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晗， 黄明华， 孙新新

（苏州科技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 苏州2150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战略，从而导致乡村凋敝、城乡差距日益显著。 全球城镇化和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为解决“乡村病”问题、重构新型城乡关系，村域城镇化的命题应运而生。 基于我国幅员辽阔、农村剩余劳动力众多的基本国情，传统低水平、不完全的异地城镇化不具有可持续发展动力。十九大国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路径由城乡统筹转向城乡融合，体现了国家对乡村地位的再定位与乡村价值的足够重视。 本质上，我国乡村发展是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缺一不可的问题，农民作为村域城镇化的最主要要素，要实现职业非农化、生活方式市民化，仍需要长期的实践和政策调控。 因此，推进村域城镇化建设，不仅对农民身份、农村产业融合与优化升级、空间城镇化提出较高要求，而且强调农村治理机制建设，为乡村城镇化的建设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1 我国村域城镇化研究

1.1 研究概况

村域城镇化主要指行政村范围内就地城镇化的过程，是我国发达地区农村城镇化的重要形式，其概念由学者王景新首次提出，即建制村域内经济社会结构、人口集聚规模、聚落建筑景观、农民生产生活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方式和水平趋同于城镇的过程[1]。 可以理解为人口集中化、产业非农化与生产要素集聚、空间形态的转换以及农民市民化。 村域城镇化是村域经济的转型发展，其本质是职业非农化与农民市民化[2]。

动力因素方面，张明明认为就地城镇化的推动因素包括地方政策、经济发展、非农产业产值、农民可支配收入、基础设施等[3]。 从产业发展视角，陈杨乐认为农村城镇化分为内生作用的内生型城镇化（苏南模式）与外生作用的外生型城镇化（珠三角模式）[4]。 陈玉福、刘彦随等人认为，苏州农村发展包括四大驱动力，即工业化、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制度创新[5]。 徐海贤，庄林德认为，苏南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包括镇村撤并、村镇企业产业结构升级、内外资双轮驱动、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6]。

1.2 发展模式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村域城镇化的模式划分主要依据产业动力机制、主导产业力量、产业空间转移以及村域经济产业结构等方式，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应的模式选择上有所不同[7-12]（见表1）；但总体来说，村域城镇化发展必须以主导产业为支撑。 主导产业作为村域经济收入的主体，能够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转变，加快建设生产性配套设施、生活服务设施，推动村域城镇化发展。

表1 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综述

2 苏州市村域城镇化实践与发展模式

2.1 苏州市村域城镇化发展阶段

苏州村域城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动态、循序演进的过程。 通过深入剖析苏州农村发展阶段与特征，对农村产业非农化、劳动力就地转移等分析，将苏州村域城镇化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2.1.1 初期阶段：内生型就地城镇化

1978 年-1990 年，随着苏州市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村集体利用农业原始积累发展工业企业，形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景象。 在这一阶段，苏州非农产业劳动力首次超过农业劳动力，但是农村常住人口没有减少，城镇人口增加不明显，苏州农村形成了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城镇化[13]，即“苏南模式”，也称为内生型城镇化。

2.1.2 发展阶段：市场型异地城镇化

1990 年-2000 年，随着苏州工业园区、高新区、昆山开发区、张家港保税区、太湖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农民务工开始向城镇集中工作和生活，形成“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局面。 在乡镇企业大范围的产权制度改革下，苏州积极推行乡镇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农村居住经历了由砖瓦房向楼房的转变，出现了永联村、蒋巷村、康博村、梦兰村等一批新农村面貌，形成了苏州村域城镇化发展的“新苏南模式”。

2.1.3 提升阶段：均衡型村域城镇化

2000 年至今，苏州全面推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三大合作”[14]，同时受外向型经济发展影响，苏州农村“三资企业”数量迅速增加，不仅解决了本地农村劳动力就业，还吸纳了大量外来农民工，农村就业非农化现象普遍。 在苏州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不断推进“三集中”政策，在村庄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村容风貌整洁、民主治理等方面给予资金与政策支持，极大的改善了苏州农村的地域空间形式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了“三农”与“三化”同步的发展，走向村域城镇化的道路。

目前，苏州村域产业结构已由单一的农业为主要地位转变为以非农产业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农业占GDP 的比重逐渐减少，非农业占GDP 的比重持续上升，且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转型。 因此，结合上述理论综述中对于发展模式的划分，本文基于村域主导产业的视角划分，将苏州村域城镇化模式划分为农旅融合型村域城镇化、工业主导型村域城镇化和电商带动型村域城镇化模式，如表2 所列。

表2 苏州市村域城镇化发展模式分类名单

2.2 工业主导型村域城镇化发展模式

苏州工业主导型村域城镇化模式是以乡镇企业起步，通过村集体投资创办乡镇企业，实行村企合一，随后经过产权制度改革转变为私营企业，建立起现代化企业制度，并通过改变农村居住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吸纳本地农民及外来人口从事非农产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服务业发展，推动村域城镇化发展（见图1）。

图1 苏州工业主导型村域城镇化发展模式代表性村庄分布图

2.2.1 企业与村委会（村集体）是工业主导型村域城镇化的参与主体

乡镇企业在苏州村域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苏州乡镇企业的发展根植于农村地域，依托农村的物质环境实现规模扩张，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和职业非农化转变，推动村域经济快速发展。 同时企业的规模、数量等影响着农村经济效益与空间形态，通过投资、捐资、项目带动、产业合作等形式推动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

目前，苏州市大部分农村只设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两套机构，不单独设置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一般和村集体相结合，共同参与村域城镇化建设。 村集体资产均由村委会管理，因而村委会既有社区公共服务的职能，又具有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职能。 村委会是村域城镇化建设主要推动力量，充当组织动员、提供部分资金的等角色，在建设过程中担任与企业协调沟通的工作，实现村集体与企业互利互惠发展[15]。

2.2.2 乡镇企业由“村企合一”走向“村企合作”

最初苏州村域内乡镇企业发展采用“村企合一”的管理模式，即村党支部、村委会及村集体三合一，通过村民入股等形式统一经营管理，农民享受按股分红。 村委会通过整合现有产业或资源，优化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配置，使村里龙头企业和村委会之间建立有组织、紧密型的关系。 企业将技术含量较低的岗位剥离出来提供村民就业，村域大多数农民在企业中就业，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苏州“村企合一”模式弊端凸显，乡镇企业通过现代化企业改制，使村集体和民营企业政企分开，产权清晰、管理独立，形成“村企合作”模式（见图2）。 村集体与当地主导企业合作共同建设，村委会或村集体起到组织领导作用，企业依托村庄发展获取收益，通过捐资与投资形式参与村庄建设，重点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及配套设施，使90%农民基本住进新居。 同时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和村内生活配套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居住方式城镇化、生活方式社区化、收入来源多样化，推进村域城镇化建设。

2.2.3 发展机制

在苏州村域经济发展中，乡镇企业一直发挥着主导地位。 通过兴办非农产业推动村域工业化发展，极大地促进村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 其次，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延伸产业链、调整产业结构。 最后村域工业发展，集聚本地农村劳动力，同时吸纳外地农业劳动力的迁入，村域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进而带动商业、教育、银行等第三产业发展，激活了村域消费能力，通过改善居住环境、健全基础设施等，推动农民集中居住；通过社区治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使农民生活方式市民化，进而推动村域城镇化发展（见图3）。

图2 苏州工业主导型村域城镇化建设参与主体

图3 苏州工业主导型村域城镇化运行机制

2.2.4 苏州永联村村域城镇化实践案例

永联村地处于苏州市张家港市南丰镇，改革开放之前以渔粮为主，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花砖厂、枕套厂、永钢集团等乡镇企业相继建成。 工业化发展需要大量土地，永联村不断拆迁征用土地，建立了农民集中居住区，同时配套建设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通过拆迁安置，农民土地换社保，享有年底土地福利分配[16]；永联村还建设了永钢集团、永合社区、南丰镇派驻永联的管理和服务中心，与一些社会组织共同构建了五位一体的乡村基层治理方式，在村民集中居住、耕地规模化经营、农村劳动力就地非农化和村民享受到与城镇趋同的社会福利与保障等方实现成效显著，实现了村域城镇化[17]。

2.3 农旅融合型村域城镇化发展模式

苏州农旅融合型村域城镇化模式是通过农业功能的延伸和休闲旅游业的关联与融合，形成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为主导动力，推动村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模式。 该类村域要依托于农村特色资源优势，通过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服务水平，促进资源要素的集聚，辐射带动周边村庄的发展，进而实现村域城镇化（见图4）。

图4 苏州农旅融合型村域城镇化发展模式代表性村庄分布图

2.3.1 政府、企业、农户是农旅融合型村域城镇化的参与主体

农旅融合型苏州村域城镇化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农户，一般采取“政府+专业合作社+农户”、“政府+企业+农户”、“政府+企业+旅游协会+农户”等多种联合方式。

政府包括各级政府、村集体等，苏州政府通过政策帮扶和财政投入，改造和完善乡村道路、房屋、水电、通信、管网等基础设施，提升村域空间品质。 企业包括资源管理部门延伸的旅游企业、外来投资经营的企业、村民个体户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村民在乡村旅游中充当参与者、决策者、监督者和收益者。一些农户自发开设农家乐、家庭旅馆等旅游型经营活动，既保证了农民可持续性增收，又将失地农民就地转移到农业旅游业中，实现非农就业[18]。

2.3.2 发展机制

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与旅游业对接，能够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苏州实行的“以旅带农、以农兴旅”政策，推动农业和旅游业产业融合，拉动农村服务业发展，吸引外来资本与经营者，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旅游服务活动，实现农民非农就业。 其次旅游业的发展刺激了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农村基础设施等的发展， 形成了外在乡村风貌、 内在现代化设施的特征，使得苏州农村在空间形态上呈现新的变化。 由于苏州农业旅游季节性特征，许多农民成为混合职业者，一方面旺季为农业旅游提供服务，促进了农民市民化的素质和观念提升；另一方面淡季则享受农业旅游带来的城镇化建设成果（见图5）。

2.3.3 苏州陆巷村村域城镇化实践案例

图5 苏州农旅融合型村域城镇化运行机制

陆巷村位于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的中西部， 村内枇杷、杨梅、碧螺春茶等农作物丰富，还有多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成为其旅游业发展的基础。2003 年，陆巷村在市政府的帮扶下初步划定陆巷古村核心保护区和旅游开发节点并进行修复改造， 此时由于村集体经济实力有限，旅游配套和公共基础设施配置不足，多数为农民自发建立的农家乐，开始了最初的农民非农化就业。2008 年在区、镇两级政府的财政和政策帮扶下，陆巷村的基础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逐渐完善，以居住、生活质量为主的环境整治得到大幅提升。2009 年开始，政府牵头组织村内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村域内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水平向城镇靠拢；村民自筹自建农家乐等提供饮食、住宿、旅游服务，实现就地非农化就业；企业负责旅游产品开发和经营管理工作，旅游协会负责旅行社、村民、景区管理，开拓客源市场等，促进农业旅游的信息化、现代化，助推陆巷村实现村域城镇化。

2.4 电商带动型村域城镇化发展模式

电商带动型苏州村域城镇化模式是村庄以电子商务为村域主导产业，村域内集聚有相当规模的农户从事于电子商务产业，随着电商产业发展，农村土地用途发生变化，出现了电商交易、服务设施，农户在自家宅基地内从事网上销售的线下加工生产，改变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乡村面貌与空间格局，从而走向村域城镇化的道路（见图6）。

2.4.1 政府、农户、合作社、企业是电商带动型村域城镇化的参与主体

电商带动型村域城镇化参与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电商企业等。 苏州市电商产业在市场需求和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各类家庭作坊、个体网商、电商一条街等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一条自下而上的村域城镇化道路。

苏州政府一方面专门设置了电商办公室，通过筹集资金，改善电商销售所必须的基础设施条件。 另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信用担保等方式，为农民提供产业启动资金；通过与专业合作社合作提供技术培训、创业培训以及农民科技文化教育培训等， 给予优惠政策扶持， 吸纳更多农民和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电子商务及相关服务产业，带动本地非农就业。农户主要依托家庭作坊形式从事电商，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实现人口城镇化（见图7）。

2.4.2 发展机制

图7 电商带动型村域城镇化运行模式图

电子商务具有扁平化结构特征， 能够克服农村偏远区位、经济落后等限制，推动农村产业升级与创造电商服务业，带动本地农民就业和创业，使苏州农村发展越过了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信息化阶段。

由于土地资源限制，苏州政府积极推动建立新型社区，使农民实现集中居住，置换的土地用于电商交通物流设施、网络设施等配套建设，从而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依托固有的资源禀赋和特色农副产品发展电商产业， 既增加了农村的非农产业空间，又带动产业链的延伸。 同时苏州将电子商务引入农村，不仅扩大了农民获取农产品等信息资源的渠道，而且改变了农民传统产销及消费的观念，培养了农民网购行为，增加了休闲娱乐、旅游等需求，改善农村生产方式与生活质量，对缩减城乡差距、促进村域城镇化意义重大（见图8）[19]。

2.4.3 苏州消泾村村域城镇化实践案例

消泾村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东北部，阳澄湖大闸蟹、消泾虾蟹等都是村内名牌产品。 苏州市、县、镇政府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先后成立了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消泾虾蟹产销合作社等组织；建立网络销售平台，鼓励水产养殖大户注册水产公司，开通电商平台，带动村民本地创业就业。 其次，在镇政府规划指导与资金扶持下，消泾村通过新建基础设施，对消泾老街立面改造，提升村民生活环境。 第三消泾村通过低成本、高效率、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技术普及，消除城乡之间信息和资源不对称，实施“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大闸蟹”发展消泾村域经济，更新了当地农民的消费方式与观念，形成了与城镇居民趋同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促成了村域城镇化的发展。

图8 苏州电商带动型村域城镇化运行机制

3 结语

本文以苏州村域城镇化过程为基础，根据苏州非农产业的不同主导动力，将苏州村域城镇化分成工业主导型、农旅融合型以及电商带动型三种模式。 研究认为工业主导型村域城镇化模式中村域的工业劳动力占据绝大多数比例，主要依靠乡镇企业作为村域产业的支撑，能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企业发展又反过来回报社会，通过投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改变农民生活条件。 农旅融合型是以自身固有的优势农业资源与旅游资源为特色，扩展农业社会服务化功能，通过开发农业旅游产品，吸引城乡人口交流与互动。 电商带动型是村域通过投资建设现代物流设施、电信网络设施等，增加电商经营者数量和农村网民数量，改变传统销售方式，促进农民增收，以实现村域城镇化。

村域城镇化的过程有效的实现了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与优化提升、改善了村域的空间环境、保障了农村治理与服务的就地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村落都能实现村域城镇化的过程，要基于一定的现实产业基础，找准村域城镇化的参与主体，培育良好的发展机制，因地制宜的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 当然由于作者自身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限制，分析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