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橙子

最近以宋朝为背景的古装电视剧《清平乐》的播出，为长期笼罩在“狸猫换太子”恶名之下的章献太后刘氏正了名，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位北宋历史上手段强硬却又未曾逾距的政治女强人。

相比西汉的吕雉、东汉的王政君等人，宋朝的这些太后似乎都隐藏在政治的背后，安心过着“夫死从子”的生活。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根据学者的统计，在中国历史上临朝听政29位太后或太皇太后中，宋代竟然占了9位。这些后妃包括真宗皇后刘氏、仁宗皇后曹氏、英宗皇后高氏、神宗皇后向氏、哲宗皇后孟氏、高宗皇后吴氏、宁宗皇后杨氏、理宗皇后谢氏、度宗淑妃杨氏，几乎占到了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一，居历代之首，甚至比以外戚乱政著称的西汉和东汉还要多。

这九位垂帘的太后执政的时间和拥有的权力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太后曾垂帘十余年，对政局产生过巨大影响;有的垂帘时间很短，仅具象征意义，未实际操纵政柄。

但让人惊讶的是，在有如此高频率太后垂帘的宋朝，竟从未听有过后宫专权擅政、扰乱朝局的故事。《宋史·后妃传序》中称，“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

为何太后垂帘会在宋代政治中占如此重要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制度设计，使宋朝得以在太后垂帘的情况下，维护了皇权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没有因后宫与外戚而扰乱朝政？

一、宋代太后也很强

作为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动辄影响政局的太后，这些走向前朝的女人自然享有更多其他深处后宫的后妃没有的特权和地位。

宋初皇太后垂帘听政时，仪制基本与皇帝相似，太后死曰崩，臣下称其为陛下，享有避家讳，遣使外国，谒太庙，服衮冕，“皇太后仪卫制同乘舆”等天子待遇。下达制令时，虽然自称与皇帝的稍有不同，但均被称为圣旨。

刘氏垂帘时，就连年号也体现出了女主政治的特色。仁宗即位之初使用的两个年号为“天圣”和“明道”。据欧阳修在《归田录》中的解释，“天”为“二人圣”之意，“明”为“日月并”之意，指二宫皆是圣人，如同日月普照天下。直接在年号上承认了刘太后的特殊地位。与唐高宗时，武后与李治共称“二圣”也相差无几了。

刘氏之后，垂帘听政仪制的规格有稍微调整。比如太后不再登临外朝，只在内东门小殿垂帘;太后不立生辰节名，不遣使契丹，以示同天子有所区别等。这是在刘氏之后宋朝的垂帘制度逐渐完善的结果。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垂帘听政的太后或太皇太后始终备受尊荣。

更重要的是，这种尊荣不仅是礼仪上的尊贵，还有前朝文人士大夫由内而外的认同和尊敬。比如《铁围山丛谈》中称仁宗皇后曹氏，“乃本朝后妃间盛德之至者也。”《宋史》中称英宗皇后“人以为女中尧舜”等，与之前干政太后们生前尊荣身后恶名的情况大不相同。

二、处理政事样样行

位高还要德配，既然这些太后在政治上享受了如此高的待遇，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如何？

太后垂帘一般发生在“主少国疑”或皇帝病重，社会潜伏着动荡和危机的时刻。这对听政太后的政治手段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电视剧《清平乐》中着重刻画的那位克己复礼、坚毅果断的仁宗皇后曹氏就是众多听政太后中的翘楚。她初在仁宗暴毙时保证了皇位的顺利交接，又在皇帝初立，内有英宗病重不能理事，外有宗室兄弟觊觎皇位时，以太后身份“垂帘决事”，稳定了政局。

要说曹氏的作用还多发挥在帝位传承之时，所起的不过是稳定人心的作用，真宗皇后刘氏和英宗皇后高氏便是切切实实影响了前朝的政治决策。

刘氏出身寒微，在入宫前还曾街头卖艺，嫁给银匠龚美，但这并不影响她出色的政治才能，史书中评价她“性警悟，晓书史，处置宫闱事多引故实，无不适当。” 仁宗即位后，她不仅尽心辅佐仁宗，还大力革除前朝弊政，在政治、经济上都曾有所作为。

王铚的《默记》中曾记载这么一个故事。一日，章献太后突然哭泣着对大臣说，“国家危难之际，多亏各位大臣齐心协力才渡过难关。今日天下安定，理应给各位宰执臣僚亲戚恩泽，大家快将子孙亲戚姓名呈报，吾将尽数推恩。” 宰执未会意，纷纷将三族亲戚姓名上报。章献太后得到姓名后，将这些名字贴在寝宫的墙上，官员每逢有所进拟，必先检查是否有两府亲戚姓名。

这固然说明刘氏心思深沉、擅于玩弄权术，但同时，她也利用这种手段，煞住了当时的裙带之风，维护了政治的清明。就连从不阿谀的范仲淹都曾在刘氏死后对仁宗说，“太后受遗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李燾在《续资治通鉴长编》更是对她高度评价，称其“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

三、被压制的武后心

以上已是说明太后垂帘在北宋政局中所起的突出作用，但问题在于，难道这些大权在握的太后就没有一颗吕后甚至武后心？为何两宋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后宫专权、外戚乱政的局面？

以前很多人喜欢将原因归为宋朝这些太后及其家族的个人素质比较高，自律能力比较强。但我们都明白，将国运系于人性是最不靠谱的。即使是清心寡欲之人，在权力面前都不一定能抵御得了诱惑，何况类似刘氏这种聪明果断又野心勃勃的女人。一旦掌握权柄，下一步如何走，可能就由不得自己了。

在《宋史·鲁宗道传》中这么一个小故事，临朝期间，章献太后曾试探性地问过鲁宗道一个问题，“唐武后何如主？”谁知道鲁宗道毫不留情地回复到，“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让章献太后十分尴尬，沉默不语。

故事中这位让章献太后十分尴尬的鲁宗道是真宗与仁宗年间有名的谏官，其人秉性耿直、刚正嫉恶，被称为“鱼头参政”。

当时保证宋代太后参政而不乱政的，正是以鲁宗道为代表的一大批士大夫官员。

宋代的太后多是在国家的特殊时期，由大臣和皇帝请求，才垂帘听政的，其中又以大臣的请求居多。但既然宋代政治赋予了朝臣拥护太后垂帘的权利，也就赋予了他们督促太后还政的权利。

比如仁宗皇后曹氏就是在英宗初立且患病、朝廷政局不稳之时在大臣的请求下听政的。她听政期间颇有政绩，但持政还不到一年，便有御史傅尧俞急切上疏要求还政。在朝臣屡次请求无果后，宰相韩琦便直接施以行动，“厉声命仪鸾司撤帘”，以半强迫的方法促使曹氏还政。

北宋孙升的《孙公谈圃》中有一句曹氏在被迫还政时对韩琦的控诉：“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

虽然我们无法判断曹氏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但这句话却确实反映出宋朝太后听政的实质。她们无论在听政期间拥有多大的权利，都是对皇权的一种补充。当需要太后发挥作用时，朝臣会请求他们出面垂帘听政，一旦她们对政治无益，便需要尽早撤帘归政了。

也就是说，太后垂帘这个制度本身，已经被作为一段程序写在了宋朝政治的大机器之中，当制度运行需要启动这个程序时，文官集团就会要求太后垂帘;同样，当不需要这个程序时，这个程序就会被要求关闭。

而宋朝也正是通过这种设计，少了一些杀母留子和后宫干政的骂名，多了一些“母慈子孝”、“君臣和睦”的佳话。

因此，当我们指责宋朝重文轻武，导致宋朝在对外战争中一再丧权辱国之时，可曾想到，重文轻武造就的这个强大的文官集团，有效阻止了太后专权和外戚篡权。从客观上来说，稳定了宋朝的政局，为大宋的繁荣创造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