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春阳

虽然从全球范围来看，疫情何时结束还不明确，但在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在一个已经日益媒介化的社会中，很显然，媒体和经济复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媒体如何助力经济复苏也就有了讨论的价值和必要性。

按照传统经济时期的说法，经济承压时刻，人们的消费支出紧缩，但消费愿望又需要得到释放，就形成了“口红经济”效应，即通过消费口红一类的廉价非生活必需品来释放消费压力带来的紧张感。和平时相比，人们投入到影视等娱乐领域的支出会明显高于平时，从而让文化消费成为经济困乏时期的一抹难得的风景。但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诱发的情况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口红经济”效应在影视传媒业似乎有了新的变化。因为疫情防控，电影院是去不成了，报纸投送也成了大问题，网络和广电媒体这类无接触传播平台成为“口红经济”新的增长点，尤其是依托网络平台的直播带货似乎成了一种点石成金术，甚至有“不直播，无带货”的蔓延趋势。客观来说，直播带货是有影响力门槛的，不是人人都能实现强力带货的。其媒体公信力背书、强大传播力影响力实力，是其作为的前提条件。

2020年对于媒体行业来说是大考。这一年的年初，中国网民规模超过了9亿，互联网普及率也超过60%，这也注定了网络应该成为媒体助力经济复苏的主战场。除了直播带货这一新业态之外，产业互联网也成为网络经济在消费者互联网之后的又一个业务拓展区，而在消费者互联网层面，智慧城市建设是媒介化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得此网络者生，脱此网络者亡。因此，建议媒体要尽可能参与到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导权的竞争中，为经济发展，为社会治理，也为了媒体自己，打开一扇通向未来的门。经常有人问我某类媒体未来是否会消亡？我的回答是：如果能够成为人类面向未来生活方式的核心构件就有存在可能，如果无法做到则没有未来。媒体积极投入到人类面向未来生活方式的构建过程，既是助力社会生活的功德，也是对自我未来的救赎。

同时，在9亿网民之外中国目前尚有4.96亿非网民群体。这个群体的意义有多大？根据2020年最新的世界人口统计来看，全球人口超过5亿的国家只有中国和印度，排在第3位的国家是美国，人口仅3.26亿多，日本以1.27亿排在第11位。和这一数据进行比较，中国非网民的人口规模是4个日本！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刚刚脱贫的群体，如果他们的经济狀况在疫情过后得不到迅速有效改善，很可能会出现二次返贫。基于这样的现实考虑，媒体助力经济复苏，应全媒体一起上，任何媒体都不应缺席，实物脱贫、精神脱贫都不可缺，能把信息送达到偏远地区的媒体尤其要投入，要力争成为助力偏远地区人群尽快实现经济重启的建设性力量。

1933年的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罗斯福在就职总统后的第8天就推出了著名的广播“炉边谈话”，对于鼓舞士气、推行“罗斯福新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广播史上媒体助力经济复苏、社会团结、共渡难关的经典之作。在今天全媒体的融合发展格局下，单论广播似乎与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不符，但广播收听的便捷性、伴随性、移动性等特点，让广播在受众市场特别是农村收听市场上仍然保持着巨大影响力。广播的一百年发展，对社会文明和进步具有吹哨人和宣传鼓劲作用，此次助力经济复苏，广播媒体依然走在前头，帮助我们树立起战胜经济困难的信心。

（作者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