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窃听风暴》是一部由弗洛里安·多纳斯马尔克指导的德语影片，于2006年在德国首次公映。整个影片有表层和潜在两条线索。在塑造片中各个人物的过程中，两条线索的冲突展现得尤为明显。表层和潜在线索间的冲突归为两种伦理层面，即人民伦理和自由伦理的冲突。从影片中的三种主要功能性人物身上，即Hero（英雄或主人公）戈德·魏斯曼、Donor或Provider（被害者）乔治·德莱曼，以及Villain（叛徒）古比兹等秘密警察，两种伦理层面的冲突可见一斑。

关键词：窃听风暴;叙事伦理;人民伦理;自由伦理

《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或译为“他者的生活”）以1984年的前东德柏林为故事背景。主人公戈德·魏斯曼是前东德国安局的一名官员。如同往常一样，他再次接到了监听的任务，这次的对象是乔治·德莱曼夫妇，丈夫是一名颇具声望的剧作家，妻子是钟爱舞台的女演员。本应如往常般单调乏味的监听工作，却因戈德·魏斯曼内心的改变而渐渐变得不同。魏斯曼逐渐被德莱曼夫妇的生活和爱情所吸引，甚至走向痴迷。魏斯曼内心的动荡、其他监听者对自身“职责”的执着坚守与前东德间谍工作的规模之大、大众对其自身遭受“迫害”的无知与无辜，这两两之间的鲜明对照和人物关系之间的种种矛盾成为贯穿整个影片的表层主线。

从电影的叙事主线来看，“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贯穿始终[1]7。也就是说，“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1]7。它能带给观众的并非仅仅是一种道德教诲或道德启示，而是通过作为叙事文本的影片，观众能够和影片中塑造的人物进行对话，从而在生命的感觉上产生共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整个影片中，贯穿着表层和潜在两条线索。在表层结构里，电影描绘了一群“监视者”们的所为、所思、所想。他们奉国家之命行事，最终却没能完成任务。从这个层面来说，电影讲述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大”故事。在潜在的结构里，它描绘的则是一个“施暴者”自我救赎的过程。虽然魏斯曼最后只能当一名送信工，但人格却得到了升华。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关于个体生命的“小”故事。前者强调人民性，后者则是对人性的叙述。

刘小枫先生在《沉重的肉身》中将“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定义为“叙事伦理”[1]7。他强调，理性伦理重在价值判断，叙事伦理则完全不同，它并非以一种道德评价的形式出现，更多地是注重对整个生命的诠释，强调对个体生活际遇的阐释。在此基础上，他将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的伦理叙事划分成人民伦理和自由伦理。“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伦理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活过的生命痕抑或经历的人生变故。”[1]10在此基础上，张劲松将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归纳为如下三种：自由伦理占优势、人民伦理占优势、两者趋于平衡状态[2]43。《窃听风暴》在塑造各个人物的过程中，将两种伦理的冲突展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三种主要功能性人物：Villain（叛徒）古比兹等秘密警察是人民伦理的奉承者，Donor或Provider（被害者）喬治·德莱曼和克里斯塔是自由伦理的追求者，在Hero（英雄或主人公）戈德·魏斯曼两种伦理最终达到了平衡和共生的状态。

一、秘密警察：人民伦理的奉承者

“人民伦理”主要体现在以古比兹为代表的秘密警察身上。对于他们而言，“人民伦理”主要表现他们对前民主德国国安局的“倾其所有”和“绝对忠诚”。作为官员和“监听者”，他们的身份决定了对待监听到的一切都应“如实上报”，这也是他们论功行赏、不断攀升的资本。试问：在他们身上是否有自由伦理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至死不渝”的“尽忠”背后，还是有属于其自身的真实情感。相比而言，在他们身上，人民伦理必然占优势地位。虽然对于德莱曼的遭遇他们也心生怜悯，但这并不足以撼动“忠诚”在他们心中无限崇高的地位。在个人情感与政治前途面前，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对于这些“人民伦理的奉承者”而言，个体生命的意义、个人情感的沉思都是无足轻重的。

二、乔治·德莱曼与克里斯塔：自由伦理的追求者

对于乔治·德莱曼与克里斯塔而言，正是对自由伦理的执着追求才导致了二人略显悲剧的命运。德莱曼的妻子克里斯塔是深爱着舞台的话剧演员，她举止端庄、长相迷人。当她屈服于垂涎自己已久的文化部长时，她的内心和情感是冲突的。真正的爱情需要放弃自我保护和保留，敞开身心，投入到无限的可能性之中。然而，这对于克里斯塔而言是不可能的。这段所谓的情事是“不伦的”，它需要遮蔽自我，保留自身，以获得对方存在状态的敞明。克里斯塔正是弗洛姆意义上的“缺失性体验中的孤独主体”，她渴望艺术、渴望舞台、渴望自我实现。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渴望无法得到实现和满足，但它们却一直存在于她的心灵深处，尽管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但她在内心深处一直寻找可以实现它的机会。当她得知阻碍可能被抚平、渴望可能被满足时，她不顾一切寻求弥补和平衡，即使这种实现形式是扭曲的。当丈夫亲眼目睹了她与部长的情事时，卧室里的克里斯塔颤抖着向丈夫乞求：“你能抱着我吗？”为了心爱的丈夫和一生钟爱的艺术事业，她违心地出卖了自己。

克里斯塔并不缺少爱，出卖自己只是一次偶然性事件，而这种偶然之中又夹杂着个人性情的必然。克里斯塔长年与舞台相伴，涉世未深。在出卖自身与放弃理想的选择题中，她选择了前者。这个选择虽非她所愿，但由她所定。正是这样一个选择，使得本应和谐的生活在实现自我满足的过程中被击碎成无法完满的生命碎片。她出卖肉体的过程似乎并不伟大和光荣，但却能勾起观众内心深处的触动。这是因为，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悖论和道德困境无处不在，这种无从选择下的选择更具有日常普遍性。

反观德莱曼，当前东德解体后，德莱曼查明了一切真相。他找到了拉着小车送邮件的特工魏斯曼，本来准备上去相认的，但是考虑再三还是没有过去，而是选择默默地看着他悄然走过。因为他突然意识到特工保护他其实根本不是为了金钱和名利，如果需要这些的话，他直接把他出卖肯定就加官进爵了。德莱曼从两德统一以后就再也没有写作了，但是为了感谢自己的恩人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写作，通过这种方式向恩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在最新作品《一个好人的奏鸣曲》中，扉页上的献辞“此书献给HGW XX/7”映入眼帘，他知道特工魏斯曼为了保护自己作出的牺牲，以此作为献给恩人的珍贵礼物。对于德莱曼而言，此时的德国已是柏林墙倒塌之后，感谢恩人的方式有千万种，而他却选择了最为自由的方式。因为在写作中，德莱曼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在现实中，书店橱窗内外的两个人并没有过多的交谈甚至交流，但在书店里，二者的灵魂早已紧紧相拥。

资料显示，当前东德情报机关侦查档案被曝光时，总数可铺满125英里长的大街。每一英里都由近千页密密麻麻的文字组成。这意味着18000多万东德人的点滴生活都被情报机关监听和记录着。在前东德的政权下，这些记录并非单纯的文字，它亦可成为犯罪的证据。据不完全统计，近23000人因此而被判处逃亡罪。他们的罪行或许仅仅如德莱曼夫妇一样，仍然保留着自我的意志[3]。

三、戈德·魏斯曼：两种伦理的平衡者

在魏斯曼身上，一方面是忠诚并执着于他的监听工作，一方面是自身的觉醒和转变。前者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忠于职守”，是人民伦理的体现;后者则是决定个人命运的“人性启蒙”，是自由伦理的表征。监听工作需要保密，它使魏斯曼不得不遮蔽自我，保留自身;而人性意味着感情，它以敞开自身、放弃自我为前提。二者的矛盾正是魏斯曼内心痛苦与挣扎之源。

纵观整个影片，自从奉公守法的戈德·魏斯曼接受了“勇者行动”的任务开始，他便将自己藏匿于HGWXX/7的代号之后。他生活严谨，每天按时上下班，安于成为前民主德国国安局中一颗微小的“螺丝钉”;他擅长审讯，对于犯人每审必有收获;他精于猎杀，常用微妙的心理战术摧残受审者的意志;他耐心教学，乐于给每个学生做量化考察。他始终相信，“监听者”的工作是正义的，他的付出能够使整个机器顺利运转、不断产出。是他最先对德莱曼产生怀疑，并接受了来自上级的命令。但是在窃听德莱曼和他女友克里斯塔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德莱曼夫妇只不过是一对平凡夫妻。他们彼此相爱，对生活充满热情;他们钟情事业，视艺术为生命。他们谨慎地创作，努力地生活。为创作出令国家满意的艺术作品，他们尽其所能;为实现自己对艺术的强烈企盼，他们倾其所有。

二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火花四射的艺术思维慢慢触动着魏斯曼尘封已久的心。在受到极大震撼的同时，他也逐渐意识到监听组织的劣迹斑斑，他逐步逃出意识形态的统治，灵魂中开始充满人性的光辉。他開始品读诗集，也会为了它流连沉醉。他开始制止肮脏与丑恶的肉体交易，伪装成普通观众，劝说克里斯塔走出迷茫与彷徨。他开始意识到时代的荒谬与缺失，感受到被任意欺凌和践踏的善良与正义，此时的他是无奈的也是无助的。为了德莱曼的安危，他藏起了原本想要上交的报告;为了这位“素不相识”却又“了如指掌”的朋友，他放弃了本应“平步青云”的未来，开始了一场灵魂的救赎。

“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1]10在《窃听风暴》中，人民伦理和自由伦理各展所长，彼此冲突，最终走向平衡。这种冲突到平衡的转变既使整个故事扣人心弦，又使各个人物形象触动观众。这个故事看似离我们很远，但主人公们的遭际与命运仿佛就在我们身边。一方面是强调民族和国家的人民伦理，一方面是关注爱与感觉的自由伦理，两者之间的矛盾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去面对。当“监听者”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监视着你的生活、控制着你的思想时，仿佛一切又归于“本能”和“习惯”。然而，在这种“本能”和“习惯”之下，却应该有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4]177的东西，即“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4]177。任何罪恶都无法借国家之名大行其道，因为即使在最黑暗的地带，也会有如魏斯曼般勇敢地捍卫心中道德法则的、“闪光的螺丝钉”。

参考文献：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厦出版社，2007.

[2]张劲松.电影《色·戒》中的叙事伦理分析[J].影视评论，2008（24）：43-44.

[3]李舫.在响雷中炸响：一个人的电影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35-140.

[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作者简介：朱雯熙，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德语语言文学、德国伦理学、德国科学技术哲学。

编辑：宋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