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领导广大民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政权建设和治理体系的规范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执政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制定最高施政纲领来统领各方面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先后颁行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多部类宪法性文件。这些文件规定了中國共产党团结带领边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民众共同抗日的任务，确认了“三三制”政府的组织原则和保障措施，保障抗日民众人权，推进土地改革、加强文化教育政策等内容，起到了类宪法性治理的作用。

随着形势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权性质和组织形式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施政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推进抗日民主政权向法制化方向发展

19 38年，陕甘宁边区先后成立了法令研究委员会、地方法规起草委员会、边区法制委员会等机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章立制开展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奠定了制度基石。

据统计，边区参议会和政府，起草、拟定和颁布了64个类别、数量达千件以上的法律。这些法律涵盖涉及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宪法性法律方面，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在刑事立法方面，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等，涵盖了土地、债权、典当、婚姻、劳动立法等多个方面。

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规范化

从19 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到1943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对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主席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权力范围进行了界定规范。特别是在1945年，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毛泽东在党内和中央的核心地位得到法理确认，从人格权威到法理权威，在制度化上往前迈进了一大步。（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