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玮(安徽外国语学院)

汪 洋(汪洋汪洲陶艺馆)

徽州，古称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平镇方腊起义后，改歙州为徽州。徽州有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府治在现歙县徽城。徽州是早期雏形浙江西道的一部分，也是 1667 年（康熙六年）江南省分治后安徽之“徽”的来源，“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府的首字，称为安徽省。徽州文化身为三大地域文化，出现了大量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物。其中徽瓷更是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徽州瓷器最早可见于西周时期，其现在收藏于屯溪博物馆的屯溪釉陶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件好的陶瓷作品离不开优质的瓷土，古徽州的祁门县则拥有丰富的优良瓷土资源。据专家考证屯溪釉陶的胎土正是祁门瓷土。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曾记载：景德镇“从古至今为烧器地，然不产白土。土出婺源、祁门两山”。陈万里先生也曾在20世纪50年代写过：“景德镇的烧瓷是从婺源发展而来”。由此可见古徽州的陶瓷文化十分悠久丰富。清朝景德镇督陶官唐英曾在《陶冶图》“采石制泥”一节中说“石产江南徽州祁门县平里、郭口两山，距窑厂二百里，开窑取之”。清代诗人凌汝绵更是在《昌江杂咏》中这样写道：“重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里雷。舂得泥稠米更凿，祁船未到镇船回”。描述着祁门瓷土来往运输的盛景。同时这些资料也彰示着祁门瓷土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过虽然祁门盛产瓷土，但在古代，瓷器生产却不多。据考证，祁门生产瓷器至少始于明代，在《中国瓷器》书中就有记载：“窑址名称：祁门窑；所在地：安徽祁门县；烧制年代：明。”但一直到民国时，都只有零星生产，没有多少影响。[1]

孔灵窑瓷堆

同为徽州的绩溪则由于靠近古宣州，受宣州群窑影响，且距产优质瓷土的祁门仅十数里。故绩溪窑口较多，在故宫博物院的2012年安徽窑口调查中发现，绩溪有孔灵、仁里、霞涧等窑口，其生产顶峰期多为唐宋时期。孔灵窑是唐至宋代的瓷窑。其窑址位于绩溪县西南约6公里的临溪镇孔灵村。主烧青釉器，器型有碗、盘、壶、罐，种类较为丰富。其釉色多青灰，有生烧现象。且碗、盘类也是采用泥钉垫烧的方式，尤多七支钉。[2]

湖里窑出的瓷器 属越窑青瓷系

霞涧窑则位于绩溪县城（华阳镇）西北约2公里霞涧村（又名花根村）南面的山坡及高地上。在其周围方圆四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有姑嫂塘、十亩田、黄金坦、栗树山、对面窑等五处窑址，总面积达八千多平方米，属于古代大型窑群。窑址内有不少残窑包，均为砖砌，属于古代龙窑型系统。窑道竖筑山坡，内有木炭残渣。产品瓷为主。瓷器分青、黑釉，有碗、盏、盘、钵、壶、瓶等；陶器分青釉陶、红陶和灰陶，有缸、钵、盆、碗、坛、罐、瓮、屈轮等。多数用窑柱支烧，部分盘碗以匣钵装烧，碗底有支钉痕迹。瓷釉温润明亮，青瓷器有细开片(俗称碎瓷)，胎薄，烧结度高。部分盘碗口沿呈葵瓣状，壶身瓜棱形，执壶把手模印纹饰。霞涧窑不同于绩溪其他窑口，其是于1984年发现，由于当时最初窑址上出土了一些酱褐釉拍鼓标本，具有晚唐风格，判断该窑至少在唐代晚期已经开始烧造瓷器。[3]

其中十亩园窑址距城北1公里处，通乳坑路南山坡上，长40米，宽20米。1986年6月出土大量瓷片。地段内新开水渠两侧剖面，均有瓷片堆积层。坡地腹部也有散布。据采集品分析，与霞涧窑址同期。

而于1987年夏，绩溪县临溪乡湖里发现石瓷窑址两处：一在村西南隅，东西30米，南北50米。堆积层厚1米，以青、黑釉为主，间有白、黄、灰釉。器皿有碗、盏、瓶、罐、壶、盂等。大型瓷器胎厚质疏，敷釉不匀，有垂滴状，部分仅施半截釉。小型器皿胎薄质密，瓷化度高，敷釉匀薄。器底有平底、假圈足、玉壁底，支钉痕呈条状，纹饰多弦纹。碗盏葵瓣式，罐、瓶、壶瓜棱形。初步鉴定为唐代窑口。[4]

湖里窑出的瓷器 属越窑青瓷系

由于隋唐时期中国陶瓷生产格局呈“南青北白”的局面。南方青瓷以浙江越窑为代表，到晚唐五代时已至顶峰。而越窑青瓷和南唐宣州白瓷的兴盛使得周边地区一些地方性的窑口受到双方影响。古徽州由于临近宣州和越州，在这种无与伦比的地理优势下，使徽州窑口成为“南青北白”两大瓷系交结点，在其为越窑系主流的过程中，融入北方文化要素。至唐、五代到北宋中期鼎盛。到南宋，徽州制瓷业渐衰，唯绩溪诸窑续产精品，其中部分青瓷甚至被誉为“秘色瓷”，是上乘贡品。[5]不过大多徽州地方窑口生产的瓷器质量有精有粗，较粗的民用瓷量大，精细瓷量少；大部分器物是用窑柱支烧，部分碗、盘采用叠烧法装烧，碗与碗之间用托珠托起，“支烧”痕迹明显，釉面光洁度较差。

位于古徽州的休宁县西北约15公里的齐云山镇上街的岩前窑其虽与霞涧窑同属民窑但比其有所不及。其遗址呈小山丘形，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遗址发现器型有碗、壶、罐、油盏等。其生产的瓷器胎体通常较厚，呈灰色，杂质较多。由于属地方民窑故其釉层薄厚不均，厚处泛青，薄处泛黄，个别施酱色点彩，胎釉烧结程度不好。[6]

而作为古徽州首府的歙县，在其县城东北约18公里的桂林镇竦口村的竦口窑，应是古徽州较大且工艺较精美的地方性窑口了。

歙县作为古徽州的首府历史悠久，其在唐代至北宋前期名“歙州”。歙县竦口窑不见于文献记载。窑址是1985年歙县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的，目前发现其窑包10余处，面积六百多平方米，位于竦水与杨之水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属古代龙窑系统。[7]竖向修建在小山坡上，相对高程15米左右。

1996年6月30日洪水，又在杨之水附近冲刷出7座古窑址，除一座为马蹄窑外，其余均为馒头窑。后在竦口窑北处新管村也发现一北宋窑址。目前已发现窑包数十座，面积几千平方米。且从窑址的不同造型可以看出徽州地方窑口受到南北双方的影响。据传竦口古代有百窑，皆由程姓开办，后因扬之水流域发人瘟，始造落败。曾有人在窑址中发现一碗底内刻有“程和”二字。根据古代“窑主即技工”的生产组织情况，可证实这种说法。

从地缘上看，徽州虽处皖南山区，但是其水系发达。有青弋江和新安江两大水系。其中新安江纳练江、昌源河等支流，于街口处入千岛湖而入吴越地域。在五代十国时期，越窑属于吴越国。这也使越窑青瓷可以方便地运销到歙州地区。同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往来，也可能让越窑的技术被歙洲地区的窑工所学习。且作为南唐时代的御瓷宣州窑的窑工随着南唐的破灭，多继续南下避难，使徽州大多窑口迎来了新的发展。

虽然徽州窑口多属于民窑是民间百姓所经营的瓷窑，但其生产技术受到越窑与南唐御瓷的宣州窑的影响，反而创造出了一种徽州瓷器独有的文化内涵。徽州瓷器的生产不像越窑被官府控制得那么苛刻，所以在造型上能够给予工匠们根据时代即人民需求做出更多的改变，故徽州瓷器多给人一种质朴大方之感，在装饰的内容纹样上更多的是民间百姓喜闻见乐的题材。且徽州古窑址多位于河流旁，便于运输出口。[8]所以徽州瓷器当时在皖南地带广泛流通，其中仁里、霞涧和竦口窑的瓷器还从新安江穿天目山向东入富春江再入钱塘江，在宁波和杭州出海远销海外。后被考证日本天目瓷应就是于此流出。[9]

到了清朝由于受景德镇瓷器快速发展的影响，一批徽州画家在新安画派和徽州民间雕刻艺术的影响下将文人瓷画带入到了顶峰。[10]他们将瓷器绘画由纹饰类转变为书画。尤其晚清时期，徽州程门、程立清、陈国治、汪友棠、马颂良等人更是在徽州文化影响下以浅绛山水的方式书画入瓷使中国书法、绘画、诗文与瓷器呈现了一种新的融合。浅绛彩是先用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绘画，再用浅淡的赭色、淡蓝、紫色等进行渲染，使瓷画更加丰富。以程门为首等徽州画家使浅绛彩瓷对景德镇后期釉上彩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至此“徽瓷”已慢慢从瓷器生产逐渐转变为瓷上绘画。

中国瓷器本就诞生于吴越文化，源起于皖浙。所以徽州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也占有着重要地位。在古徽州瓷器的生产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的工艺转移的承接、衍生、交叉、融合等特点，糅合多地风格。故可看出徽瓷在陶瓷工艺演变史上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