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

最近在美国，由明尼阿波利斯的非洲裔青年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误杀所引发的全国抗议，已经变得难以收拾。美国长久以来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当然是这场悲剧的深层原因，因此，民众由此发出的抗议自然也有合理的成分。但需要注意的是，目下的这场抗议也掺杂了一些不和谐的杂音：第一，目前美国因为新冠疫情不幸罹难的人士已过11万，在抗疫形势还不太明朗的当下，大量人员聚集在街头进行政治抗议，显然会为疫情的控制制造非常不利的条件。但在笔者所知的范围内，基于针对疫情的考虑而提出的暂缓游行的声音，在美国国内是被高度边缘化的；第二，一些游行示威活动又伴随着打、砸、抢行为，一些商家莫名其妙受到损失，社会秩序受到威胁，但美国国内主流媒体对此却少有谴责；第三，在校园内，一些借着社会上抗议示威的大环境，故意破坏教学秩序的事情也有发生。譬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会计学教师戈登·克莱因（Gordon Klein）最近就接到某些非洲裔同学的提议，叫老师在大考中给班上所有的非洲裔同学 “放水”，理由仅仅是因为遇害的弗洛伊德也是非洲裔的。克莱因断然拒绝学生的这一要求后，竟然被学校停职。

种族议题在美国国内已经具有了“压制所有其他问题”的力度，则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了。譬如，与商家在骚乱中遭受的损失相比，被压迫种族的发言权问题所占据的权重就是压倒性的；与维护校园考试的公正性这一要求相比，照顾部分种族的学生的情感的权重就是压倒性的。换言之，在不同的社会规范性要求之间进行理性协调的能力，在美国的舆论场中已经不太被人听到了，与之相比，“不支持街头政治就是种族主义者或者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极端化言论，却能大行其道。

美国的舆论场为何会变得如此“非此即彼”，缺乏中立客观的视角呢？笔者个人的一个解读是：在美国，启蒙精神的泛化缺乏相关的文化制约力量，由此破坏了文化场的生态平衡。我们知道，启蒙精神的核心思想就是鼓吹人人平等，而这一观点在像美国这种的多种族国家也很容易被衍生为种族平等。从法律角度上看，规定人人平等当然是现代法制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残酷的现实却是：不同的个体因为家境、禀赋、外貌、机会方面的差异而造成的彼此之间的实质性不平等，乃是充斥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通常现象。因此，高唱启蒙的“应然”高调，是无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处理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或换言之，启蒙主义作为理想虽然不能放弃，但也需要引入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思维方式以作为工具理性层面上的补充。然而，美式“政治正确”观念的不可置疑性，却在相当程度上使得杰斐逊式的政治变通失去了教学场所，最终使得美国学子们无法效仿自己的建国先驱，根据形势的变化而灵活地判断自己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为何。这无疑是以“实用主义”为底色的美国精神的一种可悲的退化。

面对美国文化界的这种精神退化，我们中国学界也要保持一定的戒心。有一种论调说，虽然随着中美关系的转冷，中国学生赴美攻读理工科学位的难度会不断增大，但赴美学习文科的门槛却可能不会被升高。但这种论调却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大学的整体文化氛围的单一化，可能会对某些專业的文科学生产生更消极的思想影响。如果赴美留学的学生最终还是要回国的话，那么如何让头脑中那种片面的启蒙主义与中国的现实结合，也会成为一个难题。努力与美国的街头政治保持距离，少管闲事，做好自己，乃是异乡求学成功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