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在总结历史经验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考量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完成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认识蜕变，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的治理理论体系，为推动我国社会治理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思想理论，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执政理念。社会治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服务和治理。社会治理要以人为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随时随地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核心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一切接受人民检验。具体来说，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

坚持以民生为本。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要积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问题，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这些重要论述，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观点，是推动现代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的重要理念。

促进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真正让全体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内涵，其要求实现规则公平，规则面前一视同仁；实现机会公平，机会面前人人相同；实现权利公平，公民基本权利一律平等；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既把“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避免两极分化，让所有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同时，实现公平正义，也必然要求建立共建共享社会，共享社会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全面共享发展成果、共建共享发展成果。

法治和德治并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发挥法治对社会治理的保障、服务和促进作用。同时，必须看到，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这就要求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使整个社会系统能够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

创新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是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指的就是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就是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社会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突发事件监测预警机制，保证社会治理的常态化、长效化、社会化、智能化。

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社会治理，说到底都是做群众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因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要同做好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对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注重基层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量任务在基层，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因而，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高度重视，表明我们党的强烈问题意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为民情怀。

创新社会治理 “辽阳样本”

2019年12月8日，由人民网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联合主办的2019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公布结果，辽宁省辽阳市的“创新打造市域社会治理辽阳样本”成功入选优秀案例。自2017年以来，辽宁省辽阳市以包项目促发展、包稳定促和谐、包脱贫促小康、包创建促文明、包党建促振兴等“五包五促”活动为载体，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模式。一是“单向管控”向“齐抓共管”转变。利用“五包五促”平台，打通“市区街社”四级行政壁垒和领域隔阂，构建相互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结合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模式，辽阳实行市级领导包乡镇（街道）任工作组组长、县级领导包村（社区）任工作队队长、科级干部包网格任网格责任人、骨干党员干部包人包户的工作机制，实现全市各级机关干部和基层骨干党员的参与全覆盖，国有和非公企业等各种企业全覆盖，项目建设、矛盾化解、脱贫攻坚、文明创建、从严治党全覆盖。二是“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干部每月深入基层、群众当中摸排解决问题和包促活动，通过建立包促党员干部微信定位签到、信访问题对接认领等工作制度，督促党员主动登门、定期走访，推动问题在一线发现，矛盾在一线解决，工作在一线落实。开展“五包五促”活动，重在办实事、解难题。三是“定点发力”向“多点开花”转变。立足“五包五促”活动“全覆盖”“面对面”的特点，及时为包促党员制定宣传要点、宣传提纲、宣传手册，通过包促宣讲的方式，使党的主张迅速传达到基层，变成党员、群众的行动和力量。组织包促队员深入村、社区进行大规模“全覆盖”主题宣讲。通过“五包五促”活动，中央及省、市委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任务部署能够得到集中汇集，再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平台和手机终端，分阶段给基层组织和骨干党员定职责、交任务，把上级决策精神带下去，从顶层设计层面提高基层贯彻党的决定的执行力和精准度，使每名党员干部身上都有任务、都深入其中，找准上级精神和基层实践“供需对接”的最佳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辽阳市形成了组织共建、资源共享、齐抓共管、共驻共建、机制衔接、功能优化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格局，探索出一条符合当地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树立总体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既要重视“国土安全”，又要重视“国民安全”。既要重视“国家发展”，又要重视“国家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灵魂。社会治理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牢牢把握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要以党风政风好转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净化党风政风，带动和促进社会风气向上健康发展；要提高党领导社会治理的能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提升党的执政水平。这就需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领域改革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思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系统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严谨的逻辑，是推动社会领域改革发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正是在这一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在实践中取得重大进展。

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重大转变。面对多民族、多利益、多群体、多文化组成的复杂社会，到底如何管理进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既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正是在这一新理念的指导下，全国上下对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上，形成了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企业、群众、媒体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凝聚德法并重、互动合作、协商谈判、共建共享的新共识，借此全国各地开创了丰富多元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畅通落户渠道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强调要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意见》指出，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就必须畅通落户渠道。这就需要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这有利于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公平发展的机会。

构建以党和政府力量为引领的社会共治新体制。这个新体制包含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社会治理中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化党建体制，整合了资源，激发了活力。第二个层面是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加强机构设置改革，优化职能配置，尤其是在国家层面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急管理部以及个别地方的行政审批局、“多合一”体制改革，有效解决了社会治理中的多头管理问题。第三个层面是健全完善基层社区共建共治机制，如上海街道的“三公职能”再造以及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党建联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行政服务中心；北京的网格化治理；杭州的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三位一体”的复合治理体制等。第四个层面是推动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社会组织得到了快速成长，社会治理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

健全完善有效的社会治理新机制、新方法。顺应信息化时代发展要求，各地按照“互联网+”的思路，相继出台《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 《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等新规，带动全国各地开创了“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电子政务大厅”等跨部门共治机制，政府信息公开、数据共享进程明显加快，社会治理智能化程度显著提升，城市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健全完善诚信体系，制定《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构筑了失信被执行人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按照包容审慎监管的原则，出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等新规，进一步规范了共享经济、共享社会的健康发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新法律，形成了网络社会依法治理的新格局。

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根据当前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提出来的。此后，在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农业、农村、农民三个维度，提出要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2018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要把这盘大棋走好。同年9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他又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和制度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障。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立足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乡村善治之路。为此，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这些体制机制，是实现乡村振兴、完善乡村治理的重要保证。

改革创新重大基础性制度。推动户籍管理改革，相继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居住证暂行条例》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解决广大农业转移人口最为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实现市民化；全面实行“二孩政策”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和家庭、家风、家教建设，积极化解社会老龄化的诸多问题；实施精准扶贫、特色小镇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强乡村治理，推进脱贫攻坚战，实现年均脱贫1000万人口的任务，农村面貌不断发生新变化，城乡社会的融合、包容、公平发展取得新进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和《关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意见》，建立了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重新修订宪法，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立法工作，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走向新阶段。

深化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的改革。中央到地方围绕扩大公共服务数量和提高服务质量，不断完善教育公平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了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发展新格局；推行“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炒的”新理念，探索房屋租赁制度，加大保障房建设，加大棚户区改造，住房保障程度不断提升；广泛推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有力地激发了社会创造力，就业创业人员稳定增加，实现了每年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300万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我国基本医保覆盖95%以上人口，编织起全球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养老金并轨改革、统筹推进社会救助，稳步提升退休人员的工资，建立了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各项改革落地和民生事业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思想创新与实践创新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不仅有效助力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且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