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毫无疑问，在湖南美术史乃至当代中国美术史上，都有王憨山的一席之地！王憨山一生坎坷，他在绘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在有了一定的名气后，由于客观和主观的诸多因素，创作受到一定影响，尤其社会风气对于艺术的侵蚀，也在王憨山身上得到了一定的反映。王憨山的前半生很艰苦，创作了许多佳作，出名以后的一些作品，则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贺安成先生的回忆文章，不仅有助于后人更加全面公正的评价王憨山其人其艺，而且对于当下中国美术创作的某些不良习气，具有一定警示作用。欢迎广大读者探讨。

王憨山一度把自己称为“田园宰相”。我开玩笑告诉他，就凭你这“宰相”二字，在文革中，判你十年徒刑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1987年6月中旬的一天，株洲331厂的朋友老谢跑来告诉我，双峰县新冒出一个花鸟画家叫王憨山，他的画既有齐白石的味道，又有自己的特点，最近在湖南师大举办了画展，好评如潮、轰动一时。省会文艺界知名人士莫应丰、陈白一、杨福音等都对他的画给予了很高评价。老谢和王憨山颇有交情，知道我也是双峰人，想介绍我和他认识。王憨山本人也非常愿意见我。这时我正在株洲市图书馆主持一个厂矿作者的美术创作班，整天忙不过来，无法抽身去长沙会他。我表示，如果方便的话，欢迎王憨山到株洲来。

几天以后，王憨山在老谢的陪同下，在株洲跟我见了面。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完全是个老实巴交、十足的乡里农民。他个子高大魁梧，脸上总露着人如其名的憨笑，丝毫看不出是一个出了名的画家。在寒暄中，我初步得知他早年在长沙求学于华中艺专，后又到南京美专和杭州国立艺专跟高希舜、潘天寿学画。解放前夕，他在家乡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地方兵团。说到这里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其时我父亲也正在双峰一带开展地下工作，不知是否见过他这位小青年。因这一点，我和他的关系似乎拉近了一些。解放后他参了军，在湖南军区搞宣传，但因脾气太犟，为一点小事得罪了领导，不久被转业到双峰县，后来又到了文化馆。前些年为让儿子顶职提前退休，之后一直住在乡下，埋头大写意花鸟画的研究与创作。当他逐一打开带来的十多幅作品时，我不禁眼睛一亮，欣喜地发现他是一个极有个人风格、难得一见的大写意花鸟画高手。他的画不但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还保持了中国文人画的优良传统，画中有诗，韵味无穷。他的画法也很有特色，用笔简约粗放，色墨浓重，毫无时下花鸟画的纤细与俏丽之气。我一边欣赏他的画，一边不时地看看他，猛然发现他的长相与眼前的画竟是那样出奇的相似，真是人如其名、画如其人。这在美术界是很少见的。我欣赏完他的作品后，联想到株洲市国画作者的现状，王憨山的大写意花鸟画无疑将会给他们带来新的启发和滋养。在征得图书馆领导的同意后，我提议要王憨山再补充些作品，就在图书馆里为他举办一次为期两天的画展，并当场为株洲市美术作者搞一次讲座。王憨山听了我的安排后，高興地同意了。展览时间就定在6月28、29两天，这是因为当时我已得到市文化局的“最后通牒”，我在图书馆的美术活动，必须无条件地在6月30日前结束。

6月27日，《株洲日报》登出了一则王憨山画展的广告，上面有这样一行文字：“画家的十幅作品将以抽签方式赠给观众。”就是这不起眼的一行小字，使得开幕那天上午来图书馆的观众极为踊跃，有的美术爱好者甚至把全家都带来了。常务副市长刘迪凯等领导也在百忙中应邀前来。王憨山的六十余幅大写意花鸟画，让观众看了直呼过瘾。开幕后的讲座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因他的双峰话很难懂，有时还要由我作翻译。他还当场画了一幅老鹰给观众示范。

十幅花鸟画小品被编了号整齐地挂在讲台上，一直拖到中午12点讲座完以后才开始抽签。这时厅内仍有200来人，每当有人抽中一幅时，全场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展览和讲座都获得很大的成功，《株洲日报》还用一个整版刊登了王憨山的作品。

为了感谢图书馆的大力支持，王憨山执意要为40多位工作人员每人画一幅4尺6裁的花鸟小品。他画到兴头上时，悄悄地告诉我这样的应酬小品他一天能画100幅！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就时有联系，我也知道了他出名以后的一些情况，他很多时候都是忙于应付县里的各种机构和参加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有一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待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由著名画家杨福音撰写解说词的专题节目《花鸟画家王憨山》后，他的名气一时达到了高峰，美术界都知道湖南出了个画大写意花鸟画的王憨山。

王憨山这时尽管有了些名气，但一直没有多少经济效益。生活的重担还是经常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导致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绘画创作。他写信给我说现在是构图多，成品少，心猿难缚。

1989年底，他来到株洲想请我帮忙让他赚点钱，以解燃眉之急。他嘿嘿地笑着告诉我，他连过年给小把戏（小孩子）的压岁钱都拿不出。为此我只好硬着头皮找了几家单位（田心机厂、株洲车辆厂等）的头头，将王憨山接过去画了几天，总算让他过了一个体面的春节。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几年。1991年夏天的一天，王憨山黑汗水流地来到我家，兴奋地告诉我，他的一个老战友、著名画家林凡在北京帮他联系好在中央美院陈列馆举办个人画展。这次他是专程去北京办完了手续，就直接在株洲下火车来找我，一定要请我帮帮他。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已被汗水浸湿的展览合同书，展出时间定在9月中旬。他说到了北京他等于是一个聋子和哑巴，别人讲的话他听不懂，他讲的话别人也听不懂，另外在社会交往上可以说他还等于一个小孩子，各种人情世故、交际应酬的门道一概不懂。当我提出为何不去省里找文联美协帮忙时，他面色窘迫，显出有难言之隐。原来这些年他的花鸟画在省里有了些名气，却招来很多人不服气，他又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如有一次在省会长沙的笔会上，王憨山和当时声名显赫而且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的杨应修并排作画。到场的知名书画家还有颜家龙、钟增亚、柯桐枝、史穆、杨炳南、王金星等，可以说盛况空前。杨老的小写意花鸟画大家这些年见得多了，在场的人都对王憨山这位新出道的大写意花鸟画家充满好奇，里三层外三层地聚拢来看王憨山挥毫表演。王憨山很是受用，就越画越来劲，完全忘记了在他旁边埋头默默作画的杨应修。他一连画了两幅，博得了一阵阵的叫好声，电视台的摄像师也长久地将镜头对准了他。这种类似打擂台比武的场面让杨应修很是不快，遂收拾画具提前退场，让主办方不知所措。（但凡这种场合，我的老师李立就老到多了，他必定会审时度势照应全场，比如邀请杨应修和其他名家为主办方合作一幅画，并在题款中将所有在场的书画家的名字统统写上，以作纪念，让每次笔会都能收到皆大欢喜的效果。）

这正应了他那句交际应酬一概不懂的话。在这种状况下，省会很难有合适的人愿意出来帮他，他思来想去，只好来找我。我被他的诚意所打动。这时我刚退休不久，三年前我曾为株洲市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办过“新城之光”美展，加上我的两个儿子正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念书，有不少人脉关系，于是我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当天就在我家，我和他初步设想了一套展览方案。王憨山全都言听计从。最关键的一点是经费如何解决，王憨山告诉我县里来了个挂职的主管文教的覃副县长，他原来是省电视台新闻部主任，一向对他很是关心支持，估计县里能拨点经费。另外还可以通过覃县长找省广电厅李厅长帮帮忙，只要不搞太大的场合，经费估计够用了。

王憨山的花鸟画能够到首都北京去办个展，真是他家祖坟开了拆，赶上了好时代。在我的记忆中，刚刚解放的那些年，由于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较宽松，提倡百花齐放，花鸟画尚有一席之地，当时国内涌现了不少优秀的花鸟画家，如潘天寿、李苦禅、郭味渠。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革命题材的人物画一统天下，花鸟画被打入冷宫。连齐白石的画都被江青视为封资修的黑货加以封杀，全国许多有名的花鸟画家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或发配五七干校劳动。那些年，在全国性的美展和各种报刊出版物中几乎看不到花鸟画。我唯一的一次在全国美展上看到了一幅花鸟画，画的是葵花，题目叫“朵朵葵花向太阳”。山水画也只见过描绘井冈山、韶山的红色题材，黄山桂林的山水都不见踪影。

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花鸟画才重获新生，也让王憨山得以实现他年轻时的梦想。我想起黄秋园、陈子庄等都没有王憨山的命好，这一点王憨山是深感幸运并心存感激的。

按预定的计划，我们在7月底来到长沙，通过关系找到长沙华天大酒店的朱总。朱总非常支持，免费给我们俩在11楼安排了一个大套间，吃饭只需签单，不用付款。我们要在这里将所有的展前工作准备就绪，王憨山很多新作也要在此完成，还要设计请柬、图录等。我们在酒店闭门谢客忙碌了一个多月，其间我目睹了他创作的全过程。

他作画的方法很特别。他从家里背来一捆剪剪贴贴、补丁加补丁的底稿，谦虚地告诉我这是他的“笨”办法，因为他对一幅画上的点线面及平面分割构成在分寸之间都有讲究。只有经过这一道工序后，他才敢于在正稿上放胆落墨，痛快淋漓地一气呵成。他画面上题款的高低位置与字的大小、长短都恰到好处，题句的内容常常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并能给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

为了精益求精他很多作品是画了又撕，撕了又画，如那幅《稻熟江村忆鱼肥》的斗方，至少画了十多幅才在其中选出一幅定稿，但他仍觉得有不满意的地方。

快要离开酒店时，我在一张四尺宣纸上用水墨为他画了一幅真人大小的头像写生，画展的前言就用楷书写在下面。所有展出作品全部装裱成立轴，这样便于携带和布展。

为了答谢华天大酒店，我挑选了王憨山精心画的六幅斗方赠给朱总，这些画在华天大酒店一直挂了20多年。

我和王憨山于9月5号到达北京，林凡老师在北京站接了我们俩后，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家餐馆吃了午饭，随后安排我们住在离中央美院不远的总参第四招待所（以后来人也都在此住宿）。第二天，我们三人一起研究了展览的各种事项。林凡老师考虑得很周到，唯一未定的就是开幕式及开幕后的宴请如何安排。因林凡老师说他要去山东一段时间，开幕的当天他不在北京，就决定不搞开幕式。至于宴请吃饭的事讨论了很久，我最后提出了一个分散宴请的方案，即开幕前在王府井的穆斯林餐厅订一个大包间，招待靳尚谊院长及美院几位资深教授吃晚餐，第二天中午在中国文联大楼前的四川饭馆招待中国美协副主席雷正民、杨悦浦等领导和美协工作人员，然后再宴请首都一些媒体的记者。对我这个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分三次宴请的方案，林凡老师觉得很好。

展出的各種事宜订妥后，林凡老师提议一起去看望住在不远的王琦先生（时任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著名版画家）。王琦先生这时因眼疾刚动了手术，正在家静养，他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无拘无束地谈起了美术界的各种事情。说着说着，没想到王憨山竟在一旁打起鼾来（他实在是太疲劳了，一坐下就犯困），好在开始的鼾声不大，未引起王琦注意，我连忙推醒他，及时止住了他的鼾声。我们出来后，林凡以老朋友的口吻笑着批评了王憨山。

我是早就领教了王憨山的鼾声，在长沙时，他晚上雷鸣般的鼾声经常让我从梦中惊醒，我几次调侃他的名字里不应该是这个“憨”字。

开幕前两天，王憨山的所有作品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由他的长子王雪樵和另外两个儿子挑着送到了中央美院美术馆。我说，这是“挑担画轴上北京”。接着又有湖南文史馆领导，作家李昆纯、陈大兴等多人也来到北京助展。

9月14日王憨山画展在北京中央美院陈列馆隆重开幕，当天即得到了中央美院及首都书画界专家学者和观众的一致好评。美院教授周建夫形容王憨山的画“像一股大风吹来了”。中央美院各个不同专业的学生也来观展，这种现象是很少见的。

年事已高的著名诗人艾青，抱病坐在轮椅上来到了展厅，他有点含糊不清地进来就问：“刘海粟来了没有？”

艺术界泰斗王朝闻因身体不适，不能亲临展厅，于是我向《美术研究》副主编杜哲森求援，请他给王朝闻写了一封推介信（杜是王朝闻的学生），希望王朝闻能够接见一下王憨山。我拿着杜老师写好的信，请双峰县里前来助展的老朱同志，先去红庙王朝闻住处联系见面的时间，并同时带去一本贴有王憨山作品的画照的相册。老朱回来后高兴地告诉我，他见到王朝闻时因怕遭到婉拒，就故意说了些现在美术界都认为王憨山与齐白石有一比的话。此话立即引起了王朝闻的警觉，又因信笺上印有“美术研究杂志社”的字样，王老误以为老朱是编辑部新来的编辑，这次会见湖南画家《美术研究》上可能要报道，看来事关重大，所以才答应会见王憨山。王朝闻这位艺术界的泰斗，正想借此机会，对当前美术界出现的一些歪风邪气，如否认传统、争山头、排座次，以及把艺术创作与奥运会等同起来的不良现象，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