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城市出现以来，健康和卫生就成为了城市的核心问题，每一次爆发的传染病（雅典大瘟疫、霍乱、黄热病等）往往都推动了城市建设的重大变革。节前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短时间内席卷全国，严重威胁着人民的健康，有必要通过加强“健康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合理有效地防控传染病。

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城市”概念，但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关于健康城市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健康”的认识主要局限于环境和医疗卫生层面。

“健康城市”是一个系统概念，当前中国在“健康城市”建设的机制上仍然有完善空间，空间规划中缺乏高危传染病应急内容。

我国的“健康城市”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以立足于卫生城市建设，由卫生与健康委员会系统的部门为主导，与城市建设的其他部门是平行关系，因部门的职权和关注点不同，协作推进“健康城市”建设难度大，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衔接和协调不力。如卫健部门关注健康教育、社区医疗等内容，而住建部门负责城市道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但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往往忽略项目的规划和建设对公共健康的促进和影响。

为此，针对“城市健康”特提出以下5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改变现有“健康城市”建设模式。目前，我国“健康城市”定位于卫生城市的升级版，更多的是城市政府争创国家“健康城市”，动力有余而刚性不足。建议“健康城市”指标应作为强制标准来执行，不是单纯创建，而是城市建设必须这么做。至于如何让地方城市更积极参与，“健康城市”的规划建设需要政策层面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如对表现突出的城市给予政策、税收上的利好等。此外，除了政策层面，社会力量也许能在“健康城市”的建设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但企业要看到盈利模式才会参与。此次疫情引起社会公众对“健康”“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需求已经产生，这对企业来说便是一个商机，未来或对医疗、健康养老地产、物业、教育等行业带来新的机遇，让“健康城市”从规划、建设落地更具可持续性。

第二，重构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关系，科学编制灾害应急规划。编制健康城市规划设计导则，将公共健康的要点落到国土空间规划的控制指标上去，便于组织实施；通过法定的国土空间规划去合理布局物质生产和流通空间，可以有效建立疫情时期基本生活物资的生产和流通体系等，从而建构起以城市为核心，综合土地使用、城市交通等方面形成“多节点布控”的可防疫体系，针对特殊人群和特殊空间的分布格局形成有效阻断的防控布点。此外，编制灾害应急规划，科学规划用来应急的城市“储备”设施在平时也要能够低成本维持，达到“平战结合”的效果。这要求核心医院周边的酒店、学校、政府机关等设施，在设计时就应具有改装并征用为传染病隔离病房的能力，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城市防洪、抗震、人防等一系列城市危机规划。

第三，在体制机制上，建议引入第三方健康评审机制。目前，我国规划和建设的专家评审“走过场”形势居多，专家评审，不要说到现场细致考察，就是看完技术文件都难达到，也负不起专家责任。第三方健康城市评审公司可以做得更专业，负法人责任，也能有效跟踪，建议第三方健康城市评审公司由城市政府委托，在立项之初介入，减少社会投资成本。

第四，加强城市大数据管理。这次疾情，如果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对包括民生、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政府处理起来会更加井然有序。与此同时，城市大数据往往含大量个人隐私，鉴于国内公民隐私信息常出现泄露，也需要加强城市大数据管理。建议加强国有企业大数据城市管理公司的构建，把城市大数据牢牢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第五，加强公共健康知识教育。不但要加强民众健康知识教育，也要加强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的公共健康知识。建议在公共管理和工程类学科教育中增设公共健康和健康城市相关内容，在注册规划师、注册建筑师等注册师学习考核中纳入相关公共健康和“健康城市”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