的价值意义，而应当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悲剧观紧密联系起来。当然，这种悲剧观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如有些人认为来源于自然的灾难本身具有一定的悲剧属性，也有人认为悲剧性应当是一种超越力量的体现，这种力量无法运用传统的道德观念进行评价。但无论是何种视角，中国的悲剧意识都存在一个一致性的导向，即某种价值被压抑、破坏与毁灭，这也是文章选择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式悲剧构建进行探讨的重要原因。

以民为本：小人物的选择与中国式悲剧的建构

以民为本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平民百姓本身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之中就具有一定的悲剧性，是中国古代戏剧、小说在创作时进行悲剧人物创建的重要选择，关注平民生活是自古沿袭至今的创作思想。《地久天长》的导演是王小帅，属于中国的第六代导演，从这一代生活的社会大背景来看，他们成长于社会体制的巨大变化之中，新思想的冲击使他们在电影领域也在寻求变革。影片中，王小帅以城镇和农村交替作为叙事空间，将镜头聚焦于社会底层或者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和悲欢命运，折射出社会转型过程中小人物的無奈与凄惨。

《地久天长》对小人物进行真实再现，选择了刘耀军和王丽云两个平凡人物作为主角，还原两人20多年来的经历以及内心无法愈合的伤痛，不喧哗，不聒噪，在平平淡淡的讲述中展现两人的悲剧性故事。刘耀军和王丽云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典型人物，他们经历了下岗、被迫打胎、中年丧子、朋友疏远、领养孩子等事件，两人经过了愤怒、不公、挣扎、绝望，最终归于平静，接受不可逆转的结局。王小帅导演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用客观冷静的镜头去记录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用电影去关注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

家国同构：伦理道德与中国式悲剧的产生

家庭伦理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形式，而且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中国文化是从简的，这体现在“天人合一”和“家国同构”的文化理念中。影片将社会问题和个人的命运置于家庭伦理之中，形成个体与社会命运的类同构性。在《地久天长》中所展现的家有两层含义：一是由刘耀军、王丽云以及刘星三人组成的小家;二是由千千万万个小家所构成的大家——国。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政策是息息相关的，张新建被捕是触及了文革期间国家对黑灯舞会的管制，王丽云是在当时“计划生育”的政策下被迫打掉二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导致刘耀军、王丽云夫妻两人双双失业，沈明英下海经商而发迹是受到改革开放这一股春风的洗礼……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受到社会改革大背景的影响，而个人的生活状态和家庭的生存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发展。传统思想用“礼”束缚个人欲望，要求人们在面对“礼”和欲望的矛盾冲突时，要牺牲个人欲望以求社会圆满。

如同冲破困境会造成悲剧，放弃与妥协也是中国悲剧的表现。中国人把“礼”作为最终追求，当个人的意愿与“礼”和道义相违背时，就会放弃主体性的个人追求以达到克己复礼的状态，这也奠定了中国悲剧意识的基调。伦理与道德是影片中刘耀军所面临的难题，可以将其具化为亲情与秩序、友情、爱情之间的抉择，当王丽云怀上二胎、却因为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要被强制打胎时，在秩序与亲情之间，刘耀军在无奈中选择放弃自己未出生的儿子，维护秩序;在自己的亲生儿子星星因自己好友的儿子浩浩而被淹死时，为了自己与好友之间的友情，也为了浩浩能够尽快忘记这件事情而健康成长，刘耀军和王丽云选择南下，只字不提儿子的死因，这是对两家人之间友情的一种维护，又何尝不是两人的隐忍与回避;当刘耀军与茉莉发生一夜情而导致茉莉怀孕之后，面对自己可以再为人父的亲情与王丽云之间的爱情，刘耀军在王丽云选择自杀之后舍亲情而选择爱情，这也是一种妥协后的无奈。

传宗接代：父权文化与中国式悲剧的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父亲处于家庭的中心地位，拥有绝对的权威性和话语权。儒家文化典型的父权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父亲话语的无条件服从，二是传宗接代，三是赡养父母。尽管现如今男女平等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父权文化观，但整个社会的秩序体系仍然是父权占主导地位，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仍在电影中占据主导地位。电影中，刘耀军是一个严父的形象，同样也是父权社会的维系者，他希望能够全方位掌控养子的生活，于是出现了诸如乱翻养子的房间，掌握养子的户口等行为，压抑的家庭环境催生了养子的反叛心理，家庭成为被严苛父法所笼罩的非自由空间，养子的出走使脆弱的重组家庭变得更加畸形。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處的“后”是指男性。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根植于几千年以来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在古代，没有后代是不孝最为严重的一个表现。虽然当今社会已经摒弃了这个落后腐朽的思想，但一些人却在无形之中保留了这种思想观念。电影中，刘耀军母亲的注意力一直聚焦于香火传承上，在星星去世之后，她没有过多地体谅自己的儿子儿媳失去孩子的痛苦，而是脱口而出“这可是独苗啊”，可见她执迷于自己心心念念的传承;刘耀军在接到报喜电话之后，兴奋地对王丽云说：“是个带把的”;在得知茉莉真的将自己的孩子打掉之后，释然中又表现出一种失望，都可以看出刘耀军对后代传承的渴望，而养子最后带着女朋友回归刘耀军，也表现出刘耀军对代际传承的一种执念。

哀而不伤——中国式大团圆与中国式悲剧的结局

家文化的核心就是“善”，它是一种群体观念，强调中和之美，以礼节情。所以，在中国的古代小说、戏曲当中，尽管事件本身具有悲剧性，但最后的结局中都体现着原谅包容伸张正义的“善”的一面。另外，“中庸”思想也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之一，它追寻一种调和，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国人回避矛盾、冲突的思想，从而弱化了悲剧的力量。影片在延续了两个半小时的悲情讲述之后，最终向着大团圆式的结局发展。而这里的中国式大团圆结局一方面是导演对两位孤苦老人的一点善意回馈，给两人一点心灵上的安慰;另一方面也起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教化作用。

弗洛伊德说：“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受到抑制的愿望在无意识中得到的实现，因此，每次的白日梦便是一次愿望的满足。”大团圆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过是对悲剧人物心理上的一点慰藉，可以说是一种虚假性的满足。然而，这样的结尾并不能弥补现实中的损失、缺憾和哀悼，只能更加增强观众的幻灭感和无奈感，就像“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的写作手法。它不仅对事件本身的悲剧性没有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观众对这一悲剧性的感知。影片中，沈浩向两位老人讲出当年的事实，摆脱了内心道德的束缚，刘耀军和王丽云在沈浩正视事实后也可以去拜祭亲生儿子刘星;养子周永福也带着女朋友回归两位老人的生活，两家人都在得子中实现了大团圆结局。但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面对亲生儿子的死亡都不可能毫无芥蒂地面对凶手，养子在一个自己充当代替品的家庭里一旦离去也很难回归，由此更见两人的悲剧性。

结语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思想在中国式悲剧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式悲剧蕴含着中国传统思想的很多观点，不似西方悲剧的直面抨击和咄咄逼人，它以一种平和含蓄的方式娓娓道来，形成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悲剧的中国式悲剧，是一种中国式美学观点所展现的悲剧美。中国式悲剧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而中国式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也饱含着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参考文献：

1.刘牡丹：《第六代导演电影中小人物的悲剧性》，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2.鲁晓娟：《中国式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意义追寻》，《文学界（理论版）》，2010（11）。

3.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