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晓雨子

（江西农业大学,江西南昌 330045）

《胎记》作为霍桑较为成熟的短篇小说之一，描写的不仅仅一个妄图使用科学来战胜自然规律的科学家，祛除妻子脸颊胎记失败，而终致妻子死亡的事件。从其深层解读，实则体现出男权社会物化女性、压制女性的事实。一直以来研究者们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胎记》均把乔琪安娜之死，视为用生命的代价争取到了身体和灵魂的自由，或是对男权社会主导权的抗拒和倾覆，从而达到女性自我意识的醒悟和解放。然而本文从乔琪安娜的死亡中，却看出女性主义萌芽被消解的状况。因此本文尝试从男权社会下女性主义初露端倪以及处于萌芽期的女性意识逐步被扼杀两方面进行文本分析。

一、女性主义萌芽的端倪

1.时代背景下女性主义的状况

1846年霍桑创作短篇小说《胎记》，此文录入于其作品集《古屋青苔》中。其创作背景正值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的女权运动开始兴起，西方女性自我意识开始不断增强。欧洲范围内的女权运动崛起并且不断兴盛，与处在十九世纪中期女性自我意识不断省悟，意图解决大多数积弊已久的社会问题，并寄希通过诸如此类的运动，改变受压迫的现状息息相关。[1]可以说霍桑的作品创作中或多或少受其影响，体现出女性意识的端倪。加之霍桑的个人生活经历：幼年丧父，由母亲独自将其抚养成人，在他的人生经历中目睹了很多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女性，以及父权社会抑压女性、物化女性等等社会现状。在他生活最艰难的时依赖于妻子的辛苦劳作来糊口度日，妻子所展现的睿智和社交生存能力使他开始重新认识女性。后由于霍桑工作等原因和其外交家的生涯中，相继接触一些卓越女性和部分女权主义者,开始深入地了解女权运动。[2]对于当时的女性主义思想，霍桑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在文章中有所展现，譬如《红字》的赫斯特形象等等。

2.内在单薄——女性的自我认知不足与同性苛责

《胎记》一文中，女性意识展现在乔琪安娜对于丈夫的权威有过的抗争，譬如在丈夫对乔琪安娜的胎记表现地在意和震惊时，乔琪安娜叫道：“它使你震惊，我的丈夫！”感到非常委屈，起初她一时的愤怒而涨红了脸，但随后就哭了起来。“那么你为什么把我从我母亲身边娶了过来呢？你总不能爱上使你震惊的人吧！”[3]最初，乔琪安娜试图劝服埃尔梅对胎记释怀，在她口中这是“娇媚动人”的特征。不难看出乔琪安娜不能理解丈夫的观念和想要改变这种想法的反抗。然而这种女性力量过于渺小，在抗争后期则被完全压制。同一时期，在自我认知不足的情况下，女性还承受着同性苛责。在原文中，有些爱审视他人的女性断言这只血手使乔琪安娜的美貌消散地无影无踪，使其面容可怖。[3]来自同性间的嫉妒和恶意，更使得女性意识的生存状况显得颇为艰难。恰恰正是因为处于萌芽时期的观念，乔琪安娜并不能很好的定位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往往来源于外界的赞扬和批评，反而使得自身的意识走向没落，摇摆在他人目光中。

3.外界压迫——男性主导社会话语权

历史上，父权为主导的文化中, 女性自我意识被压制，表达权被剥夺,更丧失拒绝的权力，从来都不曾作为独立思想主体而存在。[3]在《胎记》中虽然体现了女性主义萌芽，然而这种发展过程并不是顺利的。小说中在男女地位的描写上，女性仍是从属于男性的。在小说开头的描写就显得耐人寻味：“说服了一个美丽女子做他的妻子”、结婚不久，丈夫脸上露出的是愈发苦闷又懊恼的神情，他一直“注视着”妻子，并终于开口了问询乔琪安娜是否有祛除胎记的念头。[3]在男主人公埃尔梅眼里，妻子只是一个可以说服的工具人，其最大价值就在于她的美丽的外貌可以最大程度地取悦自我，然而妻子脸上的胎记妨碍了她的美丽的完整性，于是埃尔梅便渴望祛除此物，使乔琪安娜变为“世上理想中完美无瑕的标本”，[4]并且开始入手科学实验。不难看出，对于女性的外貌评判标准完全是由男性来主导的，并且乔治亚娜说话必须遵循丈夫的意图，外界的压迫使得女性意识只能处于一个萌芽状态而无法恣意发展生长。

二、被扼杀的女性主义萌芽

1.无奈妥协——强颜欢笑，掩埋内心恐惧

起初，乔琪安娜的年轻美貌深深吸引了埃尔梅，婚前埃尔梅罔顾与妻子之间的沟壑，对安娜脸上的胎记置若罔闻，执意娶妻；婚后,却发现自己日益加深对妻子的胎记不安且嫌恶之情。乔琪安娜的劝说和反抗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反而安娜在这个过程进行无奈妥协，屈服于男性话语权。纵观全文，乔琪安娜与丈夫的交流内容仅是妻子的简单重复，或是表达对丈夫的恭敬仰慕，女性失去诉说自我想法机会，被剥夺话语权，这场婚姻中，埃尔梅一个人的声音足矣取代了两个人的声音。话语权的丧失标志着乔琪安娜开始向男权社会妥协，不仅如此，乔琪安娜的回应方式也处于桎梏中。妻子与丈夫谈话，即便是不赞成埃尔梅的看法，也都次次面带微笑，“她勉强做出一个无力的微笑”“一面微弱地笑着”“她安详地微笑着说”[3]等等。这样的行为，都展现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控制，女性意识在这一阶段开始逐步分崩离析。

2.自我催眠——以男性眼光内省、物化自我

除丧失话语权外，乔琪安娜还需忍受丈夫的“凝视”。据米歇尔·福柯的理论：“看”这个行为是拥有权柄的表现。“看”的权利被赋予观看者，通过这个行为动作树立自己的中心地位；被观者沦为观察的对象，同时感受到观看者目光所带来的权势压力,迫于前者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需求从而自省自察、自我物化。[5]当埃尔梅产生了胎记需要祛除这个想法之后，每时每刻他的目光都会不自觉地看向妻子的胎记，无论是“曙光初照睁眼时”，或是“夜晚两人坐在壁炉边”，[3]丈夫作为 “观看者”，始终将自我的意志凌驾在妻子这个“被观者”的从属身份上，[6]妻子终是无法忍受这样的目光，只能进行自我催眠，自我审视，规训思想，将男性的目光内化，使其与男性的审视目光更为贴切，最终实现自我物化。处于父权社会,女性即使是洞察了男权实质意图，仍然不得已自觉屈从于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这是迫于女性性别角色的社会性要求，只得自我催眠物化。[4]这一阶段，乔琪安娜几乎丧失了所谓的自由意志，她放弃了反抗的权利，放弃了作为妻子的权力，放弃了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所拥有的权力。

3.放弃生命——沦为男权社会下无辜的牺牲品

女性意识开始一步步走向深渊，从丧失话语权开始，逐步的自我催眠，完全迷失在男权社会的泥淖之中，物化自我的程度不断上升，使得乔琪安娜完全没有能力阻止最后的“杀戮”，反而成为伤害自我的帮凶。为了使自己更符合丈夫心中的完美女性形象。为此，乔琪安娜直言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埃尔梅，我将大口地喝完你给我的无论什么药水；但是同样的，我也将喝下一剂毒药，只要是你亲手递给我的。”即便是在乔琪安娜的临终遗言中, 她还在为埃尔梅申辩: 正是由于丈夫的目标崇高、行为高尚，感情纯洁，因此辞绝了尘世所给予他最好的礼物，并告诉丈夫不要因此懊悔。[7]这段描写，不仅在为自己的帮凶行为找借口，还体现出乔琪安娜在灵魂层面已经放弃了自我，放弃了做一个独立的个体, 而沦落为丈夫的附属品，一个为了讨好丈夫心甘情愿成为失败的科学试验品。在肉体层面，乔琪安娜放弃生命，使自己与世长辞，这更不是对父权话语进行的颠覆和反抗，而是男权社会下无辜的牺牲品。乔琪安娜是杀害自我的帮凶，也是扼杀自我女性意识的萌芽无情的刽子手。

三、结语

在《胎记》中，女性意识本就处于萌芽阶段，不仅受到外在异性的压迫和遏制，甚至于同性内部间也遭受极多苛责不解。乔琪安娜没有受到任何身体上的暴力伤害，然而来自话语的压迫，眼神的凝视，以及不断的操控等等，更令人窒息。乔琪安娜的辞世，证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无形压迫，以及女性意识自身的羸弱。冀希女性真正进行独立意识的觉醒，拒绝自我物化和他人物化，重获话语权和身体支配权，改善女性生存状况，坚持人格上的“独立性”与“主体性”，从而使悲剧不再上演，使女性意识不再处于萌芽状态，恣意生长，平等而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