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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

2020-07-04周密

理论与现代化 2020年3期
关键词:协同发展市场京津冀

周密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4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经历了“中央提出”“全面启动”“逐渐深化”等不同阶段,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本文主要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新进展出发,探究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市场从价格传递、要素流动、企业主体以及平台联动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并据此提出未来京津冀协同战略亟需从分散探索转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层改革,协同实施应从供给侧的产业协同转向需求侧的消费协同,协同空间由点状中心转向黄金三角区域支撑、协同对象由单节点建设转向轴带—节点融合,从而缩小地区差距,实现京津冀高质量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市场;价格;要素流动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新进展

(一)轨道上的京津冀初具雏形

京津冀区域中交通一体化网络基本形成。津保、津秦等为横向,京沪、京津等为纵向的横纵交错的十字形客运通道已经建成。城际交通网络加快建设。京滨、京唐城际、天津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联络线项目都在加速推进,京雄城际铁路开工建设。天津港与曹妃甸港开通首条环渤海内支线,天津机场至北京、唐山、廊坊客运班线相继开通。国家高速公路通畅。7条首都放射线北京段顺利建成,环首都“半小时通勤圈”逐步形成,京津保1小时交通圈全部实现。铁路交通网络健全,京张高铁在河北省境内的6座车站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石济客专建成通车,京哈高铁承德至沈阳段开通。此外,三地交通实现协同运营,京津冀交通一卡通发卡数量累计超过180万张。

(二)生态环保的联防联控不断深化

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的联防联治成效明显,绿色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在河流治理方面,永定河流域实现治理一体化,津冀引滦入津上下游启动横向生态补偿。在空气治理方面,京津冀区域内PM2.5平均浓度为55微克/立方米,2018年比2013年下降48.1%。在生态建设方面,京津冀生态水源保护林合作项目、造林绿化试点、张家口坝上地区退化林改造、京津保地区造林绿化试点等全面推进。此外,京津双城间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工程纳入国家生态发展战略,连通北京生态绿楔和环首都森林湿地公园等重要节点,打通东南部平原地区生态廊道。

(三)产业协同逐渐落地

产业园区联动是产业协同的重要形式。在工业入园方面,逐步实现高科技企业进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医药企业进入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制造企业进入滨海新区与沧州市、宁河区与唐山市共建协同发展示范园区,石化产业加速向南港工业区集聚发展。阿里巴巴、美国凡士通、一汽大众等企业也纷纷落户京滨工业园区。此外,代表产业投资的三地交叉投资量也不断推进(如表1所示)。河北和天津的新增投资来自于北京的数量增长较为显著。

(四)创新协同稳步推进

在创新机构引进方面,天津引进国家级院所和国内高水平研发分支机构超过170家,其中60多家来自北京地区。在创新项目新建方面,2015—2017年,三地共立项47项,资助经费870万元,互换专家信息3000多人。2018年“精准医学研究”共受理206个申报项目,最终立项10个。在创新溢出方面,2018年河北省259个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中,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达115项。在创新载体建设方面,河北省与京津共建科技园区、创新基地、技术市场、创新联盟等创新载体超过210家,2018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近2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5%。

(五)协同方式日益多元

协同的具体方式是多种多样,主要有四种成熟的基本模式:第一种是总部—分支为主的组织建立式协同,比如在北京有总部,分支建立在京冀两地;第二种是疏解迁移为主的地域转移式协同;第三种是机构合作为主的联合体协同;第四种是企业专利交易为主的中介式协同。

(六)功能疏解的实施步伐加快

在疏解规模方面,2018年北京有780家企业外迁。其中,河北和天津承接1/4以上。 从迁移区域来看,除津冀之外,北京市迁出市外的地区还包括浙江、广东、山东、湖北、江苏等,上述合计占到北京迁往市外企业总量的72.2%。 此外,从迁出行业分布情况来看,主要是批发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上述领域占到北京迁出市外企业总量的84.1%(如表2所示)。

二、京津冀协同發展中的市场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逻辑是一个市场化的逻辑,改革思路是从价格改革开始,逐步突破要素的改革,然后再形成自主的经营企业,进而加快市场环境的建设形成平台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市场逻辑也遵循这一思路(如图1所示)。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价格信息传递

本文以11种普通商品为基础,计算得到了全国和三地近十年的市场分割指数,以反映用价格测算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如图2 所示),2009—2018年京津冀三地商品市场分割指数稳步下降,这说明近年来三地市场一体化水平正在上升。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要素市场化

传统的要素流动主要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本文根据最新时期的特点,选择人力资本中最重要的企业家要素进行分析。2016—2019年以来,京津冀受北京人口控制的影响,人才净流出逐年上升,分别为14.3%、16.2%、17.0%、17.3%,天津尤为严重。为加快推进人才一体化,京津冀三地联合举办各层次人才交流活动近1000场次,签订地区间合作协议42份、部门间协议123份,开展干部挂职交流近200人次。同时根据企业家精神的一般性测算指标,即个体和私营企业所雇佣工人数/总就业人口,计算得到近十年的排名(如图3所示),相比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差距比较大,只有北京排名在前,河北和天津均在后面,尤其天津直接压底,这也是影响经济增长和三地协同的重要因素。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企业主体地位

新增企业数量是反应市场主体活跃度的重要指标,京津冀地区市场活力加速释放,新增企业数量保持快速增长。2016年京津冀三地的新增企业数量分别相当于2012年的2.3倍、3.4倍和3.6倍(如图4所示)。2017年1—10月河北新增企业数量远高于京津。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市场环境支撑

互聯网的市场支撑作用。互联网的渗透率是反映市场联通与联动的重要指标。京津冀三地互联网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这与三地的国家重大战略地位还有一定差距。比较来看,北京互联网渗透率发展趋势平稳,天津河北两地上升趋势明显(如图5所示)。

营商环境的支撑作用。京津冀城市群营商指数全国排名第四,其中软环境指数平均分高于硬环境指数(如表3所示)。在城市群细化营商环境指标排名中,京津冀城市群在人才环境、文化环境居首位,其中北京仍占主导地位。

三、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方向

(一)协同战略:从分散探索转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层改革

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探索的是一种市场化的制度。以往在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的体系下已经形成独立的竞争式区域单元,现在要打破行政单元逐步重构有利于协同的经济区划体系,这就需要从深层改革上建立协同的体制机制。三地财产权益、实施主体需要进行重构。比如说分税制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因为目前的税收征收机制是按照行政单元去建立的,如果要实现真正的三地协同,就应该按照经济区划建立征收机制。应形成能够承担权力和责任的协同主体,是否有独立承担收益和责任的权利,未来在制度层面上要先做顶层设计。

(二)协同路径:从供给侧的产业协同转向需求侧的消费协同

1. 巩固供给侧产业协同优势。在已有产业协同基础上,巩固天津滨海新区与石家庄作为北京对津冀投资首选地的优势,加快河北其他区域与京津区域在高端装备制造业、物流业、康养、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产业协同。

2. 加快需求侧消费市场一体化。京津冀总人口1.1亿,接近日本人口或俄罗斯人口,加快统一消费市场,减少通行、联通、交易的各项壁垒,在文化、旅游、生态、消费环境等方面加强一体化,重点在城经济、夜经济、海经济、网经济等多元特色发展的联动。

3. 优化组合多元政策工具。积极使用市场型政策工具和自愿型政策工具,提升政策工具的协同程度。保障供给型政策工具提供有效支持,有效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提供拉动力。

(三)协同范围:从点状中心转向黄金三角区域支撑

基于协同范围来考虑,首先要提升京、津、石的中心城市优势,推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的交通联动,加快三地产业协同步伐,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其次要加快京津雄黄金三角区域的联动,进而形成京津石大三角的区域联动,积极拓展京津雄三地间的廊道建设和连绵带政策横向协同。此外,还要加强三地的政策条文协同,在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工具等方面加强一致性。

(四)协同节点建设:从单节点建设转向轴带—节点融合

1. 优化新基建投资需求。京津冀将在交通设施建设、能源项目、城市基础设施、生态修复工程、重点产业支撑项目、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等六个领域计划投资1.2万亿元。

2. 移民城市建设。选择1—2个重点开发片区,作为移民新城和移民社区的示范项目,在社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人文环境等方面进行国际化新城的建设试点。

3. 舒适型城市建设。优化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品质,形成由“京津大都市区——都市区——中心城市——县市单元”四层次构成的世界级城市群空间体系。推进特色节点城市建设。重点在京津双城联动、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20—40万人口左右的微城市、微中心、微社区、微街道建设等方面加大协同力度。加快舒适型城市建设:在生活环境方便、适宜,较高的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的经济富裕程度,环境优美等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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