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乐 臧召燕,2 刘建涛 张坊钰,4 吴 霜 何 燕

1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郑州，450001；2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200032；3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郑州， 451191；4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北京，100005

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突出，中国老龄化趋势尤为严峻，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达到了2.5亿，占全国总人数的17.9%。 我国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较高且部分老年人生命质量较差[1]。有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中31.2%的人存在轻重程度不一的抑郁症状[2]，2015年第4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数量较大，全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致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8.3%[3]。本研究通过对我国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健康自评和抑郁现状进行分析，了解我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探索老年健康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为改善老年群体生命质量提供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数据采纳了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5年的结果，该调查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多个县和社区进行，涉及约23000名45岁及以上调查对象[3]。根据研究目的，删除关键变量有缺失的样本，计算获得2015年60岁及以上的个体共4620人。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健康自评、抑郁作为反映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指标，以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婚姻状态、慢性病、残疾、社交活动、生活满意度、住宅类型、收入作为自变量[4]。

ADL(Activity of Daily Living)评价量表包括11种行为[5]，根据受访者独立完成程度可分为没有困难、有困难但仍可以完成、有困难需要帮助、无法完成，分别计为1-4分，将累计得到的分数再分为完全自理(1-11分)，基本自理(12-22分)，轻度依赖(23-33分)，重度依赖(34-44分)，并分别定义为1-4。

健康自评是研究对象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分为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5个等级[6]，分别定义为1-5。

抑郁程度的评价采用的是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MH)于1977年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7]，抑郁的评价包括2种正向情绪和8种负向情绪，对积极情绪项目采用反向计分，消极情绪按4个等级正向计分，求10项分值总和。为了方便分析，把抑郁程度的评价分为好(0-10分)，一般(11-20分)，差(21-30分)，很差(31-40分)，分别定义为1-4。

1.3 统计学方法

利用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确定10个自变量对我国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健康自评和抑郁是否有影响，然后使用逐步法建立logistic模型，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共调查4620人，其中男性2244人(48.6%)，女性2376人(51.4%)；年龄在60-69岁2995人(64.8%)，70-79岁1311人(28.4%)， 80岁以上314人(6.8%)；农业户口2056人(45%)，非农业户口2509人(55%)；与配偶同居3552人(76.9%)，不与配偶同居1068人(23.1%)；住宅类型中，一般居民住宅1475人(31.9%)，住养老院/敬老院699人(14.3%)，住医院763人(16.5%)，住其他机构1723人(37.3%)；患有残疾1835人(39.7%)，未患残疾2785人(60.3%)；患有慢性病3686人(79.8%)，未患慢性病934人(20.2%)；有社交活动2308人(50%)，无社交2312人(50%)；有收入796人(17.3%)，无收入3822人(82.7%)；对生活极其满意292人(6.4%)，非常满意1668人(36.7%)，比较满意2230人(49.1%)，不太满意267人(5.9%)。ADL量表结果显示，完全自理2732人(59.1%)，基本自理1671人(36.2%)，部分依赖188人(4.1%)，重度依赖29人(0.6%)；健康自评结果中，“很好”440人(9.5%)，“好”500人(10.8%)，“一般”2286人(49.5%)，“不好”1085人(23.5%)，“很不好”309人(6.7%)；抑郁程度结果中，“好”426人(9.2%)，“一般”2797人(60.5%)，“差”1119人(24.2%)，“很差”278人(6.0%)。

2.2 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健康自评和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性别、住宅类型、是否与配偶同居、是否有残疾、是否有慢性病、是否参加社交活动、不同住宅类型和生活满意度均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健康自评和抑郁有统计学意义(P<0.001)；是否有收入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和抑郁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健康自评、抑郁状况(%)

注：*P<0.001。

2.3 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将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转换为二分类变量：完全自理=0，基本自理、部分依赖和严重依赖合并为依赖=1。结果显示，女性、年龄在70-79岁和80岁以上、不与配偶同居和没有社交活动、生活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是老年人生活完全自理的危险因素；没有残疾和没有慢性病、居住在养老院/敬老院、医院或者其他机构是老年人生活完全自理的保护因素。

表2 我国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自评健康和抑郁的logistic回归分析

2.4 老年人健康自评状况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将老年人健康自评状况重新定义为二分类变量，很好、好、一般3个等级合并为较好=0，不好、很不好2个等级合为较差=1。结果显示，女性、没有社交活动、生活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是老年人健康自评较好的危险因素；没有残疾和没有慢性病、居住在养老院/敬老院、医院或者其他机构是老年人健康自评较好的保护因素。

2.5 老年人抑郁状况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将老年人抑郁重新定义为二分类变量，好、一般合并为较好=0，差、很差合为较差=1。结果显示，女性、没有社交活动、生活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是老年人抑郁状况较好的危险因素；80岁以上的老年人、没有残疾和没有慢性病、居住在养老院/敬老院或其他机构是老年人抑郁状况较好的保护因素。

3 讨论

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我国养老基础设施和政策不完善、资源布局不合理且利用率低等问题，我们应该予以重视。通过分析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健康自评和抑郁这3项指标，其影响因素大致相同，但是也有一定的区别。

3.1 年龄和性别是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年龄和性别都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人口学特征，与配偶同居的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较好，配偶或子女等家庭成员的陪伴可以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同时和谐的家庭氛围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患慢性病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较差，有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随着慢性病数量的增多而下降的趋势[8]；此外住养老院/敬老院是老年人生活自理的保护因素，显著优于其他类型住宅类型的老人，可能是因为居住在养老院一方面受到专业人士系统的护理和关怀，享受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医疗服务；另一方面老人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和监督，有效促进健康，我们要针对不同老年人失能类型和程度的差异划分不同的养老方式。

3.2 生活满意度是健康自评状况的重要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没有残疾和慢性病是老年人健康自评的保护因素，有健康的心理状态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也较好，符合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9]；在建立logistic模型中收入这个自变量被排除，可能是一定的经济支持可以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但在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较完善，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老年人对经济条件的需求相对较低。

3.3 女性、残疾、慢性病和不参加社交活动是老年人抑郁的危险因素

结果显示，女性抑郁程度比男性严重，残疾、慢性病和不参加社交活动是严重威胁老年人健康状态的影响因素。这种性别差异与我国家庭模式和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男女的性格和生理差异也是原因之一，有研究表明女性在人际交往中敏感性更高且更容易产生孤独感[10]；残疾和慢性病致死率低但并发症和后遗症较严重，同时会增加老年人患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风险；不参加社交活动对不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适度参加社交活动促进老年人增加与外界的交流同时也锻炼了身体，是预防疾病的一个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