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印两国有着相似的时代机遇与历史分期，中印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成为两国竞争性合作的内理性因素。本文试图以中印文化对比为切入点，着重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印度文化的杂糅性、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印度文化的多样性等方面，对中印竞争性合作进行文化因素的分析。以期将文化因素对中印现状的影响进行梳理，助力于中印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中印;文化;竞争合作

中图分类号：D0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7-0034-03

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中国驻印大使称，中印两国的分量，在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过程中，从未像今天这般凸显[1]。回顾中印两国交往历史发现，中印两国的友谊是历史性的。印度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建者，是印度总理甘地“破冰之旅”后聚焦发展的同行者，更是21世纪开启战略沟通交往新模式的主角。当然，中印关系的前进是波浪式的。中印关系中夹杂着历史遗留问题，在地区和全球领域也存在竞争性因素，但这并不能构成两国未来关系前进的阻碍，相反，可以成为加深两国理解与认识、包容前行的催化剂。此次新冠肺炎肆虐，中印携手抗疫的行动，更说明中印关系砥砺前行的巨大潜力和历史动力。

中印两国人文交流一直是两国交往的佳话，历史潮河里中方的造纸术、蚕丝、瓷器、茶叶和印度的天文、香料等成为中印共筑文化盛况的代表，当今14对友省友城的建设和太极瑜伽的互通更是文明践行者的典范。中印文化交往是两国关系的历史底蕴，彼此的共性和差异也成为两国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重要性因素。

一、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印度文化的杂糅性

印度文化的杂糅性和中华文化包容性具有很大相似性。中华文化自形成后，便在保证自我生存的基础上对外适度开放，在力保自己的精神内核前提下，不断通过吸收消化异质文化实现自我更新，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印度文化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外族入侵史，印度文化不断接受外族文化，但它并没有将外族文化吸收进相对原始的文化内部，而仅将其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纳入整个所谓的印度文化整体。印度文化的杂糅性导致外部文化或是“边缘文化”仅作为整个印度文化大板块或“核心文化”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并未真正将其融入印度文化的骨髓。

印度文化杂糅性和中华文化包容性的共同点，打开了中印两国的怀抱，给予走进彼此的契机，在短期内促成中印合作，为“步入国门”扫清障碍的同时更加快了两国的初次合作进程，成为加速两国交往的有力性因素之一。但印度文化杂糅性中的“非融合”特点，却令两国很难达到“和而不同”的长期合作。印度文化这种“割裂”甚至是“断层”感，在经济上为企业运作产生较大分歧甚至出现管理上的“分道扬镳”埋下隐患，加剧了中国经贸投资者的不适应，也会使中国在印度的经贸投资者消耗较大精力去适应不同区域的印度人民的性格特点与风俗习惯。而且，较短时间内，印度人民很难对中国投资者产生“亲近感”，导致情感上的“近而不亲，稳而不固”。印度人民心理内在的“割裂”或许已经成为习惯，这也导致印度人情感上的“独立”，较难真正理解中国的团结统一。

印度文化的“杂糅”，不仅仅针对中国，也加速了印度接纳其他国家的进度，更提高了将“中国因素”作为其大国和周边外交的影响因子的灵活度。莫迪政府按照美国要求暂停从伊朗进口原油，在明知中国国内对“印太战略”议论纷纷的情况下在国内设立“印太司”，从不明言放弃“印太战略”。出席美日印首脑会晤，邀请特朗普2020年首访，支持美国2019年10月提出的“蓝点计划”，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阻拦，追随美国在疫情期间对中国提起诉讼，“责令”中国向世界承担“传播病毒”的责任，并“赔偿损失”。印度联合日本提出的“亚非增长走廊”成为印度进军非洲的重要手段，在印度扩大援非规模并对非战略升级的情况下，印度获得了稳定的能源来源，非洲国家也对印度越发好感，成为增强印度“领导力”的重要助力，是印度体现“对外民主”的绝佳手段，也成为中国在非贸易的竞争者。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曾说： “为了确保中国以有助于亚洲安全的方式和平崛起，印日必须合作”[2]，“印太战略”对印日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进行了加速和升温，现已升级为“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扬言要遏制“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地区影响，以防止中国建立一个印日所谓的“新的殖民帝国”[3]11。印俄早在2000年便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梅德韦杰夫也提倡将俄印关系发展为特别的、优先的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抓住美俄关系恶化和俄罗斯面临国际困境的机遇，重视与俄罗斯在能源、军火贸易和防务、经贸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提高购进军备的规模，将印俄传统友谊进行巩固，以对抗所谓的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莫迪政府上台后，将一度消弭的印度-欧盟战略伙伴关系重新提上日程，欧盟委员会新主席的诞生也给予印度发展与欧盟经济体经贸关系的良机。印度以大国自持，号称“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治理等多方面坚持着与欧盟相同的立场，力图在曾经的世界秩序发源地增加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以抗衡中国正在扩大的国际话语权。

二、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印度文化的多样性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都在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大格局下发展，这与印度文化的多样性存在相似之处。但中华文化强调“多樣”中的“整体”和目标统一，印度文化的“多样”则侧重数量上的“大”，与中华文化的整体性相比，印度文化的多样性较为“松散”。印度文化的复杂多样性首先体现在印度的民族构成上。印度的尼格利陀人、尼格罗人、原始澳大利亚类型人、达罗毗荼人、北印度人、蒙古人、印度-雅利安人以及它们长时间的分化与融合后形成的新人种，使得印度“人种博物馆”之称名副其实。多样人种形成复杂的民族，据调查，印度10亿人口中就有100多个民族，而无论哪个民族都无法形成印度民族的多数，其中数量在1000万以上的主要是印度斯坦族、泰卢固族、马拉提族、泰米尔族、阿萨姆族、奥里雅族和锡克族，除此之外还有400多个部族[4]。然后，印度文化的复杂多样性也体现在语言上。印度有179种语言和500多种方言，且存在印欧语系、达罗毗荼语系、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四大语系[4]。印度语言多样但其官方语言是英语、印地语，这样便为印度与英语流行地区国家的经贸往来带来极大便利，中文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且学习难度较大的事实，便成为中印经贸往来的障碍。最后，复杂多样性体现在印度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到目前为止，印度现在仍然是一个狩猎采集者与刀耕火种者并行、现代文明生活与落后愚昧风俗齐存、发达工业社会与落后原始状态共生的国家，这种明显的“对比”与“反差”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

印度文化的多样性，使印度可以接受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也能接受同一国家不同发展层级的经济体，使中国不同水平的企业都可以在印度找到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成为可具挖掘的两国交往的潜力股，为丰富“一带一路”经济和文化带来更多的动力和内涵。印度多样文化的特色可以在中华民族伟大包容性中找到更多的商机和宣传机会，成为两国文化发展互补和借鉴的动力。但是，我们也应该辩证看待整体性和多样性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在中印两国人民之间还存在精神信仰差别的情况下。经济上，中国在印度的经贸合作者很难在精神上被印度人民较快接受，要付出较大的思想磨合成本;不同精神内核指导下的企业运作方式、经营模式与理念，成为中国对印经贸投资的隐形障碍，演变成社会摩擦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外交层面，莫迪政府上台后，实行越来越明显的排除巴基斯坦的南亚政策，力图破坏我国与南亚交往的重要杠杆，在南亚内部结构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印度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强势;莫迪政府实行较为友好的邻国政策，周边外交有声有色，“东向政策”向“东向行动政策”的转变，体现了印度“南亚外交”的目的，相近的精神信仰更是将南亚众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其提高了在南亚多数国家中的地位，以至于南亚大部分国家在和中国进行经济交往过程中，都带有很强的“印度因素”。比如，2015 年 3 月，斯里兰卡政府突然叫停中国对其投资最大的项目——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中斯原协议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出售 20 公顷土地给中国公司，显然由于印度和日本的压力，交易随后取消，转为 99 年租约[5]。无论是印度的民族、语言还是社会发展阶段，均使中国经贸投资者与印度民众面临着较大的沟通障碍，致使印度民众对中华文明和企业文化以及投资相关事项了解较少，使企业在印度的群众基础较差，为经贸摩擦埋下隐患。而且，由于印度贫富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阶段重合等问题，导致中国在印经贸投资于相对特定的地区，投资区域的较为集中，无法达到分散风险的理想状态。同时，中国投资者在印度投资的行业领域也相对集中，成为产业平衡发展的障碍。而印度政府对本国对外投资存在较强的政府管控，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印合作力度不强与合作成果较少的原因之一。印度强调外交为经贸服务，注重发展经贸科技合作，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6]。在全球经济疲软、世界产业结构亟须调整的当下，印度外交中的“平衡战略”为自身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在印度自认为可以与中国在经济上相媲美的情况下，这种整体性与多样性的差异成为掣肘中国对印直接投资、经贸障碍增加的因素之一。

三、结语

无论是地区层面还是全球层面，印度都对中国动向十分关注，两国在气候、海洋等全球治理层面的很多问题存在共识，也在区域性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中印在历史上合作完成了很多令世界各国称赞的举动，民族解放中的并肩作战，民族复兴中的心手相连，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维护中的风雨同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制定中的相濡以沫……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印两国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全世界都会倾听[1]。印度是国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力量，当今中印民众承载着两国千年友谊传承的历史任务，“印地秦尼巴依巴依”更是家喻户晓。所以，中印两国友谊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当今的中印外交成果也是来之不易。因此，我们应该在中印交往过程中保持理性，全面看待当今的中印关系现状。现今的中印局面，竞争性因素更多。在自认为可以与中国“比肩”的思想下，印度更倾向于将中国当成竞争者。这使印度在自身经济基础不牢固的情况下，仍然花重金去投资邻国和非洲等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建设，也使自身的内政外交中掺杂很多的“中国因素”。

中印坚持着改革开放模式，中国的私有制企业走出国门，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印度虽然在不断放松对经济的管制，但很多重要行业的命脉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所以，在中国不断扩大对外经贸的情况下，印度对中国的经贸竞争意识并没有明显减少，一直以来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中印经济交往的绊脚石。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印度认为可以成为超越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契机。金融危机之后，印度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件和经济救济调查案件呈逐渐增多的趋势。如今，中印经贸摩擦率不断提高。比如，中国面临着贸易救济调查、反垄断调查和国家安全审查等法律风险[7]。2018年1-11月，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28个国家（地区）发起101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7起、反补贴29起、保障措施15起，涉案金额总计324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调查数量和涉案金额分别增长了38%和108%，其中，印度发起了15起，钢铁、化工、建材是遭遇调查数量较多、涉案金额较大的行业[8]。中国对印度投资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合作渠道进行的，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工程机械、机械设备和电力设备等行业领域[6]37-38。但印度限制中国投资印度的航天、钢铁、电信、核能产业，以信息安全为由对阿里巴巴和手机行业的投资发起安全审查[9]，并对光伏等其他产业发起申诉。2020年4月17日，印度工業和内贸促进局（DPIIT）突然修改FDI政策，将中国从“自动审批路径”改为“政府审批路径”，增大中国投资印度的难度。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印度积极接触千家美国企业，向离开中国的制造商抛下橄榄枝，将重点放在电器、制药、医疗设备等十大制造业，力图取代中国的产业链地位……

中印两国都是改革开放的领航者，彼此的经济利益具有较大相关性，共同的经济利益是促使两国一直保持合作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合作中增加太多的竞争性因素对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件好事。虽然文化信念的不同，不是导致中印摩擦的关键原因，但却是深入两国经济骨髓的内部原因。因为民族文化对国家、企业、个人的影响是潜意识的，甚至是影响理性的内生性因素。所以，两国应把握好友善发展的大势，及时管控分歧，从两国数千年的文明积淀中寻找智慧，按照“增进互信，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共谋发展”的方向，探索出一条相邻新兴大国的相处之道[1]，以实现“龙象共舞”“中印大同”。对中国而言，促进良好稳定的中印关系向前发展是一贯的方针政策，但是中方的美好愿景需要得到印方的积极反馈，中印双方携手并肩，方能使两国更好合作，共同打造“亚洲世纪”。

参考文献：

[1]孙卫东.中印建交70周年，中国驻印度大使撰文：风雨同行，龙象共舞[EB/OL].[2020-01-0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769821.

[2]Jeff M.Smith，“When Modi Met Abe：Asias Strongest De-mocracies are Joining Forces”[EB/OL].[2020-01-02].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en modi met abe asias str-ongest democracies are joining 18425.

[3]YumiHiwatari，“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Security，”in India - Japan Relations：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Secu- rity in Asia，ed. N. S. Sisodia and G. V. C. Naidu （ New Delhi： Promila& Co，2006） .

[4]尚會鹏.印度文化史：第3版[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5]Jeremy Garlick，“If You Cant Beatem，Joinem： Shaping Indias Response to Chinas ‘Belt and RoadGambit”[J].China Report，2017，53（2）.

[6]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印度[Z].2018.

[7]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8[EB/OL].[2020-01-01].http：//www.mofcom.gov.cn/.

[8]2018年商务工作年终综述之十四[EB/OL].[2020-01-02].http：//www.mofcom.gov.cn/.

[9]龚秀国，谢向伟.中国对南亚国家投资合作渠道研究[J].南亚研究季刊，2017（4）.

收稿日期：2020-04-08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研究”（18KDC02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牛学利（1991-），女，山东滨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国际法律冲突与争端解决研究。

An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trast

NIU Xueli

（School of Foreign Affairs，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China and India have similar time opportunities and historical stages. As the inheritors and promoters of the world's four major civilizations， Chinese and Indian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profou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cultures have become the internal rational factors of the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Indian cultures， focusing on China's "atheism" and the religious nature of Indian culture， the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hybridity of Indian culture， the integr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diversity of Indian culture. In order to sort out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factor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and India， and help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India relations， especially economic relations.

Key words： China and India，cultur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