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九江”地望初探

2020-07-09於莹楠

青年生活 2020年2期

於莹楠

摘要：关于《尚书·禹贡》所载“九江”的地望所在，古来许多学者均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有认为在汉寻阳（今湖北黄梅、广济一带）诸水即是《禹贡》九江，也有认为是在今鄱阳湖水域，宋代学者多主张是在洞庭湖水域，后世也多宗此说。本文根据《禹贡》有关九江所载条目本身，通过分析其相对地名“敷浅原”、“衡山”、“东陵”等所在，从而分析《禹贡》所载先秦时期九江的地理位置及其特点。

关键词：禹贡;九江;敷浅原;地望

九江作为地理概念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禹贡集解》中关于“九江”的记述有三处：一是九州“荆州”篇下记载：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乄…… 九江纳锡大龟……”，意思是指九江水道众多，是出产大龟，奉命敬献大龟的地方。[1] 二是“导山”篇下记载： “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2] 初步指明了九江的地望所在。三是“导水”篇下记载：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過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3] 则更进一步指明了九江的地理位置。对于九江地望的诠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禹贡》九江“寻阳诸水”说

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记载：“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4] 第一次说明了九江的地望，他主张九江在汉寻阳境内（今湖北黄梅、广济一带）。班固亦从司马迁的说法，其《汉书·地理志》云：“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5]（此时的寻阳在江北，其县治故址在今武穴西南二十八公里花桥镇附近）。汉代应劭和晋代郭璞在为《汉书·地理志》、《山海经》作注时都认同此说，应劭《汉书注》云：“江自庐江寻阳分为九。”[6] 郭璞《山海经注》云：“江自寻阳而分为九，皆东会于大江。”[7] 汉代大儒郑玄也认为：“九江在庐江寻阳县南，皆东合为大江”，[8] 与班固说法一致;但他们对九江的江源有不同看法，应劭、郭璞都认为九江源自大江，派分为九，但郑玄认为九江各自别源，并非大江自分九派。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载《寻阳地记》云：“一曰乌白江、二曰蚌江、三曰乌江、四曰嘉靡江、五曰江、六曰源江、七曰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张须元《缘江图》则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乌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乌江、七曰菌江、八曰沙提江、九曰靡江”。两处江名虽然不一致，但都认定九江在寻阳境内，“始于鄂陵，终于江口，会于桑落洲”。[9]

后世学者赞同寻阳诸水说的较多，但各自意见并非完全相同。阎若璩认为九江有两个，“九江一为禹所疏以人工名，一为九水所会聚以泽浸，名同见荆州内，何不可之有为禹所疏者？曰：甚得地势之中为九水会聚者，苐曰禹经之而已江合之而已，其书法固自别也。”[10] 杨守敬在《禹贡本义》中指出：“余谓下隽之‘九江是荆州之‘九江，寻阳之‘九江是导江之‘九江，盖长江数千里，江水枝分，何必只一见？见于荆州者即不必见于导江，见于导江者即不必见于扬州，此古文详略互见之法，不然‘澧为荆州之地，‘东陵为扬州之地，则‘导水篇可不立矣。”[11] 他也认为九江有两处，一个九江是下隽之九江，其范围在今湖北省公安县与安乡县之间，另一个九江是寻阳之九江;他还认为长江数千里，支流众多，有两个九江是很正常的事情。

二、《禹贡》九江“洞庭诸水”说

《山海经》云：“澧、沅、潇湘之浦，在九江之间。”[12] 宋代大儒胡旦、朱熹、蔡沈极为推崇这一观点，他们均认为洞庭九水即九江。胡旦认为，《山海经》云：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13] 故此，九江当即洞庭诸水。朱熹是此说的代表人物，他著《九江彭蠡辩》详细驳斥寻阳诸水说： “ （九江）若曰派别为九，则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计以为九者，若必首尾短长均布如一，则横断一节纵别为九，一水之间当有一洲，九江之间洲水相间，乃为十有七道，于地将无所容;若曰参差取之不必齐一，则又不知断自何处而数其九也;况洲渚出没，其势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后乃复生一洲，是岂可以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说也。若曰旁计横入小江之数，则自岷山以东至入于海处，不知其当为几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说也。且《经》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见其吐吞壮盛、浩无津涯之势，决非寻常分派小江之可当;又继此而后，及夫‘沱潜、‘云梦，则又见其决非今日江州甚远之下流，此又可以证前二说者为不可通之妄说也”。[14] 朱熹弟子蔡沈集宋代洞庭九江说之大成，在《书经集传》中注九江曰： “汉九江郡之寻阳，乃《禹贡》杨州之境”，不得以荆州之水当之，“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经》言：‘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楚地记》曰：‘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今岳州巴陵县，即楚之巴陵，汉之下隽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则洞庭之为九江审矣。今沅水、渐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资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15] 蔡说一出，后世注九江者多从之。

胡渭在《禹贡锥指》中指出：“九江，孔、郑异义而不言其处所，诸家皆谓在寻阳。其以洞庭为九江者，自宋胡旦始……九江即洞庭，既有山、水二经为根据，而又得朱子此辨，其不在寻阳亦明矣。”[16] 而后胡氏指出，先秦时期有九江之名“至春秋时为江南之梦，战国时称洞庭五褚，《韩非子》谓之五湖，九江之名遂隐，传纪鲜有言九江者。”[17] 胡氏认为九江之名自古都有，只是到后来《韩非子》称五湖时，九江之名就鲜为人知了。胡氏说九江之名不见后，学者就把寻阳看作九江“后世既不知洞庭为九江，见寻阳江中多沙水相间处，遂指其九派为九江，而导山、导水之文义，皆不可得通矣。”[18]

三、《禹贡》九江“鄱阳诸水”说

晋《太康地记》引刘歆说法：“九江，以为湖汉九水入彭蠡泽”。[19] 这里的九水指的是赣、鄱、余、修、淦、旰、蜀、南、彭九水。杨守敬在《禹贡本义》中对《禹贡》九江在鄱阳水域的说法有过驳斥：“兹数说者，后世皆有所宗，唯刘歆说从之者颇少，《水经·赣水注》亦引歆说，而明明言是王莽改‘豫章为‘九江之故，并非以说《禹贡》，且篇末言‘总纳十川，同臻一渎，则不以为‘九江甚明。”[20]

以上诸家众说纷纭，《禹贡》中记述的山水条目极为精炼、简洁，许多内容涵义今人已不得其详。上述关于《禹贡》所载九江地望除鄱阳诸水说后世少有学者认可，其余两说均有不少人从之。近年来还有学者运用《竹书纪年》的记载来考察九江地望并有了新的发现，如陈致远认为九江应在今湖北松滋与鄂城之间的一段长江水域。[21] 笔者赞同寻阳九江乃为《禹贡》九江的说法，至于《禹贡》九江的具体地望，笔者认为还是要回到《禹贡》本身，从中去分析、发掘其本义。

四、先秦九江的地理位置

要考察《禹贡》所载九江的地理位置，首先来看《禹贡》导山篇：“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这里涉及到两个非常关键的地名：敷浅原、衡山。敷浅原一般认为是指今江西省德安县，谭其骧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里也采用了此种观点;也有认为是指庐山，南宋朱熹、蔡沈便根据《十三经注疏》“衡山连延九江接敷浅原”而推定敷浅原是庐山;还有学者认为敷浅原更准确的解释应是指庐山前的平原。[22] 但不管是指德安，還是指庐山或是庐山前平原，敷浅原的基本方位还是在长江以南。那么衡山又是指哪座山呢？古来注家不少人倾向于衡山即是今湖南衡山，若以此为依据，那么无论是寻阳之九江还是洞庭之九江，都在衡山北面，那又如何能从衡山过九江到达敷浅原呢？因此可以肯定《禹贡》所说衡山绝不可能是湖南衡山。陈致远先生认为衡山可能在今重庆、湖北两省交界处长江之畔的某座山（如巫山），[23] 但也只是根据自己认为九江在今湖北松滋与鄂城之间的一段长江水域这一结论的推论而已，并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证据佐证。杨守敬先生和陈立柱先生对衡山地望作了精辟的考证，以充足的论据充分证明了安徽天柱山或称霍山才是《禹贡》中的衡山，[24] 具体论述在此不表。衡山在长江以北，距九江约三百余里，这样我们就能很好理解导山篇“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的意思了。

其次是《禹贡》导水篇：“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这里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名——东陵，关于东陵在哪里，历代学者主要有几种意见：一是有人认为是在河南固始县西南的东陵乡，《汉书·地理志》载：“庐江郡，金兰西北有东陵乡”，[25] 《水经注》载：“庐江郡之东陵乡，江夏有西陵，故是言东矣，《尚书》云江水过九江至于东陵者也”，[26] 许多学者以此作为依据，认为这个东陵乡即是《禹贡》所指的东陵。宋代以来血多学者不认同此观点，清代学者胡渭反驳道：“其地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南，南去大江五、六百里，安得云（江水）至于东陵乡？”[27] 此东陵乡远在长江以北数百里之外，江水实难过九江后向北流至大别山西北部的东陵乡，若《禹贡》东陵确在此处，那么江水就要先过东陵，然后才过九江，这就与《禹贡》原义不符。二是认为东陵在湖南岳阳，宋代学者多持此种观点，蔡沈《尚书集传》：“东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县也。”[28] 胡渭《禹贡锥指》：“曾彦和云，巴陵与夷陵相为东西，夷陵亦曰西陵，则巴陵为东陵可知也。”[29] 这恐怕只是宋代学者的臆断之说，因其先认定了洞庭诸水为《禹贡》九江，故附会洞庭东岸的岳州巴陵为东陵，并没有任何先秦史料可以佐证，故清代学者王夫之说：“若东陵之位巴陵，既无所考。”[30] 三是认为东陵即今湖北鄂城，陈致远先生主要以鄂城悠久的历史源流、地名沿革以及前人的论说来推论《禹贡》东陵所在，[31] 但并无确切史料佐证，故此说并不足以令人信服。依据《禹贡》记载的地理方位，东陵紧接在九江之外，当江水流过衡阳之尾，到了枞阳附近，被称为九江的江流就趋于平缓结束了。再往下游，北岸地势较为宽广平坦，南岸正当江流北折东转的急弯处，在今贵池、青阳一带有以九华山为中心的一片低山丘陵地带，这片冈峦起伏的低山丘陵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正好与《禹贡》东陵相符。以九华山脉为中心的这片低山丘陵在今贵池、青阳、石台诸县境内，九华群峰海拔高度在1000米至1300米多之间，九华山脉南与黟山山脉隔着一条比较宽阔的河谷和山间盆地，大致呈并行之势，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秋浦、青弋诸江的上游汇集南北两面众多的山谷溪流，分别向东西流去，构成复杂的庐江和淮水，分流在这片山地的东西两侧，而北入大江，当可认为是东陵所在。

《禹贡》荆州的区划是“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指汉南的荆山山脉，即鄂西山区东部边缘的低山丘陵地带，绵延在江汉平原的西侧，衡阳应指大别山区南部边缘以天柱山为中心临江一面的低山丘陵之阳，即由汉代寻阳到枞阳的沿江地带。这一地区，南对江西鄱阳盆地北边的沿江冲积层，形成长江中下游平原间一道狭长的天然走廊，《禹贡》即以此作为荆州州域划分的一个天然标志。这一地区的主要地貌特征就是江汉合流与云梦泽漫流而形成的无数川泽网络。与衡阳隔江相望，即是《禹贡》扬州彭螽泽，彭螽泽汇纳了赣江及其众多支流，又与长江相连通，遂成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

当江水与彭螽泽汇流之后，开始进入下游的扬州境内，流向也逐渐转向东北。《禹贡》所谓九江指在寻阳县南，即以彭螽入江口为开端，从此，江水流量大增，江面更为宽阔，江中大小洲渚相连，江岸的河口港汊迂曲复杂，这样，在比较平缓的江流中就好像出现了无数的岔道和分流，九江之名由此而起。所谓“皆东合为大江”，大致是指到了枞阳附近江水又转向另一集中河道，九江到此为止。秦朝设置九江郡，即因这一段江流而得名，在此之后，九江之名才由江流之称演化为地区之名。所以，九江主要是指彭螽泽（今龙感湖大官湖一带的水域）以西至枞阳间一段古长江江段。“九江”这一名称作为地貌描述之名延续数千年历史，到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它的遗迹（如五洲、八里湖等）。

自战国以来称之位陵阳的地区，即是今九华山的东麓和东南麓，正是东陵南部的广阔地带，因而被称为陵阳。当江水流过东陵，从陵阳沿江一带继续向东北方向流去时，江面更为宽阔，沿岸的冲积平原逐渐趋于宽广，地势比较低平，湖泊支流众多，江岸曲折，岔流更多，急弯更大，江水流势也更为复杂。因而在这一段广阔的江面上，湖河倒灌现象多见，平缓水面下隐藏着无数急弯洄流，江面上也就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分合不定的流水现象。《禹贡》所说的“东迆北会于汇”即是描述这段江流的特点。正因为《禹贡》时九江一段的长江江水是如此的烟波浩渺，才有郭璞《江赋》所云：“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乎采桑”。

在九江江段今黄梅县境内有一座因产大龟而出名的小山，名蔡山，《黄梅县志》记载古代大江就从蔡山脚下流过，山上至今还保留有古寺“江心寺”，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诗人李白从江夏沿江下寻阳曾在此留宿一宿，留下一首《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诗人面对浩淼江水才会有如此高处远眺的感受，表明至少迟至唐代这里还是长江江水十分广阔的一段水域。收录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辑校）有记载：“37年，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鼋、鼍以为梁”，[32] 《禹贡》荆州篇也说：“九江纳锡大龟”，而盛产大龟的蔡山正在此江段。这也再一次证明了产大龟的九江在寻阳江段而不在洞庭诸水了。

宋代学者主张九江在洞庭诸水而不在寻阳江段，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寻阳九江的地望已经脱离了《禹贡》所说的荆州之域，而属于扬州的范围，这就与《禹贡》將九江纳入荆州条目下不符。后世学者也有持同样观点，陈致远先生还进一步根据石泉先生“地名随人搬迁”的侨居说，认为《禹贡》时期的九江原在古荆楚内地洞庭湖区及江汉平原一带，后秦军拔郢都楚人东迁，也就把九江地名带到了扬州境内。[33] 但其实上古时期所分九州，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地理界限，更何况寻阳地处荆州、扬州之间，九江虽不在荆州腹地，却也在荆州东部边界上，因此以九江不在荆州境内而否定“寻阳说”是草率的。至于侨居说法也是不可靠的，上引《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就已说明早在周穆王时期东至伐越的路上就有九江的存在，当然不可能是战国晚期楚人东迁时带来的。

如此，我们可以知道寻阳诸水正是《禹贡》所记载的“九江”，范围主要是从彭螽泽（今龙感湖大官湖一带的水域）以西至枞阳间的一段古长江水域。所谓九江并不一定就是指九条江，“九”为极数，表达江流众多的意思，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该江段江面宽广，岔流曲折的特点。

参考文献：

[1]尹世积.禹贡集解[M].上海：商务印书出版社，1957：26.

[2]尹世积.禹贡集解[M].上海：商务印书出版社，1957：50.

[3]尹世积.禹贡集解[M].上海：商务印书出版社，1957：63.

[4]司马迁.史记·河渠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15.

[5]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568.

[6]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569.

[7]郭璞.山海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2.

[8]孔安国.尚书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3页.

[9]吴圣林.考释《禹贡》解九江名源之谜[J].南方文物，2004（1）：12-15.

[10]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