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中谣言信息治理的四重维度

2020-07-04刘硕

时代人物 2020年3期

刘硕

一、发挥政府信息来源优势，弱化谣言传播影响

在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布真相之前，重大疫情中的谣言可能会快速传播并发挥最大影响，特别是谣言在没有得到及时、准确和全面的官方澄清期间大范围内传播。当广大受众面对错综复杂的消息来源时，对谣言中涉及的很多内容会产生好奇或者疑虑心理，进而会迫切想要了解谣言涉及到的相关内容，在不能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及时作出澄清或者解释的情况下，谣言就有可能扩散蔓延。政府部门在处理谣言的滞后作为甚至沉默作为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谣言的产生和进一步扩散，这是政府部门应该保持高度警醒和时刻警惕的。当普通群众迫切了解的信息不能通过官方正式渠道获取的时候，在谣言的正面引导和侧面烘托下，就会出现谣言受众从现有事实出发，凭借个人主观经验和知识储备，对谣言中内容进行猜想和臆断，最终就有可能向谣言靠拢甚至在不自觉中成为谣言的传播者和扩散者，扩大谣言影响范围的同时，进而加深自身对谣言的可信度。

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重大疫情中阻断谣言传播的重要任务和主要工作应该由相关政府部门来承担，政府部门要勇于承担破除谣言的工作职责，从信息源流角度治理谣言传播，不能放任谣言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要求在谣言出现的时候，政府部门特别是医疗卫生部门能够反应迅速，根据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特质，第一时间冲在信息治理的头阵，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及时公开事实真相，让广大公众了解谣言背后真实的情况，进一步回应和减少公众的质疑。澄清谣言的速度越快、解释越具体、内容越全面，传播的效果就会越弱，速度就会越慢，影响就会越小，广大人民群众就能越好地了解真相，疫情防控工作就能更有效展开。

在进行重大疫情中谣言治理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提供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关键还要使公众相信官方所提供的真相，防止偏颇吸收的发生。事实上，对于大多数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有强烈的既有观点，而且不会只信任一方而不信任另一方，如此，使他们相信官方的信息就变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当谣言萌芽已经产生的时候。从重大疫情中谣言的基本内容出发，加之以科学深入的回应澄清方式，让人们及时了解事实真相，是消弭谣言传播最有效的方法，谣言传播止于真相澄清，及时的信息公开、透明的信息共享、科学的信息治理是谣言传播的应对解决之策。

“要从根本上消除流言与谣言产生的基础与种种动因，首先要保持社会的安定、民主渠道的畅通，并且用各种方法提高公众的成熟度和抗干扰能力。因此，制止流言和谣言的最根本所在，还是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的自身内在素质。”谣言治理最关键的就是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布事实真相，让官方渠道来源的信息走在谣言传播的消息前面，恰当正确、科学有效地引导人们的想法，信息治理工作就会事半功倍。重大疫情中要重塑政务性主流媒体的信源优势，完善疫情防控工作相关信息发布机制，在重大疫情中谣言出现后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政府权威信息，抢占信息传播主动权，综合运用传统媒体的原有优势和新媒体的时代优势，真正做到信息公开和透明，对谣言中涉及到的专业问题要由政府专业部门负责解释说明，做到回应方式科学化、精准化、通俗化、大众化，从现实问题入手弱化谣言传播效果，从长远问题角度促进信息治理工作，从政府信源优势角度，降低谣言传播对社会的危害性，科学有效治理重大疫情中的谣言传播。

二、健全谣言治理法治体系，提高谣言传播成本

在当前信息化高速发达的现代社会，信息源流不断汇聚，形成各种复杂多元信息交汇的集合体，就有可能会出现信息来源不明、解释说明不清的信息，这就是谣言存在和传播的重要客观因素。从客观存在情势出发，加之主观制造和传播，这样就会形成谣言传播的生产链条。

关于我国治理谣言传播的适用法律，2015年11月《刑法修正案》新增规定，凡传播规定范围内的谣言者，视情节轻重处三年以下或者三年至七年有期徒刑。编造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等谣言，伤害的不仅是社会秩序，还扰乱人们对于正常真实信息的偏差认识。加大惩处力度的目的是要让谣言不再“任性”，让造谣者明白言论自由并不是没有边界和限制，发布任何信息都不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能对现实生活造成危害，编造虚假信息是要受到法律严惩的。现实中，由于受众多原因的限制，大量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人往往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很难受到法律的惩处，现行法律让造谣者承担的成本相对较低。在现实社会中，一方面要保证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恶意造谣、传谣。通过完善有关法律制度，加强监管，做到用法律准绳约束谣言，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造谣和传谣需要出高昂成本。

重大疫情期间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在支持符合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言论自由的同时，法律要做的是能够保护发表正当言论者的合法权利，同时又能尽最大可能给那些有受虚假信息伤害的人们提供法律保护。在抵制谣言的过程中，法律规定固然十分重要，但仅仅依靠法律又是不够的，不能忽视文化道德和社会规范中的公序良俗对于谣言治理的价值所在。只有多种治理手段齐抓共管和共同抵制，才能营造一个风清气正、健康有序、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环境。诚然，我们在用法律治理谣言和规范思想言論的时候，必须寻求言论自由与谣言治理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是，在某些情况下寒蝉效应是很好的一件事，有助于减少具有破坏性和伤害性的谬误。但是，一个没有规范和法律所产生的寒蝉效应的社会将是难以有序运转的，社会需要的不是寒蝉缺席，而是将寒蝉效应维持在一个最佳程度。

三、鼓励引导进行理性思考，提高辨别谣言能力

常言道：“谣言止于智者。”纵观重大疫情中的网络谣言不难发现，网络谣言的扩散传播很多都是由普通网民引发和推动的。由于普通网民面对重大疫情中突发性和综合性的谣言传播时，往往缺乏信息鉴别能力和理性思考能力，不仅无法做到科学有效分辨，还可能会在没有澄清谣言之前就会不自觉地传播扩散谣言。因此，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理性思考，提高谣言的鉴别和甄别能力，在能够减少谣言传播的同时，还能推动科学知识普及，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还要加入到辟谣、正谣的队伍中，对重大疫情中传播和扩散的谣言，绝不可抱有“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应该理性地从科学角度进行思考，要从多角度进行仔细的鉴别和分析，必要时可以求助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不能简单判断谣言中涉及内容正确与否。对于自己能够识破的谣言，要主动进行辟谣，不能抱持一种旁观者心态。

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群体，第一种是坚信谣言真实性的群体，他们认为大部分谣言是有事实内核的，并且会将谣言中内容传达给身边人。第二种群体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人的理性与权威，他们之所以相信谣言的真实性是身边有人相信谣言，这类群体对谣言传播具有一定动摇性，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第三种人则是因为谣言的内容符合自身期望，能够满足或者迎合其心理的某种需求，为了宣泄对于某个人或者某件事乃至对整个社会的不满。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三个不同的群体传播谣言、相信谣言的理由各不相同，但实际上都存在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理性思考的缺位。重大疫情中，当人们面对谣言的时候，特别是关系自身切身利益的谣言的时候，容易无法冷静理性思考信息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真实性。在重大疫情中的谣言的传播过程中，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引导更多受众能够做到自觉思考、积极核实、自觉辟谣，谣言在真相面前就会相应停止流传。

四、正确发挥新闻传播作用，提升自身责任担当

网络平台是当前从事网络活动的基础载体和媒介通道，扮演传递各种信息到网络受众的沟通桥梁角色。重大疫情期间，由于人与人的直接接触相对其他时期较少，人们从网络平台获取的消息的机会就会增加很多，这无疑为网络媒介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力度提出巨大挑战，网络媒介平台能否做到不传谣言，对广大网络受众能否不信谣言发挥重大作用。重大疫情期间网络媒体的自身建设和自我监督，要比其他时期更为严格，更要体现特殊时期的责任与担当。疫情期间特别是重大疫情爆发期，各社交媒体平台要加强信息审核，出台更严格标准和流程用以审核信息的来源、性质、流向和影响，特别是对迷惑性和诱导性较大的標题和内容未经证实的内容，必须建立严格审核机制来衡量其是否构成谣言，如果构成谣言，网络媒体平台要及时筛除。如果因为审核不及时或者不严格，已经刊发的新闻内容被后续认定为谣言，新闻媒体平台自身一定要勇于担当，自觉纠正自身错误，将谣言传播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

重大疫情期间，网络平台要综合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尽早阻止谣言传播。具体表现在建立谣言敏感词数据库，监测相关账号，追踪意见领袖等方式进行。运用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舆情和舆论走向，采取后台实名制策略，从源头上解决参与主体匿名性问题，根据突发事件的发展趋势设立谣言应急机制。在敏感词数据库上，将易成为谣言关键词的词语、易在谣言中出现的词语编入数据库中，从而实时把控谣言信息。监测易造谣易传谣的社交媒体账号，设定造谣次数，若超过规定次数，立即采取封号或销号等措施。重大疫情期间各平台虽然建立了各自的辟谣机制，也取得一定的辟谣效果，但由于重大疫情中出现的谣言形式相对较多、内容错综复杂、标题真假难辨，平台治理的效果尚待进一步强化。这就要求各平台还需要对各自的辟谣机制进行充分宣传，加强人们对辟谣机制的了解，从而将各平台的辟谣机制运用到生活中去，从传播媒介运行中进一步阻断谣言蔓延，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