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恒 王大恒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

一、《昭明文选》与《唐文粹》

《昭明文选》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选的，现存最早的一部泛文学总集。萧统编撰《文选》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略其芜秽，集其清英”[1]，使后世学子有“兼功”之利，当然也不可否认一些政治上的帝王文化建设考量。自梁代之后，《昭明文选》的学术价值迅速提高，将《昭明文选》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至少从唐代就开始了。《旧唐书·儒林传》载：“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曹）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后世盛行的《李善注》本即源于此。玄宗时又有吕延济上《五臣注》本，意欲超越李善注，二者由是并行于裔代。

《昭明文选》对后世影响深远，据唐代的史料记载可以推知，《文选》的地位几已可与儒家经典并列。由于唐代科举重视《文选》，唐代士子将《文选》作为必读书，如李白、杜甫、韩愈等的创作也都深受《文选》沾溉。《文选》至宋代，宋人对《文选》的精熟程度更甚，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文选》烂、秀才半。”[2]后世流传的《文选》诸刻本几乎都出自宋代，可见一斑。明清时，对《昭明文选》的续、广之书盛行，评点频出，刻本日繁。《文选》一书及其所代表的文学风格终成古代文学的典范之一。

宋初姚铉，恶声律之辞滥，而欲兴韩柳之古道，编选《唐文粹》一书。唐文粹者，纂唐贤文章之英粹。其序曰：“岂唐贤之文迹两汉、肩三代，而反无类次以嗣于《文选》乎？”[3]言语之际于《昭明文选》颇为推崇。《唐文粹》与《昭明文选》同为泛文学总集，姚铉又有意嗣于《文选》，铨品其书，编次类目于萧统《文选》颇多借鉴，唐代文学又直接承继于齐梁文学，二书之间颇多异同，有待深入探究。将《昭明文选》和《唐文粹》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分析二书异同，辨析萧统与姚铉文学思想的异同，以及二书反映出的某些唐代古文对齐梁文学的承继关系。

二、研究现状概述

目前学界在本论文涉及领域的研究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研究《昭明文选》涉及对宋代著书的影响

《昭明文选》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选学进入新阶段的热门问题，但主要是《昭明文选》与同期作品的相互影响研究，如《昭明文选》与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任昉《文章始》的相互关系等。《昭明文选》与其影响下的其他作品比较研究是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是《文选》在后世的接受体现。因此研究《昭明文选》在后世接受的学者会涉及到此类问题。以研究《昭明文选》在宋代接受的论文为例：汪超在《〈文选〉在两宋之流布与影响》中，就以两宋的三部总集《文苑英华》《唐文粹》《文选补遗》为例，具体论述《文选》与宋人总集编纂的关系；董宏钰的《苏轼诗歌对〈昭明文选〉的接受研究》，论证“宋人注苏诗注释的内容多征引《文选》”一节中，举施元之三人的《注东坡先生诗》和王十鹏《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来说明说明宋人引用《文选》原文、李善注和五臣注来解释苏轼诗歌，且宋人认定苏轼诗歌的某些句子化用《文选》。

这类研究虽关注到《昭明文选》对后世某些著书的影响，但并非其研究的主体，只是在论文某一章节论及，并且不是《昭明文选》对单独某部作品的影响研究。

（二）研究宋代单独某著书时涉及《昭明文选》

这种情况基本上只出现在与《昭明文选》体例相仿的宋代总集研究中，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研究宋代续、广《昭明文选》之书时，必然会涉及《昭明文选》；第二类为研究宋代主观或客观上有意承继《昭明文选》之书时，涉及与《昭明文选》的对比研究。

第一类研究情况比较特殊，续、广《昭明文选》之书如《文选补遗》，受到《昭明文选》影响是必然的，学者在研究时通常反其道而用之，重点关注其与《昭明文选》的不同点。如张珊的《陈仁子〈文选补遗〉考论》，论证了《文选补遗》编撰者深受南宋大儒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影响，因而“选文具有了文章学意义上的巨大转变”。

第二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苑英华》和《唐文粹》两部泛文学总集。明代胡维新在《刻〈文苑英华〉序》中云：“《苑》之集始于梁，而部系类分，悉宗《选》例，非嗣文以承统乎？”[4]后世如《四库全书总目》等也都认为《文苑英华》上续《昭明文选》。学界对《文苑英华》的研究只要涉及与《昭明文选》的对比，通常绕不开其编辑体例、文体分类方面。如何水英的《论〈文苑英华〉编纂体例对〈文选〉的创新及其意义》、宋婷的《论〈文苑英华〉的编纂体例及其价值》、巩本栋的《〈文苑英华〉的文体分类及意义》等都以《昭明文选》的文体分类为参照系来进行《文苑英华》的研究。但《文苑英华》有其缺陷所在：1.作为封建王朝大型官修书，其政治意义和文化象征意义远大于其文学性、批评性；2.编纂人员半数从《太平御览》编纂人员中抽调，专业性有缺；3.编纂时间历经三十多年才最终形成现流行版本，编纂人员众多混乱，其中可能糅杂了多位编修者的文学思想倾向，难以辨析研究。因此，《文苑英华》对于学术界的价值从明清以来就主要集中在辑佚、考订、校勘等文献学方面。

近代以来学界对于《唐文粹》的关注并不高，论文数量很少。但事实上《唐文粹》的学术价值在宋代是远高于《文苑英华》的。《文苑英华》的最后主编者周必大在《文苑英华·序》中写道：“当真宗朝姚铉铨择十一，号《唐文粹》，由简故精，所以盛行。近岁唐文纂印浸多，不假《英华》而传，况卷帙浩繁，人力难及，其不行于世则宜。”[4]《唐文粹》盛行于宋，显矣。而《文苑英华》卷帙浩繁，几乎不可能有人家中藏有副本，想要在皇宫藏书中见到此书的困难度可以想见。但《唐文粹》仅百卷，又是私人编纂，在士子学人中流传度很广。有人因为周必大《序》中之言而认定《唐文粹》是删取自《文苑英华》，何法周《〈文苑英华〉〈唐文粹〉的编选情况、相互关系及其他》、郭勉愈《〈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说辨析》等论文从《唐文粹序》、两书的编纂时间、背景等方面已详细论证该说法的谬误，兹不赘述。

除了《唐文粹》和《文苑英华》的关系问题，学界其他关于《唐文粹》论文大致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1.《唐文粹》版本研究。只见于单篇期刊论文。郭勉愈的《从宋绍兴本看〈唐文粹〉的文本系统》，王作华的《兰州文理学院图书馆藏〈唐文粹〉考略》，台湾学者张达雅的《唐文粹知见版本考》，分别研究了《唐文粹》不同版本的价值，为《唐文粹》的文献学研究做出贡献。

2.《唐文粹》编辑体例及选录标准。单篇期刊论文有郑继猛的《姚铉与〈唐文粹〉》，从“崇经重儒”“恢复古道”“文与气”“风格多样”“开通的儒释观”五个方面论述了姚铉选文的要求，硕士论文李星霖的《〈唐文粹〉研究》、刘晓欢的《〈唐文粹〉文学思想研究》都有单章论及姚铉的编辑理念。柳红梅的《姚铉〈唐文粹〉编辑理念研究》从姚铉的编辑理念出发，探讨对现代出版编辑业的意义，则又是另外的发散了。

3.《唐文粹》反映的古文思想。钱穆所撰《读姚铉唐文粹》，就对《唐文粹》在唐宋古文运动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其书虽“于文体分类颇多可议，然正于此推见韩、柳唱为古文在唐代文学中所引起之影响，亦可藉以窥测直至宋初时人对韩、柳古文运动所抱持之观点。”[5]硕士论文有回静的《〈唐文粹〉研究》，李星霖的《〈唐文粹〉研究》都概括出“文以明道”和“中和之美”的古文思想，不同之处在于李星霖认为《唐文粹》反映了儒家诗教观，而回静则认为突出体现的是“兴寄”“风骨”的诗教观[5]。刘晓欢的《〈唐文粹〉文学思想研究》则概括为推崇教化功能和极力反对五代文风。

以上为第二类研究，此类研究虽然涉及到《昭明文选》对《唐文粹》的影响，但是论述的主体是《唐文粹》，与《昭明文选》的对比仅在于《唐文粹》的分体研究方面，《唐文粹》的编辑理念方面完全与《昭明文选》无涉，而对于《唐文粹》反映的古文思想及这种古文思想的影响仅仅针对于对后世的影响，而忽视了唐文学作为齐梁文学的承嗣，必然有与《昭明文选》相衔接的地方。这也将是本文将要论述的重点之一。

（三）研究通论性分体文学时涉及《昭明文选》《唐文粹》等诸多著作

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文体辨析，如郭英德《论历代〈文选〉类总集的分体归类》，吴承学的《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论述时都以《昭明文选》的文体分类作为参照，对比《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诸多文集。此类研究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意义在于能够以一个贯穿文学史的视角来看待从《昭明文选》到《唐文粹》的文体分类意识，因而叙列于此。但与本文的研究类型有所差异，因而不予详析。

三、结论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以《昭明文选》研究作为主视角对比分析《唐文粹》在学界没有先例，单篇研究《唐文粹》的硕士论文在分体研究时通常会涉及到与《昭明文选》的对比，但仅仅是其论文的一部分，从编辑思想、分体研究、文本研究、文学史意义等诸多方面综合对比分析《昭明文选》和《唐文粹》的学术研究尚缺。唐代文学上承齐梁文学，下启宋文学，从《昭明文选》和《唐文粹》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衔接，可以看到文学接受的嬗递，可以看到在骈散之争中文学的继承与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