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曹建（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书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南大学文学院是西部地区最早招收书法硕士研究生的单位，1987年开始招生，导师为徐无闻先生，由荀运昌、秦效侃、冯建吴、苏葆桢、郭克等教授辅之。徐无闻先生与他的同事们创办书法专业的缘由，应有两点。其一，学科背景。高等学校的本科教育，应该是从清政府灭亡前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开始。“京师大学堂”开始虽然有了本科，但是由于这个学科体系是从西方舶来的，与传统的知识结构并不适应，所以就没有书法学科的地位。不过，书法艺术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像徐无闻先生那样的具有旧学传统的教授们是其中的精英书法家代表。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有许多深谙此道。这也证明书法艺术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是代代相传的。1954年徐先生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可见他是有高校学科背景的。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旧学传统。徐先生是有家学传统的，他的家学传统中就有篆刻、书法，所以他学中文专业的时候，常受到师长的赏识。在1995年徐先生遗作的展览上，我非常有幸遇到了徐先生的老师——杨明照。他对徐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有点激动地讲，川大这么多年只培养了两个学生，文科的代表人物就是徐无闻。由此可见徐先生在他的老师们心目中的地位。

在徐先生的认知体系中，高等学校教育需要学科化、体系化，但是同时也还需要旧学传统。徐先生一开始任职时，在西南农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教研室，教政治理论公共课，一年之后调进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他的知识体系中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东西，他甚至还教过文学概论那些课程。几十年下来，他的研究慢慢聚焦在唐宋文学、文字学方面，后来才是书法。他的身份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大学教授和一个有旧学传统的传统文人的合体——上了大学讲台的有丰富旧学知识的传统文人。他的这个知识背景，我想是他后来创办书法硕士点的主要原因。他觉得旧学传统不能丢，所以他经常勤于旧学，整天就在故纸堆中，但是他又与时俱进、常辟新知。

在20世纪80年代，西南师范学院的中文、美术专业硕士点是第一批恢复硕士招生的专业。那个时候抗战时期的国立艺专（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正则艺专（吕凤子任校长，抗战时期由江苏迁往重庆璧山区）、西南美专几个学校的师生构成了我们学校美术专业的人才队伍。美术学硕士点有了，中文的硕士点已经有了，徐先生就想在这个专业里边增加一个书法。殊不知，令人头疼的事情来了，书法在学科里放不进去，这该如何是好？徐先生想到两个办法。其一，将书法点设在中文系，这首先要得到中文系党政领导的支持。徐先生当时找的硕士生导师，有文学院的老师，也有美术系的老师，还有四川美术学院的老师。当时带头的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冯建吴教授。徐先生去四川美院找到冯先生，与之商议办学的事情。冯先生以绘画著称，书法、篆刻、诗词为一代领袖。徐先生和冯先生一起商量课程安排，与苏葆桢先生、荀运昌先生、秦效侃先生、郭克先生组建成这个专业的师资队伍。如此一来，专业建起来了。回头来看，建专业的初衷跟徐先生的学问有关，也跟社会发展有关。那时，浙江美术学院已经创办了书法专业，徐先生和重庆籍的刘江先生相熟，二人常有书信往来。刘江先生回给徐先生的信中就提到了专业的设置，包括课程的设置等问题。西南大学的书法硕士点是全国第三批设立的，第一批是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第二批是南京艺术学院，第三批是我们和南京师大，1987年开始招生。这和全国专业发展大势有关，那时候全国各地有条件招生的学校和老师并不是太多。时势发展使然，西南大学文学院的书法专业应运而生。

1981年《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合影照片第二排从右向左第二人为徐无闻

除书法之外，徐先生还是一个古文字学家。有一本字典叫《汉语大字典》，是主要由湖北和四川的学者编撰的。这是国务院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大工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做这个事，一直做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完成。《汉语大字典》收字五万多，这其中每个字的字头、字形都与徐先生息息相关。当时《汉语大字典》编纂组的古文字字形这一块工作有很多专家参与，徐先生为字形组组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汉语大字典》收字太多了，当时在全国找了一些专家来一起书写字形，譬如隶书就有重庆的黄笑芸先生，小篆有江苏的徐圆圆女士。徐无闻先生也亲力亲为，很多字头都是亲自操笔。字典编写完成后，徐先生与同事们整理出版了《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甲金篆隶大字典》。徐先生当时做了十多年《汉语大字典》的工作。从严格意义来讲，他跟很多古文字学家不一样，他用书写古文字来提升文字的影响力。你们知道，在学术界，古文字学家经常看不起书法家，因为书法家经常写错字。不过，徐先生是古文字和书法的跨界学者，按今天的话来说，徐先生是跨学科领军人物。徐先生对书法和文字都是充满敬畏的，所以他经常能把字形写得准确、漂亮。我们经常讲徐先生的学问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我读硕士的时候，适逢徐先生的《甲金篆隶大字典》出版。当时徐先生送了我们每人一本，让我们来找错误。许多年过去了，徐先生关于“暴”“曝”字形、字义的理解以及如何掌握古文字演变方法的教诲至今历历在目。徐先生很强调用字的准确、规范，强调古文字一定要找到出处。徐先生给我们上课讲一个金文的拓本可以讲几个星期，从单字的认读到字词的训诂，再到书法史价值，等等。今天，我们在书法专业坚持开古文字学课，也是期望大家尽量不要写错别字。我们那时候的课程设置实际上跟现在的课程设置差不了太远，书法史是徐先生教的，篆刻课就是徐先生和张一农老师教。书法理论秦先生上，诗词楹联写作荀先生上。徐先生上书法史的时候也上创作课，主张跟着书法史学习创作。

像徐先生这样严谨治学的人，对自己是非常严格的。我所看到的他的晚年生活，被学术所占据。在教学上，有的时候他可能上午在上课，也可能晚上在上课，随时随地都可能在与人讨论学术、艺术问题。徐先生家里，一般都会有学生待到晚上十一点半、十二点钟才走。送走客人后，徐先生继续加班，自己再看东西。只要有人去请教，他都是诲人不倦的。这一点有老辈风范。只要是学术问题，或者书法问题、印章问题，或者是讨论一些相关话题的时候，他都会非常开心，真正地有一种辟新知、有新见的乐趣，然后乐在其中。他的精神状态是这样。真正的旧学在他那儿并不旧，他的旧学，是辟旧学时有新知。徐先生并不是只有一门学问，他的学问是以小学、文学、文物考古等很多学科交互作用为基础的。他做学问和他的书法篆刻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譬如中山王器文字的书法表现，就是其学问促进书法创作的典型案例。中山王器出土以后，我们知道文字学界是有很多研究的。徐无闻先生对这些文字的出土感到特别兴奋，因而，他用毛笔来表现中山王器文字书法艺术精神。当时，中山王器文字还没有很好的图片，他得到了复印件、印刷文本，都拿过来非常认真地揣摩、临摹。最后，徐先生将这些文字研究的成果艺术化。这在他写的中山王器文字书法作品里头，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徐先生做学问秉承朴学精神，注重实学，敬畏学问，绝不妄言，如有所论，必有所据。今天书法界那么多人写中山王器文字，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徐无闻先生的这种影响。学问和艺术，在传统里头本来就是一体不二的。好的艺术家一定是有学问的，学问家做得好了，他可能变艺术家。或者说学问家里面有一些人可以成为艺术家。徐无闻先生是两者一体的，这两者在他那儿分不开。他在晚年的那几年，平时是六天工作制，周一到周六都在工作，教书、做学问，他很开心；到周六晚上写字，他也很开心。每到周六晚上，别人就把墨磨好，把纸给准备好，徐先生常常写到子夜甚至晚上两三点。无论学术、艺术，他都很投入，投入的精力非常多，而且他是全副身心真正地投入进去。学问、教学、书法艺术，在他那里就是一体的。

我们书法所对学生的要求是理论、技法、教学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这个渊源可以说就是对徐无闻先生等老一辈精神的传承与发扬。他们那一代，建立这个专业就叫作书法教育与实践。徐先生就是期望学习这个专业的人不光是会写点字，还要会教人学书，当然这个也跟我们当时是师范大学有关系。师范大学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教育。教学、实践、学问三者都要有。徐无闻先生他们倡导的这样一种理念，就是要让读书人会写字，写字的人会读书，会写、会读书以后会去教书。所谓三驾马车就这么回事。说起来很简单，实行起来却有相当难度。不过，我想这也就是我们西南大学书法专业应该坚守的。如果我们始终能够做到三驾马车齐头并进，那我们这个点的教学就应该算是成功的了。

三十多年来，中国书法研究所教师团队在传承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提到1987年最早招生的时候，我们感到很自豪。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专业的发展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好，我常常感到很有压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专业所在学校是综合性大学，我们专业的重要性还没有显现出来。当然，这跟我自己的工作恐怕也有关系。我这么多年干的一点点事情，就是把这个专业守住了。从师资而言，人数并没有增加。20世纪90年代，荀、秦二老因为年龄大了停招研究生以后，周永健先生在西南大学客座了十年硕士生导师。后来，周永健先生英年早逝，现在就由我和张兴成、张一农、徐海东等几位老师承担专业教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创作、理论、教学几个方面都要齐头并进这么一个方向。在多年发展过程当中，慢慢地也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我期望我们这个专业能够在未来十年有大一点的发展，对社会的贡献再大一点。这样才可能不愧对老一辈对我们的期望。

呵呵，现在想来，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不离开西南大学。我硕士二年级时想考中山大学的古文字博士，就去复习金文，准备考试。徐先生去世以后，我也去试了一试，结果没考上。后来听从中文系领导曹廷华和许子清老师安排，我就留下来教本科书法课。这样子，我就留了下来，到今天也二十五六年了。如果要真正讲我对徐先生的一个直接继承，就是整天围绕书法做事儿。“是金子总要发光”，书出来了自然有地方出版，出来以后有什么样的评价也不要去管，你继续干，一辈子往下干就是，埋头苦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整天做事，心无旁骛。

通过多年努力，我校中国书法研究所先后培养毕业博士、硕士研究生90余人，在校学术型硕士、博士研究生20人。毕业研究生中，高校书法教师70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近30人，已获得博士学位者20余人，在读博士研究生13人。近年来研究所代表性成果有专著20余册、教材7种27册、省部级以上纵向项目课题20余项，获省部级政府奖10余人次。中国书法研究所团队先后获得相关课题经费数百万元；策划出版徐无闻、荀运昌、周永健、秦效侃等教授的系列书法集及学术著作，并举办相关展览、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作为学术支持单位支持地方书协举办书法展览、学术研讨会。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研究生教学工作，也提高了学校书法专业的社会影响力与美誉度。

可以说，沿着徐无闻先生等老一辈学人开创的道路，中国书法研究所逐渐形成了注重学术研究、书法创作、书法教学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推动多学科交叉的书法研究，在近200年书法研究、儒学与书法研究等方面形成了特色，创立了“西南大学书法论坛”等学术品牌；在苏轼书法研究方面开拓了新局面，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力，树立了西南大学书法群体的良好形象。

采访整理：付文竹、许汉文（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书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