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

在对我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反思中，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往往会用到一个高频词汇，“奇技淫巧”，这在我们印象中是明清以来对科学技术的抵制与轻鄙之词，伴随着明确的打压政令，从而导致了我国近代科学的萌芽被扼死在蒙昧状态。

“奇技淫巧”的称谓由来久矣，且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地位，只是在明清时期扩大了外延，加剧了对科学技术的全方位封杀。

一、奇技淫巧起源考

当产生了一定意义上的分工时，分工古代的劳动人民中分化出了“工”这一专业人才。工匠们运用自己的技术与能力在制陶、冶金、铸造、建筑等多方面开创了行业的广阔天地，遗留了丰富的遗产。如今的科学技术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曾经确是与朴素工匠息息相关的职业素养，“奇技淫巧”则是与工匠精神一墙之隔的“雷池”。

在“工”等职业发展之路中，并非一帆风顺，始终存在着一种内在矛盾。

一方面，中国古人重视劳动技能的提升，贯彻“熟能生巧”的精神，精神专一，心无旁骛;杰出者甚至“熟能生神”，将劳动上升到艺术的层面，最后达到心物一体的境界，并传下来诸多佳话。

在《庄子·养生主》里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庖丁解牛”的故事，本来又耗费体力又考验耐心的宰牛剔骨工作，在庖丁的手下，变得井井有条，刀刃在骨节间都感到“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而且“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手、肩膀、腿脚协调行动，人刀合一，在牛身上演奏，发出了像音乐一样动听的妙音。

宋代欧阳修《卖油翁》中所揭示的“无他，但手熟尔”，也是如此。还有明代《核舟记》中记载微雕艺人王叔远雕刻核舟的技术“技亦灵怪矣”，这些都是“工”这一行的核心要求，都反映了古人要将劳动做到极致，从而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另一方面，古人因特别强调人自身的训练，而不屑对外物的依赖。最早可追溯到道家学派，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将器物的精巧与人的“心机”生硬地联系到一起，因为凭借外物不符合道教“无为”的精神。《庄子·天地》中有一则故事，说的是子贡看到有“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便问他明明有节省劳动的槔为何不用，他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这段话是道家思想鄙夷奇技淫巧的解释，宁愿费力而成效甚微，也不愿意突破“机心”的约束。

这种观念也被后世的儒学正统所吸收，加以调整并结合着“重实业”的总方针被延续下去，即要重点发展切实促进国计民生的技术活动，而避免人们沉溺于“不务正业”的技术活动的发展。

“奇技淫巧”的得名来自《尚书·泰誓下》中，起初“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是为了批判商纣王置祖宗基业于不顾，沉溺于玩乐取巧。《礼记》中提到，“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这表现了警惕蛊惑人心或取悦于人的技法，看起来并不是特别“一刀切”。主张限制“奇器”、“奇技”之类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毫无用处的技术产品，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传统技术的评价体系中，“经世”标准最为主要的，技术要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否则就是华而不实的玩物，还会带坏帝王将相走上歪路。

到了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奇技淫巧”说继承了先秦的“经世”指导思想，但用之过火，产生了一点点偏差，开始了对技术的偏见和对工巧持警惕和反对的态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进步。在桓宽的《盐铁论》中，认为人们不踏踏实实种植沃野，“工商盛而本业荒也。”及“商则长诈，工则饰，内坏窥而心不诈。”这表明工商被并列起来与“本业”农业相对立，而且被视作会耽误本业的末流，与“工”相联系的技术手艺一并受到排斥。

二、转机：科学技术脱离“奇技淫巧”的歧视

“奇技淫巧”的不入流地位在开放包容的唐宋迎来转机，四大发明之三就是这一阶段的结晶。隋唐时期经济的繁荣提供了物质保障，商业手工业地位的抬升为科技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基础。但科举考试制度将技术类的各门学科排除在外，“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将大量的知识分子们引入哲学、道德和文学领域。

宋朝政府不光没有像以往的统治者那样视工巧之便为“奇技淫巧”，加以禁绝;相反，还制定了对出色的科技发明的奖励制度，工匠们就有了研制技术与工具的动力。而且在科技领域有突出才能的人通常会被列入“奇才异行”名录，可以直接选拔进政府机构。冯继升改良了火药法，朝廷赐衣物束帛。

宋朝政府的理念相当先进，深谙“要从娃娃抓起”之道，有意识培养科技人才，我们常常将古代的国子监、州县学、书院看作是儒家经义的培训基地，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式。

中央設立了专科学校，包括医学院、算学（数学）院、天文历法学校、武学院等，隶属于国子监。还开辟了对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制度，如医学院学生根据成绩的上等、中等、下等分别给五到十五贯钱。这让投身于“奇技淫巧”行列的人们得到了切实利益，自然鼓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科学技术的行列。

除了中央，地方的州县也不落下，各学校也根据情况设置科学课程，胡瑗在主持湖州州学时，设立“经义”“治事”两斋，治事斋开设了算历课程，虽然古代对天文历法的重视离不开服务于迷信的“天人合一”，但因此也推动了算历的平稳发展。

宋代的书院设有专门的科学课程，书院教育集大成者朱熹就主张农业技术、医学、百工之类的自然科学知识也都“确有道理在”，并认为自然科学和成圣成贤、经邦治国的知识都是正道，这就洗脱了科学技术“奇技淫巧”的罪名。

在没有“专利权”概念的古代，个人很难从技术的革新中得到客观的利益，更难进行推广与传播。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宋代时形成巅峰，这离不开宋朝对科技教育的重视。

三、回落与新生：近代科学的萌芽

元明清三朝中，中国科技的衰落主要是从清开始的。

元朝的治理非常粗糙，不过两宋的科学余绪尚未断绝，颇似曾经宽松对待“奇技淫巧”的氛围。

朱元璋对“奇技淫巧”抱有敌意，《明史·天文志》载：“司天监进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朱元璋却看不过这种无益的取乐玩意儿，竟然将其击碎，这一技术也就失传了。明朝的不少数学家对宋元取得的数学成就，感到难以理解，因此也遗失了一些草创的数学瑰宝。

不过到晚明时，士大夫群体恢复了对科学技术的探索兴趣，强势的“经世致用”思潮尤为重视科学技术的价值。因此有了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翻译、宋应星《天工开物》的出版。

到了清廷对科技探索采取了十分严厉的压制态度。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就是对这一时期的提问，“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被欧洲人后来居上呢？”。当时清朝统治者对思想的全方面禁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科学技术也在其中之列，清代编撰的《四库全书》中除了收录一些农家、医家和天文之类的科技著作之外，将其他科技一概排斥。

同时，西方日新月异的变化大大冲击了愚昧的清王朝，此时的“奇技淫巧”更多的指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而基于清统治者自高自大，自然瞧不上这种舶来品。李鸿章以为“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明确地表达了将“奇技淫巧”视为洪水猛兽的态度。

再往后的故事就是我们所熟识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洋务运动”了，此时国内外形式巨变，引发了爱国志士的救亡图存运动，科学与技术是新的历史阶段的制胜法宝，他们认识到不得不改观对“奇技淫巧”的偏见，不能盲目自大，自甘落后，才能站到科技的制高点，从而挽救国家的衰亡。

四、结语

纵观中国古代科技史，不乏古人科學技术的结晶，涌现出丰富多彩的精巧工具与巧思技术，科技发展也达到过一些高峰。“奇技淫巧”说与科学技术有交集，也不完全重合，对“奇技淫巧”的态度也有所区别。

不过历朝历代对“奇技淫巧”的警惕或轻视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最为显著的还是在清朝，受“天朝正统”和“闭关锁国”的制约，科学技术沦为盲目自大的牺牲品之一，这也是近代科学萌芽被扼杀于摇篮中的直接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