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简介]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点学科负责人。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著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態批判与当代中国》等著作。

编者按：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否把坚持党的领导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最深层的原因从理论上说就在于哲学。错误哲学倾向的潜移默化既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渠道，也是对于坚持党的领导不自信不自觉的重要思想根源。开展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舆论斗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斗争。鉴于此，本刊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侯惠勤，以回应当下面临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辨明错误哲学倾向，树立正确观念，从而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觉和自信。

访谈人： 侯教授您好！您这些年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反复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不转向，反对世界观层面的所谓“实践范式转向”，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侯惠勤：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其中，哲学世界观是基础。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1959年，毛泽东又一次明确指出：“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2]5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习近平同志也多次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形势，迫切需要克服淡化、扭曲、拒斥作为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

哲学首先是世界观，是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夺取政权的舆论先导和维持政权的统治思想营造，是哲学的两大意识形态功能。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去世界观化，架空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基础，而这一点甚至还没有引起必要的警觉。实际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站位为什么常常不到位？改造世界观、坚定理想信念为什么容易流于形式？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为什么能够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根子就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阶级世界观），将其偷换为个人主义世界观（美其名为“自由的批判精神”），并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我国的哲学阵地（尤其是高校哲学教育）。

辨明错误哲学倾向，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侯惠勤

能否坚持科学世界观关系到党的政治根基，这就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不能以学术争鸣、解放思想为由消解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一元论科学世界观就没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就没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3]弱化以至摒弃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仅不觉理亏和心虚，反而被炫耀为“思想解放”和“哲学创新”，难道还有比这种情况更令人担忧的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去世界观化，是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思想根源，是妨害党的思想凝聚力和自我革命的深层次原因，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坚决加以纠正。

访谈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如何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以共产党领导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哲学基础？

侯惠勤：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一历史必然性客观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中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的丧失，从理论上说，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民心涣散、任人宰割。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必定是一条自觉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只能分两步走：第一步，唤起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第二步，通过全体人民共同奋斗，首先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继而跟踪时代主题的变化，抓住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起到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顺应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的客观必然性而诞生的，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而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了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了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支撑这一切的思想前提，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给我们送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撑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

一是解决了“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有没有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问题。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成就，这体现出的是毫无顾忌地探索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然而，在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为了维护其特殊的阶级利益，便否定了规律性，“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4]258。这是资产阶级在精神追求上的蜕化。需要澄清的是，否定历史客观规律，就否定了历史的方向性和进步性，也就否定了辨别追求利益的历史活动先进与落后的客观标准，表现出维护既得利益现状的保守心态。与之相反，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观前提在于坚信人民利益的实现和群众的拥护是历史进步的根基，坚信人类解放是必然的历史潮流。

马克思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受益于黑格尔。恩格斯曾指出过，“黑格爾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5]。但由于黑格尔的历史规律缺乏唯物论，因此只能是一种猜测。揭示历史规律的理论贡献属于马克思。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们创造的，历史的结果也包含着人们在一定范围内的选择，但历史却不是人们能够随意创造的。历史创造活动的基础是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人们的全部历史活动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展开，这就是历史必然性。人类历史活动要服从历史客观规律必然性的支配，决定了历史活动存在着两种形式：自觉的历史活动和自发的历史活动。唯心史观本质上立足于自发的历史活动，决定了它无法真正成为开创历史的实践指南。

二是解决了“人类能否真正认识和利用历史客观规律”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在现象与本质、部分和整体、已知和未知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西方个人主义则认为即便有历史规律，也是不可知的，这是因为，历史规律是体现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本质的总趋势，由于个人生命及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因而无法达到这一高度。事实上，上述观点只能证明以个人为认识主体的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不能代表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只有摆脱个人主体的局限，确立人民为认识的主体，才能解决历史规律的可知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创新，在于阐明了人民主体论，把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视为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把对世界客观规律认识的主体作为一个集体的历史主体来把握，体现的是先进阶级、人民群众及其政党的集体智慧和实践经验。

这一认识主体内在地包含着融为一体的领袖和群众，是集体认识主体，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集体认识主体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具有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因此能够紧紧围绕一个主题，秉持同样的立场观点，运用同样的思想方法，不断加深对于历史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断沿着无限接近绝对真理的方向前进。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使得认识成果不断积累，认识主题不断深化，思想眼界不断拓展，既能综合一代人的智慧，又能一代代接续下去，进而使集体智慧结晶成为现实。其二，一以贯之的事业。人民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的历史主体。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为之奋斗的事业是以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人类解放为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包括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在内的一以贯之的伟大事业。正是这个伟大事业奠定了统一认识的客观对象，获得了辨别真和假、善和恶的客观标准，形成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间的良性互动，成为集体主体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坚实基础。其三，一以贯之的组织原则。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民主体之所以是有机主体，还因为它具有有效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就像血液和经络一样，把孤立部分联结成有机整体，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远优于西式“投票民主”的民意、科学高效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领袖权威。正因为这样，我们能够不断认识客观规律，并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从而创造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这是共产党的优势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势所在。

三是解决了“有没有能够自觉地实践客观规律的社会力量”的问题。关于现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历史使命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这一学说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具体运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2]5可见，当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时，是不能够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揭示了阶级斗争的规律，致力于探索消灭阶级的人间正道，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科学阐发和确立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领导权，正体现了这一理论的实质。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进程中发现其自我否定的内在根据，揭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正是在这一极为艰苦的理论探索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共产主义学说。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揭示不是人为臆测，更不是宗教式的“救世主义”，而是基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工人阶级的阶级本性是要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现共同富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不能有一己之私，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大公无私和先进性表现在其具有无所顾忌地追求真理以及力争永立历史潮流潮头的气魄上。“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4]258因此，工人阶级能够在科学理论的武装下自觉担负起历史使命，同时能够不断地纠正自身错误、学会新的东西。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能够通过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吸引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也涌现了无数的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之献身。总之，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

访谈人： 请您进一步谈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如何认识当下以实践本体论为突破口向个人主义的转向？您认为，这一转向对党的领导地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侯惠勤：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分视作哲学基本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一划分决定了包括实践观在内的其他哲学理念。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以唯物论为前提，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必定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因而实践是客观的、开放的、处在无限物质变换运动中的，是以反映论为基础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变革的过程，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成为现实的过程。但是，如果拒斥唯物论，或者只讲实践本体论，实践就会沦为主体设定客体、主体自我外化的主观性活动，沦为从个体需要和人性诉求出发的意志性活动，沦为排斥客观真理和科学认识的实用主义。事实上，所谓的实践本体论从本质而言就是个人本体论，这又构成了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哲学基础。

今天，西方敌对意识形态正是试图通过实践本体论确立个人本体论，推行西方“普世价值”，进而在中国搞全盘西化，以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从个人本体论出发，国家权力就理所应当成为个人权利有条件的转让，投票民主也被视作唯一的民主方式，多党制、三权分立也被视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唯一制度特征，这必定危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可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去唯物论，是关涉政治安全的理论问题。需要重视的是，一些人否定哲学的党性原则，刻意消解唯物论哲学，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所谓“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并与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相联系，迎合了西方的需要，因而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澄清。

把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观点往往是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句话：“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75然而，这句话并不是对马克思哲学世界观作出的概括，也无法证明马克思的唯物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论。相反，如果不以唯物论为基础，实践的唯物主义就会滑向唯心论的实践哲学。在这里，是否承认独立于人的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是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的根本分歧所在。唯物论的实践观从根本上说，就是把实践理解为“自在之物”转为“为我之物”，而不是单纯主体的外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这里的“自在之物”就是外在于、独立于人的自然界，它决定了人类不能任意创造历史，历史实践活动中的能动性是第二位的。

不能颠倒唯物论和实践论的关系，不能把实践的观点视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核心的观点。把实践的观点夸大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就有滑向实践本体论的危险。必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的特征和内核。马克思把自己创立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列宁、毛泽东把这种新唯物主义称作“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论之所以是彻底的唯物论，是因为其克服了以往唯物论哲学的局限性。它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精神领域在内的世界全部范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观;它又是全融通的唯物主义，用唯物主义原则打通了思维和存在、生活和生产、历史和自然、受动性和能动性、个人和社会等对立，没有理论死角，是鲜活、生动的唯物论。这种彻底的唯物论，实质上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结合的唯物论，就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概括就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有其他概括。

不能把科学实践观的创立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开端。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基础和马克思创立自己的新哲学世界观的重要基石。但是，科学实践观创立的前提是马克思思想变革中的唯物论转向。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有两个重要节点：第一，1843年年底实现的、以发表于《德法年鉴》的文章为标志、被列宁概括为“两个转变”的节点，即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第二，1845年春实现的、以“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的节点，表明科学实践观的形成。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第一个节点奠定了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唯物论前提。如果只从第二个节点讲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就会抹杀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中介作用，并且必然会夸大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类哲学”的影响，必然会混淆马克思实践观和唯心主义实践观的界限，为实践本体论的谬误开辟道路。事实上，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不仅在马克思完成“两个转变”中起了中间桥梁作用，而且对于马克思唯物论的实践观的创立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6]54不难看出，这种批评本身就包含着肯定。只有费尔巴哈从唯物论出发，提出了研究与黑格尔精神“外化”结果的“思想客体”不同的感性客体问题，虽然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已经作出了重大贡献。

不能用感性活动或感性主体否定感性客体。只有唯物史观才揭示了人作为感性主体和感性客体的相互作用，这就是受客观必然性制约的对象性活动。人的感性活动和感性存在是不可分割的，正因为感性存在第一性，所以人的历史活动是客观制约性第一位，而主觀能动性只是第二位。尽管历史活动是人的选择性的活动，但这种选择性活动的基础是非自由的历史必然性，这也意味着，历史可以创造，却不能选择。可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核。

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现实的人”解读为个人本体。把马克思提出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现实的人”解读为个人，是个人本体论的做法。这种解读不能成立，无论是讲“人”还是讲“个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其前缀，即“现实的”。现实中的“个人”是指：“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6]7172这就意味着，个人本体就不能成立，而只有体现了一定物质生产活动总要求、体现了具体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才是历史的本体，这就是人民主体论。个人本体论的个人之所以被马克思称为“抽象的个人”，就在于这种个人从脱离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历史制约的抽象人性及其需要出发来谈历史的创造，是唯心史观幻化出来的人。需要认识到，人民所代表的具体历史时代的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6]84。因此，不是个人利益，而是人民利益推动着历史前进，而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也就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历史活动的正义性和道义性，就来源于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个人才能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性，最终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此可见，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不是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产物，而是人民创造历史的最终体现。

访谈人： 我们知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那么，如何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上的哲学贡献？

侯惠勤： 由于哲学是一切理论的世界观基础，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观问题上从来都不含糊。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我们党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坚持，从来不是苏联教科书的解读模式，而是依据自身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于这一世界观的科学理解。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我们党能够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并具体表现为我们党始终坚持的两大原则：一是坚持和发展相统一。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科学、是真理，它的基本原理在今天没有过时，仍然适用;它随着实践、时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不会停止不前。坚持和发展的统一，体现了我们党尊重客观实际、遵循历史规律的科学世界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7]二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8]13。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根本就在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观察中国与世界，解决中国问题和时代课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也意味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存在哲学世界观的“转向”问题，否定或歪曲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这一理论立场上，习近平同志不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明确宣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9]，而且公开发表了重要文章《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特别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方面的理论创新，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也对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形成了以伟大工程带动伟大事业的大思路，赋予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以新的时代内涵。牢牢把握时代脉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精神，也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要认准历史的发展方向、发展规律、发展潮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就在于立足时代潮头、引领历史潮流。目前，历史进程曲折复杂，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和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影响我们对时代潮流的判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当今世界显著地表现为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趋势，汇集成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要准确把握历史规律，坚定引领时代潮流，就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加强党的建设，从而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任务更加必要而迫切。这是因为，首先，我国正经历从“紧跟时代潮流”到“引领时代潮流”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努力跟上世界潮流，今天，我们已站到时代潮流的前头。面对逆全球化思潮、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冷战思维等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勇于担负起历史责任，与世界各国人民一同推动历史发展。为此，我们党必须具备战略定力、世界历史眼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努力建设好自身，从而确保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其次，我国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的科技革命。只有抓住这一机遇，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顺利实现。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必须具备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眼光和气魄，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从而确保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再次，我国改革开放正经历从“渐进式改革”向“全面深化改革”的转变。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进入船到中流浪更急、人至半坡路更险、愈进愈难而又必须迎难而上的关键期。应对这一转变，必须在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同时，大力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对此，我们党要具有“吃第一只螃蟹”的勇气和意志，把自身建设好，确保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新时代党肩负着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世界、实现伟大梦想这四项历史使命，它们“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8]17。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这一大思路既遵循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又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历史主动性，并使二者的结合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当下，我们所要通过的考试，是由时代做出卷人、人民为阅卷人的历史新赶考，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可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把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放在突出的引领位置，是党对历史规律自觉运用的表达。

第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解决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家制度的定型完善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难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难题是，我们的理论、道路、运动和制度建设往往是脱钩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會，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10]这个问题只要不解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始终不能落到实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始终不能真正实现。

我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形成了与西方国家各有千秋的现代国家制度及治理体系，开始显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想或运动向道路、思想、制度和文化有机统一的社会形态的飞跃。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建立在独特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基础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模式，它向世界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生机与活力。

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综合创新，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而创新的灵魂，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融入现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构建与西方多党制全然不同的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制度优势。把

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及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等，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的重大创新。

第三，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发展观，打牢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具有强大凝聚力，是因为坚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制度设计，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等等，促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而且是党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习近平反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反复强调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这就把工人阶级性、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起来，回应了一些人把“以人为本”解读为“个人为本”的错误倾向。

习近平强调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1]这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也表达了问题意识和务实态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个性和共性的互动，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也是渐近性和飛跃性的辉映。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深刻揭示了历史客观规律是如何在回答现实重大问题中通过实践显现的;同时，它不是毫无联系的历史碎片，而是透过具体的实践方式呈示出来的历史逻辑。通过辨别道路、排除干扰、努力奋斗，从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规律，不是抽象的、表象的，而是存在于我们走过的路中，存在于我们前行的方向中，以及不断凝聚起的民意民心中，它是可感知、可辨认的历史潮流，为我们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客

观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生动诠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概念，它不能归结为个人，但包含了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大多数个人;人民利益不能化约为个人利益，而是具体历史条件下大多数个人的根本利益。总之，以人民为中心和个人主义格格不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概念才是现实人类的科学表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6.

[2]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7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6.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不忘初心：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48.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3.

（编辑：李江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