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平 郭艳

郭艳：

首先恭喜你的小说《大山里来的孩子》获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你的小说呈现出非常纯净的文学品质，童年生活经验在文本中如钢琴行板缓缓推进，诗意少年在文字之海中畅游巡航。在小号集结的吹奏声中，一群眼神清澈的男孩子们坐在楼顶观日月星辰，看时光变幻；在意气风发的摩拳擦掌中，他们争强好胜，尚武论道；在拔节的身高增长声中，他们阅历人生，体验人性、人情和人心的驳杂深奥；微妙的青春情愫也在夏天的夜晚日渐滋长……成长在这里既是细致摹写的校园日常，亦是少年刚健硬朗的心性修养，更是对于大善大勇的虔敬信仰。《大山里来的孩子》非常集中地体现出了你的文本叙事特质——文学性和艺术性的高度融合。

翌平：

其实我觉得儿童文学或少年文学越写越不容易，这可能是随着自己写作经验的增加，年岁的变大，对写作会有新的认识。我发现，用最简单的文字、生活中最简单的事去呈现人性的多维、生活的韵味、少年的纯粹，是需要下很大功夫的。人过中年，心境逐渐变平淡，对事物的观察，往往成为一个局外人，这种从不参与的角度去观察世界的方式，对作者来说很重要。我不习惯也不擅长凭写作技巧去编故事，预设反转和高潮，让所谓的情节驱动吸引读者。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都很意味深长，让人一言难尽，一声叹息，也带给人惆怅中的美感，这种美能带给人无以言表的心悸。就像吴冠中老人的画那样，他琢磨和实践了一辈子，在晚年终于定了型，完成确立自己的美学准则，也开启了他的艺术巅峰。他画残荷，画鲁迅故居后庭院里的老藤，画乡村冬天肃杀中的一点明艳，画江南水乡老宅线条对人视觉的引领与调理。他老人家的创作观经历了几十年的变化，最后回归到生命的悸动这个点上。你看他残荷中那些星星点点杂乱的笔触颜色，让人远观时不能看清他到底画的是什么，斑杂中依然鲜艳的颜色所透露出的生命力，成为观看他画的人视网膜上无法抹去的亮点。还有鲁迅家后庭院中参差怪戾桀骜不驯的老藤，有龙腾云涌的气势，用这样的一种画势来致敬鲁迅，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好的作品一定是你把生命的亮闪捕捉到了，并用你独到的方式传递给观者。人过中年，感受过一言难尽、欲说还休和一声叹息之后，就会对人，以及人的生命有了一份更真实的亲切与感悟，小说不仅是在编故事，它还在写意、在留白、在拨响着绕梁三日的余音，它细描出作者、读者对于这个世界的感应。因为亦真亦假，所以会唤起读到它的人很多共通的生命共振，小说就有了质感。

作为一个以写作为业的人，写作是饭碗，也是因为喜欢而值得死守的一块精神故土，对写作本身的考虑，不能像年轻的时候，或者平常的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发掘人不愿示人的心灵深处，揭开能触动心弦的情感、思想，是写作的精妙所在。我觉得儿童，特别是少年文学，就像一把钥匙，一种目光，开启对世界的打量，从这个角度讲，它与写给成年人的文学有很相似的地方，只不过少年的目光里，更少掺杂对世界的成见和看破红尘的姿态。

在我开始写《大山里来的孩子》的时候，我感觉灵感突然一下被抓到了。像抓住一只鸟一样，不能捏得太紧，不然她会死。我觉得，这次我能用简单有限的文字，讲述一个有丰厚蕴含的故事，就是所谓的文字过后意蕴绵绵。这并不是说像海明威所谓的“冰山理论”，那种作者的闲聊时随便讲的话，被很多写作人旨奉为写小说的金科玉律。其实水面下有八分之七的冰山并不稀奇，真正让人心惊的可能是下面你看不到的势，它可能是一种坠落，也可能是爆发，更可能是时间的停滞、世界逻辑的颠覆，如果把这种心理状态从某种程度传达给别人一定不会错。

朗风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整个故事却是我虚构的。我见过中年的“朗风”，那是个一身戾气，总爱絮絮叨叨，见到能躲远点就躲远点的“怪人”。可每当操起银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吹起笛子来，可以让你的听觉“开眼界”的人，他的笛声动听、灼刺，缠绕人的耳廓。后来，我零星地听到关于他的故事，他的那个老师在农场教会了他吹笛，把他培养成出色的笛师，最后，他凭借着自己的本事考进了音乐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他来到北京的时候，只穿着一件破棉袄，系着麻绳，可能是因为他个人的形象在我心里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他的故事就一点点长大了。想起他吹笛子时那种陶醉，那些细碎的、特别技巧的音符，如何被气息揉进笛管里，然后散播到天空中，给耳朵带来润泽，后来我就决定写一个他的故事。我的思绪引领着我，走进东北树林的深处，看见他的老师如何带着他哈着气，把冻僵的手指和嘴唇吹暖，然后又在寂静的寒冬中，如何将那些美丽的声音送向旷野。这样的场景让我感到非常感动，人类几百年积累下的美丽旋律，会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在阳光的普照下，在晴朗的天空下，在冷风拂过时被人口口相传，被笛子的吹奏者沉醉着，它成为一种精神的力量，滋养着那个正在发育的少年。有时我想，人的可贵之处，在于生命面临威胁时，并不一定非要将自己退化回到本能、回到动物本性，他也可能用自己后天学会的精神储备，将自己围裹起来，做出抵抗的固守，人类的历史中，许多沿承下来的宝贵精神素养可以转化成生存下去的信念。从这个角度想，我能够看见朗风的老师是用他热爱的音乐与创作，一点点呵护和守望着他对妻子的思念，和对两人生活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他对生活是充满热情的，能够发现东北老林子里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以及这样的生命脉动，给予他这个热爱艺术的人生鼓励，这些都在我有限的文字之后，算是一言未尽的留白吧。小时候，我见过很多艺术家，在常人眼里，他们往往不可理喻，他们为了艺术可以突然间离开身边的亲人，突然间将自己闭锁在某个别人无法找到的空间里，也会突然间在音乐中发现自己和自然的某种联系，所有的性格与脾气都会服从于这种寻找。异常的敏感，为艺术所劫的气质，在特殊的环境下，反而为他们带来好处，沉浸在自己艺术的世界里，能够消融苦难，与现实达成和解。这是我用心书写的第二部关于音乐的少年小说，关于音乐，我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它不仅是声音细描的，更是心靈共振的。

郭艳：

你的儿童文学写作，尤其是关于少年成长的写作，体现出了“成长中的骨密度”。《我要学摔跤》《惹不起的徒弟》《跤王》《比武》等作品中，塑造了很多阳光健朗的男孩形象。男孩子们刚健有力的形象往往通过尚武强身的侠义精神和济贫扶弱的人道主义来体现的，这和当下少年成长过程中身体的孱弱与精神的懦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类写作体现出现代智识教育、美育与中国侠义伦理的共生与滋养。

翌平：

我自己的创作分几类，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武术的，一部分是关于艺术的，另外还有一些是少年科幻作品。在写关于武术的这些小说中，我用比较轻快的方式，讲述各式各样的京城少年，这些人物，因为熟悉，所以有点驾轻就熟。在儿童文学中的少年小说里，对城市男孩的形象塑造，应该有一个很长期的积累，在中国的少年小说中，乡村孩子的形象是很普遍的，对城市的描写相对比较匮乏。因为时代的原因，现代的孩子可能更多是在学校和家庭间往返，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很少有出现典型具有时代特征的男孩形象，所以去写一些有男孩味、孩子气，生活化的男孩形象是很必要的。创作中一定要警惕，不要用理念来写，为了写作的某种目的，刻意去塑造某样的少年儿童形象。少年的特征在生活中是能“看”到的，他们的喜怒哀乐、身心感受，也就是个体生命对社会环境的反馈，将这种作用、反馈写出来，就能写好少年的行为与心理。其实描写少年的成长过程，也就是描写男性品质逐渐养成的过程。

郭艳：

一个人的生命中需要哪些元素才能有着艺术的质地，才有可能从庸常中超拔出独特的人生体验？孔子言：不学礼，无以立，他老人家曾经沉醉于尽善尽美的韶乐中。音乐以无形的美超越了世俗生存，给人以最大的美和善的浸润。你的《美声》《卡门的舞步》《那波里舞曲》《校合唱队》等等，这些小说融汇了音乐、舞蹈等艺术所独有的宁静与优美。请谈谈你是如何创作此类题材作品的。

翌平：

有关少年小说的音乐题材这一类型，我觉得是这样的：音乐不只是一条彩色的丝带，用来装点出作品的高雅，它应该是一座联系人类感情与感觉、知觉的桥梁。经典音乐作品的演奏与人听到它这种互动关系本身是很小说化的。早期我写的一些短篇音乐小说，是很标准的儿童文学样式。那时，我更愿意让文字表达音乐的明快、旋律的优美、织体的悦耳，以及少年在演奏它们的过程中，突然发现的那种妙，为把握这种妙付出的努力。这里面有欢快的手忙脚乱，还有手忙脚乱中的故作淡定，所有这些，为小说定了一种明快的调子。其实也就是类似表达音乐中情绪、节奏、强弱、表情和感觉的文字，让不同的读者享有不同的理解。在《那波里舞曲》里，小号的音色明亮欢快，可以传递送到辽远的地方，让少年心驰神往，他练就了演奏的绝活，获得了女孩的欣赏、男孩的羡慕与嫉妒，这种感觉妙不可言，小说要留住这种得意而不忘形的气氛中。在《美声》里，着重写一群为了练就男高音的少年的执拗，老师可爱的急功近利，两伙人同样的认真造就的冲突，两股力拧巴在一起带来某种欢快的色彩。还有《海的夜曲》，我让两个学小提琴的孩子去海边凭吊童年早逝的同伴，她是个很有音乐天赋的拉提琴小女孩。琴声缠绵的呢喃，回忆着大家一起练琴的时光，情感与乐思在协奏中互相奏鸣，音乐在感伤中彼此理解和依恋，认同与怀念，音乐的如歌如诉是彼此的交谈，还有对逝去的朋友生命精神的延续。到现在我开始创作《大山里来的孩子》，我渐渐感悟出，音乐可以表达文学，文字也可以奏成音符。

郭艳：

儿童文学写作中不缺乏单纯的美和善，然而美善的丰富性内涵往往因为童心和童趣的单纯透明而被遮蔽。中国当下儿童文学写作如何去实践美善的复杂性，比如戈尔丁的《蝇王》，以及《战马》《夏洛的网》《小王子》等等。儿童文学创作不缺乏美善，而更多的是缺乏面对世俗生活困顿境遇时强大的内在主体性，以及这种主体所抵达的善的能力和美的可能性。近作《野天鹅》是对于这方面写作非常有益的实践。这个长篇以文学的方式深入探讨了个体如何能够从内心深处真诚地体认罪恶、宽恕、和解与良知，以一颗颗赤子之心去理解历史和人性的复杂，用童真和善良去抚摸受伤的身体和灵魂。

翌平：

您说的很有启发性，也正是长期以来，我写作过程中一直思考而逐渐定型的一种想法。我觉得儿童文学，特别是少年小说，它是一种表达各种文学想法非常好的载体。也就是说，文学式的各式各样的表达，如果够野心的话，几乎都可以通过这个文类表现。少年小说与写给成人的作品不同之处在于，他从少年的纯粹出发，面向那个正在扑面而来的未知世界。这种未准备、不知所措的应急状态，与世界侵略性就构成了极大的写作张力。少年依据本能或者机智的应对方式，也会极为出乎人们想象，具备很明显的小说特征。

《野天鹅》是我多年的一个夙愿，也很用心地琢磨着修改了很多次，这也是我的第一本音乐长篇小说。我一直在想，当人性退至最后无处可退的时候，它是不是会迸发出一丝光亮？也许这样的亮光是犹豫的，最终塌落的，或者太微弱而无用的，但它确实存在过，发出过一点点温度，它们因闪现而可贵。在《野天鹅》中，我试着解密少年在一个艰难的时代背景下的自我蜕变，他们的基因中本能的善尚未消失，从父辈前辈那里继承的善没有泯灭，面对艰辛他们能自觉地保护家人与同伴，并与人分享这种善，读者也就能感觉到水一樣的善的力量。在小说中，我也试着讲述音乐，它成为少年成长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慰藉，也承载着少年们对美好的憧憬，记录着他们对亲人的思念，表达自己长大中的欲望与需求，它是生活在艺术大院里的孩子天赐的礼物。在一个声音匮乏的年代，他们可以听到美丽、优雅、丰富的声音，音乐就成为他们依赖的精神粮食。这个故事也是关于童话的。安徒生《野天鹅》中讲述的爱与美好，孩子们口口传颂这个故事时，发现这样的童话在现实中终于兑现了。经典的童话是世界的，它会跨越国籍，穿越时空，出现在相信它的人面前。这部作品并不想提供一种象征符号，解读这种符号有多重方式，野天鹅只是这本书中的一个兴奋点，就像音乐里的一个动机，由它生长成绵延悠长的旋律。我们民族有很悠远的文化积淀，这些积淀内本蕴含着许多古老的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这些东西一直都在，它会像种子一样遇到合适的环境与阳光，就会开花结出果实。

一部优秀的少年小说，不在于它能够把意义表达得多么透彻，而在于它能够关注生命，走进人物的内心，把真实的感受写出来。其实，当人的这种真实的感觉被描摹出来的时候，丰富的意义也就自然展现无疑了。

郭艳：

你的写作无疑是典型的现代智识写作，是从常态少年的生长性起步，笔下的少年形象虎虎有生气，同时又充满日常性经验所赋予的烟火气息。你擅长写生活在现代知识教育和艺术氛围中的少年男女，而这些少男少女却往往和中国传统民间伦理相遇，在一种伦理风俗意义上达成人与人、人与环境乃至人与爱恨情仇的和解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