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洋

（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黔南 551300）

原生态叙事主要指以原生态的文化为素材通过原生态的叙事艺术创作出来的作品。在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尽管少数民族文学始终处于边缘地带，但是近些年，他们以突起之势逐步创作出了具有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并形成了一支创作队伍。新时期贵州侗族作家群的原生态叙事，主要指以滕树嵩、刘荣敏、袁仁琮、潘年英等为代表的本土侗族作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小说创作中立足贵州侗族地区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宗教信仰等创作的系列作品。

本论文涉及的研究对象，包括几个关键词。一是“新时期”，新时期并非确指，而泛指1976年以来发生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侧重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作品；二是“贵州侗族作家”，主要是指出生在贵州、成长在侗乡、创作表现侗民作品的作家；三是“作品体裁”，主要以贵州侗族作家创作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类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在贵州侗族作家的创作中，侗家人民却持有另外一种观点，在与自然的长期共存中，他们形成了敬畏自然、热爱自然、守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美学观。

在侗族流传着“大树护寨，老人管村”“荒山变林山，不愁吃和穿”和“寨边无林，十寨九贫”的说法。侗族人民特别喜爱栽种杉树，因为杉树高大挺拔，材质百年不容易腐烂，即使是风雨侵蚀，也只烂表皮，不腐木心，是上好的建筑材料。侗族人民护树、爱树，伐树只伐成年树，绝不不砍伐幼苗，不主动破坏林木的生态系统平衡。谭良洲的《杉山月》写到，退伍的侗家青年岩龙主动放弃城里的工作机会，要求回杉山林场来栽种杉树。“他从部队复员回来，得那么多复员费，不会拿去做木头生意，也不晓得买衣裳穿，拿去投在林场里买杉树种子，还要建什么苗圃，落得个穷光棍！”[1]39虽然引起他人的不解与不满，然而他并不在意，仍然一心一意翻山越岭找水源、种杉树，不单让杉树林初具规模，而且终于赢得乡亲的理解和姑娘的芳心。滕树嵩《风满木楼》中的多蛮，对着丛生的杂书乱草，“他想：如果当年采伐以后，投入劳力好好将山‘清一清'，全部按规矩培栽杉树的话，眼前将有多么繁茂和整齐的一片杉林呵！……可惜他身上没带刀，要不，他真想动手清掉一些，只留下长势好的一两株，让它们加快成长”。[2]16

牛和马是侗族人民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工具，侗族人民并没有因为它们是畜生，而毫无节制地利用它们。侗族人民赋予牛、马和人一样拥有被尊重、被保护的权利。谭良洲笔下的陈爱牛，人如其名，爱牛如命，人虽勤快，家里也有不少田土，但因为喜欢喂牛，粮食都拿去喂牛了，生活很贫困。刘荣敏《高山深涧上的客栈》中的吴二贯老者，马拉车子走在石板路上，石板没有碎，他的心却碎了，心疼这拖车的牲口，“忍着点伙计们，过了这个岭就有阳关大道了，加把劲，咬咬牙就过去了！到晚上我会犒劳你们的！”[3]36滕树嵩的《侗家人》，没有一味地写人如何爱护生物，而是展现了生物链中人与生物的相互依存性。小说写到，在一次行军途中见到老鹰抓群众的小鸡，方政委把枪交给秦辉，要他把老鹰打下来，解救小鸡退给群众。一次，一只寻食的喜鹊被毒蛇咬住脚，喜鹊排翅飞逃，毒蛇也跟着上了天。方政委交代秦辉打毒蛇，不要伤害喜鹊。侗族人民不轻易伤害动物，即使是为了满足生活所需的狩猎，他们也多是猎杀那些对人们的生命财产有威胁的野兽。侗家人懂得如何与动物和平相处，他们更多是尊重自然法则，虽也猎杀各种野物分肉，但是他们有自有分寸，爱恨分明，对于祸害庄稼动物，坚决猎杀，对于弱势动物就绝不伤害，甚至还会保护。

侗族谚语说：“江山作主，人为客”。侗族人民的居住地多为山地，侗家人在山地上建房、植树、开田、种稻，山地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一切物质来源。袁仁琮《山里人》中的普老照，几十年如一日地带着土枪、大黄狗，米酒竹筒进山巡山，靠着山的恩赐，一家人度过了饥荒年代，和大山结下了深厚的情感，得知要搬迁后，教育后人“你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不要忘记回来看看，这老山老林养育了我们几十年，不管以后变成什么样子，都不要忘记。”[4]25通过长期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侗族人民发现大自然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人类不过是自然界中的匆匆过客，侗族人民生活的一切早已和自然融为一体。

二、富于特色的“夹侗”语言

侗族没有民族文字，却拥有民族语言——侗语。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侗族的文化相对比较发达.有多声部的侗族大歌，有艺术水平很高的侗戏，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在没有文字记录的年代里，它们大都以歌师通过侗语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方式传承至今。

新时期的贵州侗族作家大都接受过教育，他们既精通本民族的语言，也熟知汉语。侗族没有民族文字，在进行文学创作活动时，作家唯一的选择便是汉语。以“汉”表“侗”虽是侗族作家创作的无奈选择，但由于汉语和侗语在文本中的相互交织，故而形成一种非常独特又富于个性的语言——夹侗话。所谓“夹侗话”，是指“以侗语为母语的人在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进行交际时说的一种语言，由于汉语的强势地位，以侗语为母语的人不得不放弃本民族的语言而学说汉语，但因受其母语的干扰，他们所说的语言与当地汉族人所说的汉语方言有极大的不同，夹杂有侗语的一些语音、词汇和语法特征，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夹杂侗语的一些语音特点。”[5]鉴于学界在研究夹侗话时，多从语言学视角分析夹侗语音系统，本文主要从侗语词汇和侗族白话在作品中的交织来展现夹侗特色。

侗语以贵州锦屏县南部侗、苗、汉族杂居区为分界线，分为南部方言区和北部方言区，虽各有区别，但不妨碍交流。新时期贵州侗族作家的创作中，在称谓的使用上夹侗特色鲜明，如“罗汉”，在侗语中即未婚的男性青年；“络缅”，在侗语中即姑娘；“佧佬（格老）”，在侗语中即对老年人的尊称；“芮佬”，在侗语中即老奶；“拉少”，在侗语中即接亲的罗汉；“买伴”，在侗语中即陪嫁的姑娘；“同良”，在侗语中即心爱的人；“婢”，在侗语中即妹的意思；“嘎吴”，在侗语中即老吴；“垄”，在侗语中即小老弟。刘荣敏《侗寨风雨桥》，老县长和马哥的一次对话中，老县长问赶车的马哥家住哪个寨子，马哥回答：“至于我家住的大寨嘛，就是那‘天水自来，不用挑水见狗的那个寨子'”[6]96。文中高井寨的高山之巅，有一口井，谓之天水，于是寨人就用竹子接水，从上到下，由高到低，分别通到每家每户，谓之“天水自来”。至于“见狗”，就是侗语“吃饭”的直译音。“不用挑水见狗的那个寨子”，也就是“不用挑水煮饭的那个寨子”。马哥的回答带有典型的夹侗特色，使得语言具有鲜明的个性，吸引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增加了文本的陌生化效果。

文学作品中，语言主要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在新时期贵州侗族作家的笔下，除了描绘出一幅幅侗乡风俗画，展现了浓郁的地域生活气息和民族色彩，他们还运用侗族独特的语言艺术塑造出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谭良洲《杉山月》，蛮月说道：“人爱人，树爱藤，人爱花开，树爱鸟来；鱼爱深塘龙爱宝，山中百鸟爱树林。你生的乖，长得巧，眉毛弯弯大眼睛，高高鼻子牙齿白生生，说话甜甜，乖话连篇，唱歌好听人聪明，莫说岩络喜欢你，我要是一个罗汉呀，也要像藤缠树那样缠你身！……”[7]37通过蛮月之口，成功塑造了侗家姑娘伴娜乖巧、可人的形象。谭良洲《娘伴》，成功塑造了侗家姑娘秀朵，在语言运用上，极富民族特色。文中娘伴秀朵受新郎委托，来陪伴新娘谈心，“亮姐，你初来乍到，还摸不着我这‘锅灶'。我呀，是个有肉不会炒，有话不会说的人！”[8]138除了自谦，她还一边夸奖新娘，说:“亮姐，你是个‘高楼打鼓，名声在外'的人啰。你还没嫁到我们双嘎寨来，我就听说你是个‘会编会唱，歇在花花树上'的‘假圭阳'，又是个‘会讲会说，躲在花花树脚'的‘老阳雀'。以后呀，我拜你为师。教我怎样‘行歌坐月'好吗？……”[9]139。这些语言鲜明地表现了侗族姑娘秀朵直率、开朗、无拘无束的个性，对人坦诚，毫不隐瞒内心的想法。这些富有特色的“白话”语言，是作者从丰富的侗族民间口语中提炼出来的，运用在创作中，和汉语相互交织，相得益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民族特色。

新时期的贵州侗族作家，他们虽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但由于深受侗族文化和民间文学的浸润，在作品中引用了大量的侗族俗语、谚语，如：“炉膛火笑，贵客来到”，“茅屋不是留客处，脸盆不是养鱼塘”“人爱花开，树爱鸟来”“讨回教，得回乖”“锣不打不响，话不讲不明”“万丈深塘都有底，只有人心拿不准”“油辣椒炒卤菜，味道足”“树老难扳弯，人老难转弯”“自己的脚自己洗，自己的田自己种，自己的饭自己吃”。这些俗语和谚语的使用，呈现出作品的强烈的民族色彩，也增强了作品的语言特色。

语言是人们进行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标志。如果语言消失，一个民族的文化也会面临消失的危险，进而一个民族也会面临消失的危险。伴随着中华主体汉文化的推广和普通话的普及，侗语也面临着使用人口锐减，侗语在侗族聚居区核心地位弱化，侗族传统民间文化无人传承的现状。民族语言的传承和发展危机，是世界各民族普遍面临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语言属于应用学科，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人使用，“优胜劣汰”是自然规律，不用过多人为介入。笔者认为，在中华多民族文化的大花园里“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绚烂多彩的，保护了民族语言，就是保护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三、“奇特”的原生体验

新时期的贵州侗族作家，都出生、成长在贵州这片尚未充分开发的原生自然环境中，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大自然打交道，都浸润在民族文化的熏陶之中。在新时期贵州侗族的创作中，描写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展示原生态的侗家习俗，呈现原生态的侗家生活，都已成为作家们的集体自觉。

侗族人民大都居住在黔湘桂三省区毗邻地带，那里丛林莽莽，河水蜿蜒，群山连绵，交通不便，环境险恶。勤劳的侗族人民民风淳朴，开山种田，引水养鱼，房前屋后杉竹遍地。正是因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为侗族地区原生态环境和原生态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天然优势。滕树嵩的《风满木楼》，用大量的片段展示了清水江下游侗家山区的原生态环境。文中写到，侗家山区，居高望远，山风阵阵，环境舒畅，适宜唱歌；自由飞翔的鸟，天上飘浮的云，山谷溪流，稻田绿坡，竹篱木楼，适宜入画；饿了山间有各种野果，渴了山间有天然泉水，累了林间有天然的吊床，还有各种鸟儿用歌声帮助催眠入睡。“所以侗家人到异乡格外多梦，总是梦着这生他养他的地方，便不是没有原因的。”[10]

侗家地区各种节日活动众多，风俗习惯多样，内容涉及爱情、生产、祭祀等各个方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习俗有“行歌坐夜（玩山歌）”“吃豆茶”“唱拦路歌”等。每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男青年们三五成群，提着灯笼，抱着琵琶，边走边弹，边弹边唱，去寻找自己心爱的姑娘；另一边女青年则早已聚集在一间宽敞的火塘里，等待着男青年们的到来。刘荣敏的《相望歌》中，侗族姑娘美娘和细狗的爱情，得不到美娘阿爸三贯老者的许可，两人无奈之下唱起“相望歌”。文中写到，唱“相望歌”除了有争取乡亲们舆论支持的作用，还有“投石问路”的效果。如果当事人有悔过和迎客的态度，会将木廊上的禾把高高挂起，这就表示同意迎客进门，允许一对恋人在自家木楼上谈情说爱；如果当事人对来客并不了解，或者仍有顾虑的，就会把禾把收藏起来。

新时期的贵州侗族作家，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有爱憎分明的龙三娘，有一心保护地方的多蛮，有性格率真的娘伴秀朵等。在作家的笔下，侗族人民的老实本分、热情好客、淳朴善良，得以充分展现。谭良洲《侗家女》写到，侗家人老实本分，如若发现有人偷了东西，大家会集体把他赶出寨子，所以“我”房门不锁，多年来一样东西也没丢过。侗家人好客、大方，虽有难处，但从不在客人说穷叫苦，故作寒酸。只要客人进了家，就要让客人吃饱、喝足。如果那家客人出门不摔跟头，就说明主人亏待了客人，会在侗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滕树嵩的《风满木楼》中，写了侗家山区有“讨米”的这一风气。侗家所谓“讨米”，和一般认知意义上的乞丐行为不同，主要表现为某个寨子或某户人家遭了火灾，家产化为灰烬，同情者代为向其他寨子或未受灾的人家报灾，闻者都会慷慨相助，甚至与受灾者有旧仇的人家，都会既往不咎，或捐米或捐布，以帮助受灾者渡过难关。这种所谓的“讨米”，正是侗家人民一种充满道德、善良的原始互助方式。

四、身份困惑与文化认同

侗族人民居住在万山丛林的深处，在历史上备受欺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四化”建设、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对侗家山区和侗族人民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冲击。“无论多么遥远、多么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寨均会受到时代大潮的裹挟，并作出具有鲜明特点的反应”[11]。新时期贵州侗族作家的创作，除了描绘浓郁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侗家生活，赞美新生活，讴歌新气象外，还敏锐地捕捉到现代化建设给侗家山区带来的变化。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环境闭塞的侗家山区也悄然发生了改变。在展示侗家山区的现代改变上，袁仁琮的作品描绘较为集中。在袁仁琮《母女情》中，围绕着侗家姑娘月妹和阿龙的婚事描写了一系列变化。以前侗家人穷，手里没有钱，月妹的母亲和青芮姥出嫁的时候，只有两只土漆箱子和几件旧衣裳；现在，承包了鱼塘，加上人也勤快，手头有了钱，什么都能买，和青芮姥准备给月妹买一部收音机。以前侗家人谈婚论嫁，相信良辰吉日，要看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且结婚前，只有男方登门给女方送东西，女方不会出门去见男方；现在，男女自由恋爱，喜欢像城里人一样，选择重要的节日里办喜事，且男女双方天天黏在一起。以前侗族男女结婚后，有“坐家”的习俗，所谓坐家，是指新娘婚后数日，即返回娘家居住，居住时间可长可短，直至怀孕后，才会转移到夫家居住；现在，侗家年轻人不信“坐家”这一套，办理结婚手续后，旅行度蜜月。“其实，现在人家兴请吃茶吃糖，戴两朵纸花花就算结婚了，也便当”，“要不得，要不得，那是城里人兴的，我们也这样，人家就要说是叫花子讨婆娘了……”[12]59。现代文明对侗家山区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既涤荡了侗家山区封建落后的旧习俗，改变了侗家人看待世界的观念，也丢失了世代相承的传统。

“你爸爸说，山沟沟里太穷，他要出去闯天下，闯富了，就回来了”[13]52，“我们侗家地处山区，莫说大学问家，识字的也不多，能老这么下去？”[14]155众多的侗家山区人，抱着改变侗家人贫穷落后的现状，怀着赶超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心态，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城市，最终走进了“别人的城市”。从侗家山区出来，进入城市的人们虽然也会被城市的繁华所诱惑，但他们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的生活，无法在城市寻到灵魂的归宿，所以他们永远把自己定位为城市的过客和边缘人。在潘年英《故乡信札》中，作者通过几个妹妹和乡村女性的进城经历，向人们展示“城市梦”的破灭，作品中的女性，要么选择回故乡，结婚生子，要么选择留在城市，但生活却过得并不容易。侗族作家潘年英因读书而进城，因生活而辗转于城市之间，他一方面对故乡始终保持着距离，却同时又对城市生活怀有厌倦和抵触情绪，真正的是徘徊在“回不去的故乡”和“别人的城市”之间的边缘人。[15]

对新时期的贵州侗族作家来说，边缘与中心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心肯定不在北京、上海，而只能在它的原生地，但这样的中心只是资源中心，它需要北京、上海这类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的扶持，需要更多机会，才能与外面的世界做深入的交流，否则就是养在深闺人未识。”[16]边缘地带引起的身份焦虑，对新时期贵州侗族作家，乃至对贵州作家来说，时刻困扰着他们。所谓身份的焦虑，在阿兰·德波顿那里指的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我们每个人都唯恐失去身份地位。如果察觉别人并不怎么喜爱或尊敬我们时，就很难对自己保持信心”[17]。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迅速推进和城镇化的极度扩张，文化认同成为新时期贵州侗族作家化解身份焦虑的方式之一。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侗族作家们在侗族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精神的纽带，挖掘民族价值的共同体。正确地看待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华主体文化的差异，同时努力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大潮，是繁荣中华多元民族文化的基本要求。“文学创作仅有地域因素或地域特色肯定是不够的，如何既立足于地域又超越地域，那需要有情怀、有责任感、有担当意识，需要有远大的目标和志向，有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注，有对人类情感以及人性、人的生命意志的发现。作家固然需要解决如何认识脚下的土地这类问题，但更重要的，他必须要有对话意识，必须用自己的创作，与时代、历史、现实对话，与民族国家的前途、人类命运对话，与文学的未来对话”[18]。

新时期的贵州侗族作家，通过描写侗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展示侗家山区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特色语言和民风风俗，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侗家人形象，呈现出一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画卷。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侗家山区的变化，有效地思考边缘与中心、城市与乡村、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等众多命题的当代意义，努力为繁荣侗族民族文化和中华多民族文化，贡献侗家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