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艺术研究所 300040）

关键字：南开教育；张伯苓；南开新剧；演剧活动

提到南开新剧，自然想到天津南开学校的南开新剧团，曹禺在给《南开话剧运动史料》写的序言中曾言：“我小时候在南开学校就学。约十四岁（1924年），参加了南开新剧团。一直到1930年，我离开南开大学，始终是新剧团的一个积极分子。”11955年，周恩来在同曹禺、冰心、凤子等人的一次聚会时，曾语重心长地让曹禺转告中国剧协：“历史就是历史，写中国话剧史不能重南轻北，只对在上海的几个话剧团体津津乐道，还要看到同一时期北方也有话剧运动，尤其是对北方开风气之先的天津南开学校新剧团，更不应该视而不见。”2故而，南开新剧团在天津乃至中国话剧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而南开新剧团的产生与发展则得益于南开的教育机制。

一、南开教育

曹禺和老舍先生七十年前曾讲过：“知中国者，便知道南开；知南开者，便知道张伯苓”。南开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张伯苓先生，自青年时代投身教育，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五十载间矢志不渝，致力于兴学育才，为发展中国教育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绩，故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至今仍为业内深入研究和借鉴。

（一）推动中国教育向近代化转型

张伯苓作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先驱者，他主张办教育要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以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因此，他为1919年创建的南开大学制定了“认识中国”“服务中国”“解决中国问题”的教育目标，张伯苓百年前提出的这个理念，直至今日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南开“允公允能”的校训，在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亦得到了体现和升华。学校要求学生要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以及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张伯苓把校风建设作为学校的基础工程，积以时日，常抓不懈，使南开形成了爱国、敬业、求实、创新的优良传统。不仅如此，张伯苓还大力提倡女子教育与男子教育同等重要，他顶住巨大的社会压力，于1920年在南开大学始招女生，实行男女合校，与北京大学同为北方最早开放女禁的大学。此后，于1923年南开女子中学正式成立。

（二）提倡文明教育和团队精神

南开的学生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带有浓厚的阶层气息。因此，张伯苓很重视校风建设，把学生的文明素养摆在突出地位，提出了有关文明礼貌、仪容美、讲卫生、去恶习的一系列要求。他强调，校风建设必须区别社会与学校的不同，必须有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的强制力量作保证，因此在建校之初，南开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校规校纪，主要涵盖教学、生活管理两个方面。优良教学环境的形成有赖于良好的集体氛围，因此张伯苓希望通过在学校的引导下建立或学生自发建立学生团体，这样可以为学生创造一个在学习和生活以外的可以培养相互之间形成默契关系的氛围，从而使学生理解到什么是集体力量，进而形成集体观念，最终凝聚成团队精神。

因此南开很重视班集体意识的培养，其中最为有效的方式是比赛活动。培养师生合作精神也是形成团队精神的重要途径，如南开新剧团下设的编纂、演作、布景、审定四部，均由师生共同担任正副部长。剧本编纂的过程也皆由师生共同参与完成，先构思题材，再行分幕，然后找适当角色排演。

（三）培养学生的技能和实践能力

张伯苓主张学校教育要合乎国家需要，人才培养要适应社会需求。他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发展，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而且重视学生良好的个性发展，学以致用，勇于创新。张伯苓积极倡导寓教育于各种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之中，所以，南开学校社团活跃，文体等活动丰富多彩。南开在北方地区，乃至全国最早成立了校内业余演剧社团组织——南开新剧团，从中学到大学一直从事话剧活动40余年，享誉京津，无校可及。在此基础上，南开不仅培养学生健康的兴趣爱好，从而开阔其视野，使其萌发民主意识，爱国意识，使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生根发芽。百年来，一大批气质卓越的优秀人才从南开的教育园地中傲然崛起，至今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科学、经济、文化、艺术、军事等各领域。单以戏剧界人士来说就有北方话剧奠基人张伯苓、张彭春，著名剧作家曹禺，著名作家戏剧评论家靳以，著名表演艺术家金焰、谢添、梅阡、梅熹等。

二、南开新剧

南开的新剧活动与南开的教育机制是统一的，张伯苓从办学实践中总结出，要“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必须培养学生多方面的才能，在抓好课堂知识教育的同时，还要搞好校园文化生活，既对精神文明教育亦不能放松，排演新剧便是张伯苓所提倡的精神文明教育方式之一。

（一）南开新剧的萌芽

南开有新剧，始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时值南开学校建校五周年，为举行纪念活动，排演《用非所学》一剧，此后每值学校周年纪念日，即上演新剧。如宣统二年（1910年）上演《箴膏起废》，宣统三年（1911年）上演《影》。进入民国，又上演《华娥传》《新少年》，皆名为“新剧”。后严范孙、张伯苓两位先生均认为新剧，不仅可以教育学生，亦可以引导社会思想，故而大力提倡，并确定南开学校每年的周年纪念日均会公演新剧。

1914年，南开学校十周年因公演《恩怨缘》一剧，大博社会好评，声誉斐起，11月，由师生合作成立了南开新剧团。推举时趾周先生为团长，下设编纂部、演作部、布景部、审定部。1916年，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自美回国，加入新剧团，任副团长。新剧团成立后，陆续上演了《一元钱》《一念差》《醒》《新村正》等剧，大受社会人士赞誉，一时南开新剧之名大噪。多部剧还被京津地区校园社团和社会专业团体或移植或改编，搬上舞台。

（二）南开新剧的发展

南开新剧团成立后，学校的演剧活动更加活跃，数年间，编演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剧。至“五四”运动前夕，南开新剧已经声震华北，名扬国内，被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胡适称为“中国顶好的”一个话剧团体。仅1902年至1922年此20年间，南开演出的话剧便有46部之多。张彭春任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后，不遗余力地倡导排演世界名剧和西方写实剧，做到创编、改编、移植三步走同时进行。从1921年起，南开新剧团陆续上演了果戈里的《巡按》、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易普生的《国民公敌》、莫里哀的《财狂》等，远近轰动。南开新剧团编演话剧活动一直坚持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成为我国戏剧史上最长久的一个业余话剧团体。

令南开话剧大放异彩的还有写实剧的出现。1916年，张彭春以副团长身份带给南开新剧团的见面礼是他编演于留美期间创作的话剧《醒》。由于周恩来参加了《醒》剧演出，对此剧深有感触，他认为“本剧盖今日西方流行之写真戏也”。其兄张伯苓也认为此剧：“写实述景，历历目前，可以改弊维新，发人深省”。该剧的成功还在于布景的写实功效，当时参与舞台工作的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周恩来说：“是日排演，颇多引人入胜之点……，佳音佳景，两极奇妙。”3如果从中国话剧史的角度考察，《醒》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写实剧。

（三）南开新剧的特点

1.直面现实生活。多年的办学经验，使张伯苓深知课堂教育只是学生成才的一个方面，需要不断加强实践，才能使学生真正走上成才的道路，故而他采用编演话剧的形式，令学生深入生活，了解生活，为此他还亲自带队搞社会调查。而编演好新剧的目的是让学生“练习演说，改良社会”，张伯苓多次在全校集会上强调，演戏不能只是“过戏瘾”，要树立改良社会的新剧观。所以南开的新剧具有鲜明地反对封建道德文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特点。

2.组织健全。作为南开新剧的创始者，张伯苓在总结了南开话剧初期的实践后深知，要使新剧艺术在南开真正发展起来，光靠临时召集不行，还必须健全组织系统，因此，除了成立新剧团以外，他还非常重视剧团的内部分工，剧团内设四个部，每个部由教师任部长，学生任副部长，保证了新剧团不会因学生成员的毕业或转学而影响编演新剧活动的正常进行。

3.建立剧本制。南开中学及南开大学所演的新剧皆属师生自编自演。有时剧词随排随编，剧排完词也编完，新剧团成立之前所编演的新剧，如《箴膏起废》《华娥传》等，大都是“幕表制”，只有一个大致的故事梗概，演员上台可以随意发挥。张伯苓认为这种“幕表制”难以保证质量，后来他提出建立“剧本制”，明确规定，演出必须先有完整的“稿本”。南开校刊《南开周刊》《南开星期报》《敬业》《校风》均刊载过《一元钱》《新村正》《一念差》等剧的登场人物、剧情祥记和剧本。南开早期的话剧剧本还印制剧照及剧情祥志单行本，如《一元钱》系南开学校新剧团于1915年10月为庆祝建校十一周年编演的话剧，不仅有剧情祥志的单行本，1923年还出版了演出脚本。1919年《春柳》杂志第二期、第六期分别刊登剧本《一念差》《新村正》。

三、南开教育与演剧活动的反思

（一）教育与演剧皆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

教育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演剧能够在寓教于乐同时，培养学生的观察社会能力，认识社会能力，继而服务社会能力。

张伯苓曾多次强调，教育应适合国情，西方的教育方式方法不能照搬到中国，若是想引进必须事先了解该方式方法的起源，以及它是在何种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被推广开来的，从而判定其是否可以应用在中国的教育之中。他在《南大周刊》第71期中明确指出：“我们取法的，只是他们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的使用，而不是由科学方法和民治精神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欧美的方法尽管可学，欧美的制度则不必样样搬来。要搬，也须按照环境的情况而加以选择。”张伯苓认为勉强照搬西方教育只有害而无利，教育如此，演剧何尝不是如此。因此，1921年之前，南开新剧团所演新剧均为师生自编自演，从1921年开始方采用一些外国剧本。

（二）教育与演剧皆要力行“土货化”方针

南开教育在强调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同时，还特别强调革新运动必须“土货化”，而张伯苓所指的“土货化”，是针对当时大学教育崇尚“洋货”而提出的。张伯苓认为南开教育的目的，在于求民族自存，谋学术独立。其方法则在于大力发展应用科学，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必须从学术的独立入手，运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故此，他指出中国教育要“知中国”、“服务中国”。张伯苓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首先是调整教学大纲，增加课程实践和社会实践，为学生创造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同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此他还要求教师调整教学方法以配合改革。另一方面，在南开确立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育人思想。虽然南开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学习要求甚是严格，但从未忽视对学生其他方面的培养，并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以南开演剧为例，既要求学生自己自编自演，还要求学生自赏自评。

（三）教育与演剧皆要提倡社会实践课程

为了克服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张伯苓独辟蹊径，特开设了社会实践课程——社会观察。1926年，暑假期间，张伯苓专门召开教职员大会，集中研究“社会视察”的问题，提出学生不能因为在校学习，而脱离社会，不能出现不了解社会发展和走向的情况，故而提出令学生多接近社会，搞调研研究，培养学生的实际观察力。将社会实践堂而皇之地定为一门必修课，这在上世纪20年代的其他学校是没有的，这种“活”的教育，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可以说为南开所独创。以1916年新剧团田野采风为例，南开出版的《校风》第38期载文：“今岁暑假期中，校长因每岁稿本编纂非易，特集同新剧团员数人，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预先编纂，以冀毋匆忙于临时。”

（四）艺术是学生教育的应有问题

张伯苓认为，艺术可以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提升专注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熏陶可以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陶冶情操，影响性格，使其变成一个有涵养的人，因此，南开将艺术教育作为培养学生的重要方式，鼓励学生学习艺术，力争做到“一人一艺”。因此，南开经常聘请艺术家到校讲学，梅兰芳、徐悲鸿、欧阳予倩、洪琛均曾造访南开。被称为“话剧第一人”的张伯苓，不仅鼓励要求学生编演新剧，1909年，他本人率先在南开学校自编自导自演了三幕话剧《用非所学》，1914年，南开新剧团成立后，还编导上演了一大批中外名剧，奠定并影响了中国北方话剧艺术的发展。

注释：

1.夏家善，崔国良，李丽中.《南开话剧运动史料》.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1页.

2.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主编.《中国话剧先行者张伯苓张彭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4页.

3.周恩来.《民国五年冬季第九次毕业式记》，《校风特别增刊》，19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