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沉森

借着《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再版，我想试着思考一下，这本书中所讨论的各种明清思想学术的问题，究竟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经验有什么可能的关联？在这里想先提到一点：我个人认为人文学科各有分工，各有职司，一个现象可以从各个学科的角度去接近、了解、分析。在分工之余，各个学科最后亦应该对话、合作，形成跨领域的见解。所以，以下的讨论中对现代任何人文学科并没有畸轻畸重的评价。

我注意到近现代历史研究中经常出现两种现象：第一，是过度屈历史以就当代;第二，是过度屈历史以就其他学科。关于前者，历史工作者常常为了求史学研究能与现实发生立即的关联，而不顾历史事实的复杂性。有时是为了呼应现实致用，有时是为了呼应当代流行的史学潮流，以致“只顾听来悦耳”，不管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在“历史的理想”与“历史的事实”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紧张。关于后者，现代史学似乎有一种倾向，认为历史只有在被组入某种理论之中，它才有思想的价值，而我个人一向认为不是只有哲学或抽象理论才涉及“思之事物”，复杂而多样的历史也可以有超越特定时空限制的长远、浓厚的思想意涵。

事实上，许多带有长远、普遍意义的著作，也是受到特定“境况”的激发才出现的。人类对某些“境况”的反应，并非只有个别的价值，有时候是因相近似的“境况”出现，使得特定的讯息仍然具有价值，有时从个别“境况”所孕育的讯息，在“关联呼应”到现实时，也可能生发出长远的意义。所以不一定是要从特定历史环境中步步抽离出的理论才可能有长远的意义，也不一定是要将历史组入一个巨大的理论建构，经过不断抽象化，不断用各种理论加以装点，才有长远的意义。譬如《史记》或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它们都是一时的，却也可以是永恒的。当它们不断地被引述、不经意地忆起并与现实的经验关联时，它们便具有长远的意义。这些史事可能不断地“关联呼应”着现实，而且还将不断地“关联呼应”着未来。在“关联呼应”式的真理观中，过去与现在不断地融为一体，并创造出新的意义。像是一笔存在银行中的母金，不断生发出新的“利息”来。在这里使用“关联呼应”（correlated）一词（“关联呼应”是保罗·田立克《系统神学》中的核心观念），是想强调由历史定律或寄望历史重演所得到的解答，不是历史唯一的功用。“关联呼应”是更复杂的东西，其中有许多种层次。况且，历史上许多宗教礼仪、秩序，甚至具有更长远意义的事物，最初都只是一连串历史事件。

我想举本书中所选的与省过会、日谱有关的几篇论文为例，说明这些文章除了在重建被忽略的历史之外，它们还“关联呼应”我们今天所关心的隐私权、透明性、自我的修养等问题。

第一，这些实例提醒人们思考古代隐私与现代隐私权的差别。大家同意“隐私”是个人在处理人我之间的分际，在与他人相处之时，要暴露多少让他人了解我，这是自古至今不断改变的。自古到今皆有隐私观念，依社会、时代不同，从历史纵深可以追索这些观念的变化。

第二是关于对（自我生活）界域的经营与掌控的问题。人不能遗世独立，要与人互动才能塑造人格。从此意涵看，隐私是一种对（自我生活）界域的经营与掌控，那么在我所研究的案例中，古人如何从事对（自我生活）界域的经营与掌控，而近代人又如何进行此事？此外，现代隐私权的讨论中，涉及一种当事人并不知晓，并不觉得被冒犯的侵犯隐私行为，有点像是“非礼勿视”的问題。那么在古代什么是“非礼勿视”，在现代什么是“非礼勿视”？

第三，从这几篇论文中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在同一个道德社团中的人应该在公众之前尽情公开暴露自己的隐私、意念、过错，以便反省自己，同时也让同一个社群中的人清楚看到，以便帮助自己改正错误，并且认为这是道德教养与自我进步的不二法门;另一方面却是尽量避免暴露身体的任何敏感的部分。针对这一奇特的现象，我们可以问各式各样的问题，譬如暴露“隐私”与“分享”的界限在哪里。依本书中所收的这几篇论文来说，在道德热情驱使下的暴露是“分享”，可是肌肤的暴露与窥视都属于“隐私”。

在网络时代，我们正经历一个类似的情境。二0一五年二月《科学》（Science）的封面标题是《隐私权的结束》，耸动地宣称网络时代，人们已经不再有隐私，而这些隐私，往往是人们自己暴露出来的，这使得“隐私”与“分享”的区别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问题。一方面人们极力保护自己的“隐私”，不想让人知道;另一方面人们却又大量“分享”自我希望他人知道的部分。有的人认为是“隐私”的，其他人认为是“分享”;早先认为是“分享”的，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会认为那是“隐私”;有的时代认为是“隐私”的，有的时代认为那是“分享”;有的时代认为这是“分享”，在下一个时代则认为是无可让渡的“隐私”。关于讨论“隐私”与“分享”的区别，一般应是在“同一事物”的前提下，探究其为“隐私”或“分享”。就“同一事物”而言，他人认为“隐私”者，我却愿意与人“分享”，可能是基于两类原则：一、对于什么是“隐私”有不同的想象;他人认为隐私者，我却认为非属隐私。二、虽然我也赞同该事物属于“隐私”，但基于一定原因或理由，我仍自愿地同意与人“分享”;而我可能会因所涉隐私之不同或分享对象之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分享。“隐私”与“分享”之间的原则、界限究竟是什么，它们的时代演变如何，都是很值得深入挖掘的（在撰写隐私这一部分时，我受益于与林子仪教授的口头讨论及意见，详细讨论见林子仪教授的《公共隐私权》和《隐私权法制的新议题：监控与隐私自我管理》）。

另一方面，人的主体性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靠个人的隐私来维持的，当个人隐私被强迫剥夺时，人成了精神上的赤身裸体，其主体性可能会消失殆尽。所以，当公开省过不是一种“分享”时，则“隐私”的政治性议题便值得带进来思考。而且“分享”与“隐私”之间的界限真的是这么清楚吗？省过会中的所谓“分享”，是不是强化了道德的或权力上的阶级秩序？总之，古今之间的参照互映，都可以扩大我们的“心量”，帮助现代人理解自己的境况。

但是，我们不只要从历史中抽绎出我们今天所关心的问题的可能答案，同时也想了解历史中的世界与我们今天的世界不同，甚至想从研究历史中，学会问那些人们早已忘了怎么问的问题。

最后，我还想谈到一点：人类有很强的冲动要一致化、一元化，要寻找定律，要极大化自己的基盘来解释过去与未来。而我个人倾向于发掘多元、竞逐的历史，其中尽可能包括被压抑的层面。我个人认为历史研究的结论，虽然不一定可以立即运用到现在，但它们都有助于扩大人类对治乱兴衰、成败倚伏，以及万象社会的理解。

在想象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时，我个人一再强调龚自珍《尊史》中的“大出入”的态度。“大出入”所凭借的资源来自各个方面。以前人认为历史要与“经”或“礼”互相夹持，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方面的观点，都必须承认过去发扬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把历史作为“经”“礼”的附庸，不愿赋予史学独立的地位。二十世纪的史学逐渐走向专业、独立，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人们思考历史时，往往也就局限于史学，而忽略了如果我们考虑史学的现实作用时，“大出入”的“出”的部分也相当重要。这是我在回顾本书各章时，想要特别强调的一点。

大约十五年前，在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的鼓励下，我将之前多年发表的、与晚明清初思想学术有关的论文辑成《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作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十论”丛书中的一册，并在二00四年出版。这些论文背后其实有一个更为广大的计划，即我计划多年的“明清思想转型”，而收在书中的论文是“转型”研究的一部分。

在《十论》成书之后这十几年，因缘际会，我又写成了几篇跟这个时段有关的论文，趁这次再版的机会，把它们收在本书的“附录”中，以供参考。这几篇论文似乎有一个特色，即是从生活史、社会史的层面对于明清思想史做更进一步的探索。

事实上在“转型”这一个大题目之下，除了上述论文之外，这一二十年，我写过很多草稿。本来我是希望趁这次再印的机会，将其中一部分仔细整理成一篇很长的导论，但是因为我目前正纠缠在另一个著述计划中，几经考虑之后，暂时先放弃这个想法，等将来有机会再着手。

（《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修订版]，王汎森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