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左传》发展到宋代，受到疑古思潮的剧烈冲击，大量文人不再笃信三传而选择以意解经。而苏轼虽没有对《左传》进行注解，但却十分推崇《左传》，其《左传》学有着明显的以理为本、以史为据和以意观其辞气所向三点特色。

关键词：苏轼;《左传》

1 苏轼尚《左传》的文献例证

由于苏轼对于《左传》或是《春秋》没有流传下来的注本，因而本文拟先从文献角度对苏轼崇尚《左传》给出些例证，以便后文进一步对其《左传》学研究展开论述。

首先，从《苏轼文集》中的篇目来看有数篇论史文都涉及春秋时期。以《宋襄公论》一文为例，《宋襄公论》主要围绕“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展开议论，苏轼认为宋襄公本质上并非仁义。他在泓之战中的行为虽然是“乃欲以不重伤、不禽二毛欺诸侯”但实际上是借此盗取仁者的名称。苏轼列举宋襄公命邾文公把鄫子当作祭品押到睢水郊外去祭祀一事指出襄公的假仁假义。而参考《左传》，虽然其中没有直接对于宋襄公的批判，但是却借子鱼之口来表达出对此事的态度：“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1]，对于宋襄公的做法也持否定态度。可见，苏轼的观点与《左传》有重合之处。而《公羊传》对此事的观点则不同，认为：“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2]，对宋襄公的行为持赞许态度。《榖梁传》虽然也对宋襄公持批判态度，但是所批判点在于其死板、不知变通：“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3]苏轼的态度应该是受《左传》中子鱼所言的影响而作此文。由此，可见苏轼对于三传的态度应是推崇《左传》而贬抑《榖梁传》、《公羊传》。除了苏轼自己流传下来的文献外，事实上在后人对其的记述中，也有很多能够证明苏轼推崇《左传》的例证，在此不再赘述。

2 苏轼的《左传》学思想

通过对于苏轼关于春秋时期一些事件与人物的评述，不难发现苏轼的《左传》学有着明显的以理为本、以史为据和以意观其辞气所向三点特色。

2.1 以礼为本

苏轼之所以推崇礼制，与其个人对于《春秋》的创作意图的看法有关。他认为孔子对于礼崩乐坏的现状感到忧惧，恐怕礼制不传于后世，而《左传》恰恰是“得其正意”。苏轼之所以推崇《左传》，从更深的层面来讲是在推崇圣人。而孔子以礼为准绳对《春秋》之事进行的批判，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这一点前人的论述已经十分完备因而不再赘述。这里引用钱穆先生的说法：“孔子的批评，一面是历史的观念，根据文王、周公，从礼之本源处看。一面是人道的观念，根据天命、性、仁、孝、忠恕等等的观点，从礼的意义上看。”[4]孔子尊礼主要着眼于尊王与正人两个维度。而苏轼以礼为本也是从这两个维度来展开的。

所谓正民，即是借助礼法而强调人伦纲常。苏轼强调人伦纲常的重要性，并且认为《春秋》中讥讽了三件败坏伦常的事，即是：“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父子之恩绝;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而夫妇之道丧;郑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义亡。”[5]在他看来卫灵公是“不得乎逐之之道”，既然与蒯聩结怨那么直接将其驱逐就好了，又立蒯聩之子姬辄为卫出公就使得“辄上之不得从王父之言，下之不得从父之令”[6]。对于鲁桓公一事苏轼认为“祸自公作”，因为鲁桓公的行为违背了礼制。文姜与齐襄公私通固然有错，但鲁桓公的做法违背了丈夫所应遵循的礼制才是最大的错误。因而苏轼评论道：“夫子以为文姜之不足讥，而伤乎桓公制之不以渐也”。苏轼以此为例来说明礼制的重要性，可见苏轼十分重视礼制对于人伦的规范作用。

至于尊王一方面，苏轼在《论齐侯卫侯胥命于蒲》一文中借齐卫会盟来阐发其以礼而尊王的思想。在此事中，齐侯、卫侯会盟的时间是有违礼制的。因为《周礼·秋官·大行人》中有载：“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時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7]苏轼认为孔子记载此事的目的是“讥其非正也”，借批评诸侯而维护周王权威。

2.2 以史为据

苏轼认为《左传》的优点在于是依据《春秋》中的史实进行议论而非专门为了标榜经书而议论，从事例之中彰显圣人之意，这也侧面反映出了苏轼重史的态度，试举一例加以说明。《左传》中有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看到了鲁春秋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但《礼记》中有载孔子曾说：“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8]《公羊传》也认为：“鲁郊，非礼也。”[9]苏轼在《论用郊》一文中反驳先儒“鲁郊非礼”的说法：“先儒之论，或曰鲁郊僣也，《春秋》讥焉，非也。”[10]因为“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礼乐者，伯禽也”[11]，按照《春秋》行文惯例是一定会列出成王与伯禽的罪过，但“成王、伯禽不见于《春秋》，而夫子无所致其讥也”[12]。同时，他还对《春秋》中记载“郊”的部分进行了整理，总结道：“非卜常祀、非养牲之不谨、非郊之不时则不书，不书则不讥也”[13]，以此作为另一个例证。苏轼利用史实为依据来辩驳《公羊传》和先儒的陋说，体现出其受《左传》“依经比事”的重史特色的影响。

2.3 以意观其辞气所向

苏轼发展了《左传》治经的方式，用“意会”来理解孔子的“辞气”。苏轼认为孔子作《春秋》将是非之情寓于其喜怒之间，惟有以意观其喜怒之间辞气所向才能真正了解《春秋》中的是非之分。这里暂举一例以作说明。苏轼在《春秋论》中提到：“《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之言也。”[14]其意在说明在《春秋》的作者在一字一句之中暗含了圣人对于事件的评价。以历史事实为重，这是我国长期以来传承下来的史官精神。但是在记述的过程中难免有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在不违背历史真相情况下，只得将自己的情绪寓于字句之中。事实上，苏轼的理解非常接近今天我们说的“春秋笔法”，但上文中提到字都是苏轼自己意会出来的辞气，于例证上有所缺失。但苏轼作为一代文豪，对于文学中的词句肯定是十分敏感的，其许多理解是正确的。同时，他也认为凭《公羊传》、《榖梁传》是不可能做到以意观其辞气所向的，因为“至于《公羊》、《谷梁》之传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15]以此作为他崇尚《左传》的又一理由。

综上，对于苏轼的《左传》学略加论述，不难发现苏轼对于《左传》的研究不同于前代的研究，独具宋代学术与其个人思想的特色，在以意解经的时代不失为独具创新意识与传统意识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04页.

[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46页.

[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榖梁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46页.142页.

[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98页.

[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66页.

[6]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66页.

[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92、994页.

[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78页.

[9]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66页.

[10]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73页.

[11]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73页.

[12]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73页.

[1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74页.

[1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59页.

[1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59页.

作者简介

李镓儫（1999-），男，汉族，河南信阳，本科大二，研究方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