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朝阳公园举办的北京书市，是不少书迷淘旧书的好去处。在这些发黄的故纸堆中，有心有缘之人往往能发现不少宝贝。66岁的老北京人方继孝就这样淘了30多年，收藏了包括陈独秀、胡适、陈寅恪、曹禺、茅盾、巴金等在内的上万份名家书信、手稿，还出版了近20部研究专著。

集邮集到曹禺冰心的亲笔信

“收藏是一个偶然的事。”方继孝回忆，自己刚开始接触收藏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生活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多彩，玩得高雅一点的就是集邮。”看到一些亲友们来信的信封上有好看的邮票，方继孝就把它们小心地泡下来。那会儿，北京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邮市，只是在和平门、什刹海边上，有集邮爱好者定期去交换一下邮票。到了80年代中期，月坛公园里有了一个集邮市场，当时在附近一所学校当语文老师的方继孝便常去那转一转。

有一次，一个摊主叫住了他：“我这有一口袋从某单位弄出来的旧信封，你可以翻翻。”当时的交易是根据邮票和信封的价值算的，所以卖邮票的人从不看里面的信。但方继孝偏偏要看，这一看不得了，随手抽出来的几封中就有冰心和曹禺的亲笔信，还有《红日》作者吴强、《红旗谱》作者梁斌、《小兵张嘎》作者徐光耀等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家的亲笔信，而且每个信封里都有一张作家的简历表，“后來我才知道，这是1978年后有出版社要再版一批书，与作家沟通联络的信件。”这一口袋信封是摊主按照废纸买来的，最终以600多块钱的价格全部卖给了方继孝，“当时大概是1987年左右，600多块钱也不是小数，我分了三四个月才还清。”从这一口袋“废纸”里，方继孝整理出二三百位中国知名作家亲笔填写的简历表和书信。“我的收藏最后锁定在名人手迹，就是从月坛淘得的第一桶金。”

1989年，一位藏友开着面的把他带到了潘家园，“当时潘家园还没有形成市场，我的印象里是中间有一道小马路，小马路的西边和东边都跟工地似的，还有水坑，有好多人摆地摊，旧书、烂报、破瓷瓶，什么都有。”在一个树杈子搭建的旧书摊上，方继孝发现了一些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旧信封。摊主见他感兴趣，又从木架子底下提溜出一个脏兮兮的“尿素”袋子，里面全是揉成团的信件。方继孝伸手抓出一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这把“烂纸”里全是作家与出版社签订的出书合同和发稿单，其中就有茅盾为《鼓吹续集》用毛笔写的“后记”，以及巴金亲笔写的《新声集》的序等。摊主开价300元，方继孝没敢砍价，买下后赶紧回了家，生怕对方反悔。

茅盾《鼓吹续集》后记手稿

一天，方继孝接到相熟的书估（售书人）的寻呼，说从南城一个回收站里收到好几公斤某出版社丢出来的书稿，要接他去住处看货。颠簸的车上，方继孝开始翻弄车厢里的杂书。他发现，在打着瞌睡的书估脚下，踩着一份用曲别针别住的文稿，仔细打量，原来是商务印书馆的东西，受文者栏有“钱穆”字样。他试图从书估的脚下抻出这份文稿，但没有成功。

多年经验告诉他，越是这时候越要绷得住劲儿。到了住地后，他耐着性子看完了三四袋书稿，都没有出价。见书估很是扫兴，他便淡淡地说，车里那些东西还有点用，可以买一点。最终，书估以一个超低的打包价把那堆旧书卖给了方继孝，对方并不知道，这其中就有钱穆的手札。

除了“演技”，收藏有时也需要些运气。陈寅恪先生的手迹，是方继孝从90年代初就开始寻觅的，却一直遗憾错过。2003年年末，一位经营旧书的朋友给他送来了一直想要的冯承钧先生所译《蒙古与教廷》的手稿，出价一万元，方继孝很痛快地拿钱，朋友顺手把随稿带来的几封书信、残稿等送给他。晚上整理这些残稿时方继孝发现，“有一页发旧并有水渍的文稿，字迹很像陈寅恪先生的手迹……再往下读，紧靠纸边有几个并不起眼的字：‘寅恪谨注。六月七日。”这让他不由得感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方继孝就一边收藏一边研究、写作。一开始是在单位内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后来不断受到出版社邀约，已经陆续出版近20部著作。这些成果，也见证了他从一名收藏家到文史学者的转型。现在，方继孝的两间书房内，满满当当地存放着一万多件名人手迹。从文献价值来看，他最看重三件藏品。其一，是陈独秀关于文字学的手稿，它填补了学术上的一个空白，由方继孝点校的《陈独秀先生遗稿》曾获2007年国家图书馆“文津奖”提名。其二，就是溥仪亲笔修改的《我的前半生》文稿。因为这份特殊的修订版文稿的存在，经由方继孝和群众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溥仪批校本<我的前半生>》的出版。

另一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新中国文字改革的档案。通过研究这批资料，方继孝发现，当时的简化字改革是有其时代背景的，“为了扫盲和普及汉字，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听取了众多学者的意见，确定了简化字的几大方针。其中重要的原则就是，不会生造一些简化字。汉字简化后的几年，全国的文盲由80%降到30%，对于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料显示，现在我们使用的简化“鱼”字，就是郭沫若提出的方案。

如今，他也开始为这些藏品的未来思考，“纸质的东西，寿命有限，在家里保管其实是在减寿。另一方面，我的学历、精力也有限，不可能把这一万多件藏品背后的价值都挖掘出来。”他希望，国家能对民间收藏有更多的政策扶持，“最好的办法就是建馆。深圳有位企业家建了很大的博物馆，邀请我去，但我是北京人，还是希望把这些藏品留在北京。”

据《北京晚报》李俐/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