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彦之国绮谭集》作者： [日] 涩泽龙彦出版社： 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译者： 王子豪出版年： 2020年4月页数： 240定价： 39.80元

两周前的某月某日，我久违地去了一趟上野的国立博物馆。因为我偶然间得知该馆举办的某展览中正在展出徽宗皇帝的《桃鸠图》。此前我还未有幸一睹真迹。《桃鸠图》的印刷品早已屡见不鲜。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是在由东京开成馆发行的旧制中学东洋史教科书上。时过境迁，我的记忆难免生出偏差，教科书采用的插画也许不是《桃鸠图》，而是同出于宋徽宗之手的《白梅寒雀图》。然而无论是哪一幅，画中所绘均是一只毛茸茸、胖鼓鼓的小鸟，它摆出某种充满纹章学意味的姿态，决绝地侧过身子，逗留在缀满鲜花的枝头，一动不动，仿佛定格在永恒之中。

我向来喜欢动物题材的绘画，其中宋徽宗的花鸟画尤为合我的口味。因为画家仿佛是将无垠的空间割裂开来，嵌入一只永恒的小鸟。宋徽宗的《桃鸠图》中没有时间，或者说，即使画中存在时间，那个时间的过去与未来都被折叠进名为“现在”的套盒，停留在永恒的现在。伫立在桃树枝头的鸽子呼吸着这种时间，凝然不动，称其为“柏拉图之鸠”也不为过。

宋徽宗与鲁道夫二世

宋徽宗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世人称其为风流天子。此处就不再赘述他在艺术领域的成就了。不过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眼中，宋徽宗是个毫无作为的昏君。他将朝政全盘托付宠臣蔡京，终日醉心于豪奢的宫廷生活，为不久后北宋的灭亡埋下祸根。正因他享尽了人世荣华，才招致家国破灭、身世飘零。皇帝被金人俘虏，后来死在流配之地，这般悲惨的晚境可谓自作自受。

近来我粗略翻阅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有趣的是，这位精力充沛的中华文明的博览者提出了一种关于宋徽宗的新颖的见解。对我们这些普通读者而言，李约瑟的假说似乎离奇过头。其论述的出发点是时钟的历史。11世纪至12世纪时，中国的时钟制造技术高度发达，在钟表匠间也存在着“旧法党”和“新法党”的两股对抗势力。两党围绕纪念碑式时钟的设计权及建造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旧法党人一般是儒家士大夫，新法党人则是与之敌对的道士群体。

1101年宋徽宗继位以后，受皇帝荫庇的新法党人逐渐把控政权。新法党是由革新官僚组成的学者集团，他们与被奉为经典的儒家思想划清界限，转而选择了道教的科学技术。李约瑟始终对探索科技领域的道士们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道教绝非仅仅追求长生不老与现世利益的宗教，更不是一种古老的迷信。因为热衷道教、重用道士而遭到后世指摘的宋徽宗，想必也从中看出了某种异质性的东西吧？

《桃鸩图》

李约瑟的论述中最引人瞩目的地方，是将宋徽宗的宫廷氛围与五个世纪后鲁道夫二世的布拉格宫廷相对比，将 16 世纪沉迷矫饰主义艺术的欧洲君主与北宋最后的皇帝相比较。我一直对鲁道夫二世抱有浓厚的兴趣，李约瑟的观点自然很对我的胃口。

宋徽宗对艺术的狂热世人皆知。他不遗余力地收集古籍、工艺品、绘画、古董和铜器等。据李约瑟说，当时有个叫王仔昔的道士，精通各种奇技淫巧，宛如欧洲的魔法师。他制作了一台天体仪，被皇帝珍藏在某间神秘的阁楼之中。

这难道不是与鲁道夫二世如出一辙吗？鲁道夫在布拉格的宫廷聚集了为数众多的炼金术师、占星术师、工艺匠人，正如宋徽宗将钻研科学、技术的道士们汇集到开封府。据说宫中供养的道士达两万余人，这一数字真令人震惊。宋徽宗命人用船只把江南的珍花奇石运至汴京，世称“花石纲”;他在皇宫的东面，以太湖石掇叠成万岁山艮岳。

太湖石是一种形状奇怪的巨石，产自太湖湖底，在水力的侵蚀作用下百洞千壑。为了将巨石沿运河运送到京城，有时甚至会毁坏所经州县的水闸、桥梁，祸害百姓之事屡屡发生。鲁道夫二世同样沉迷于收集石头，但不是这般巨大的岩石。

宋徽宗与鲁道夫二世的共同点更体现在对博物学的痴迷上，两人对搜集珍禽异兽乐此不疲。在布拉格宫廷的动物园里，除了马斯克林群岛栖息的稀有鸟类渡渡鸟，还有新大陆的鹦鹉、摩鹿加群岛的火烈鸟，甚至收藏了新几内亚的极乐鸟标本。与此相比，500年前宋徽宗的开封宫廷内是否存在一座能称得上动物园的宫苑尚且存疑，至少当马可·波罗在北京觐见忽必烈时，宫中豢养的麋鹿、金鱼、孔雀和鹦鹉等动物着实令他大吃一惊。

宋徽宗还创作了《五色鹦鹉图》这样的传世杰作。身无长技的鲁道夫二世只能命令宫廷画师罗兰德·萨弗里描摹渡渡鸟的身影，东方的皇帝却能亲自挥毫泼墨，格调显然高出一筹。宋徽宗本人是鸟类爱好者，在他独特而雅致的花鸟画中，不仅是桃鸠，白梅寒雀、五色鹦鹉、水仙鹌鹑、枇杷山鸟、竹燕等亦是涉笔成趣。

陇山鹦鹉说上皇

古往今来，能通人言的鹦鹉一直备受中国人青睐。泽田瑞穗的《中国动物谭》援引宋朝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卷九的一段文字：“占城产五色鹦鹉，唐太宗时，环王所献是也。案传谓能诉寒，有诏还之。环王国即占城也。”占城亦称环王国，是曾经存在于越南南部的古国。南海地区和西南地区的贸易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汉朝，鹦鹉很早就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晋人张华对《禽经》的注解有“鹦鹉出陇西，能言鸟也”之语，足以断定鹦鹉的故乡应是陇西，即现在的甘肃一带。所谓陇西，是指陇山以西的地方。

当我再一次凝神端详宋徽宗的《桃鸠图》时不禁浮想联翩。无论是羽毛色泽之美艳，还是同心圆形眼瞳之奇异，这只羽翼丰满的鸟儿绝非随处可见的野鸽、家鸽，必定是从遥远的异国而来的珍贵品种。说到“鹦鹉出陇西”，宋徽宗年间陇西地区将鹦鹉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已成惯例。

皇帝把鹦鹉放在鸟笼中，饲养在安妃阁，每日不倦地来教鹦鹉念诵诗文。日子久了，鸟儿渐渐通晓人语。至于鹦鹉为什么能学会人话，此事恐怕只有向鸟儿打听才能窥其堂奥。不过汉语属于孤立语，相较于黏着语的日语而言，也许是一种易为鸟类理解的语言。

“寂寂孤莺啼杏园”，当皇帝念出这句诗时鹦鹉立刻对了一句：“寥寥一犬吠桃源。”单单记住两句诗轻而易举，何况这一联诗简单得令人怀疑是为了便于鹦鹉记忆而写的。不过，即使是更复杂、篇幅更长的文章，鹦鹉们也能当场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龙颜大悦的皇帝时常亲手喂鹦鹉。它们食用的饵料极为独特，由玉屑和香料混杂制成，这种饵料能使鸟鸣声变得更加清脆婉转。

皇帝若起了兴致，便会挥毫将伫立在横木上歇息的鹦鹉们的身影描画在纸上。鳥儿对成为描绘模特一事虽不讨厌，却也没表露出喜悦的样子。当皇帝把画家的目光投向鸟笼时，它们就会像被捆缚住一般纹丝不动。有一日，其中一只白色鹦鹉忽然对皇帝开口说道：“最近我感觉身体在迅速地衰弱。每次充当陛下的模特，生命力就好像滴落在画纸上消失无迹。再加上长时间生活在鸟笼中，我们愈发怀念故乡的森林。如果陛下愿意将我等放生，我们一生都不会忘记陛下的恩情。”

徽宗听罢不由得心生怜悯，如是说道：“将你们放生不是难事，但是此处距离陇州可有数千里的路程啊！长路漫漫，你们打算如何回去？”一只红色鹦鹉回答道：“陛下无需担心。如您所见，我们凭借与生俱来的卓越记忆力轻松地记住了人类的语言。从陇西至京师的路途早已如地图般印在我的脑海中。”

于是皇帝打开鸟笼，解开了系在鸟爪与横木间的细绳。红色、白色、绿色、黄色等五色鹦鹉分别向皇帝低头行礼，告别之后振翅向西方飞去。此事发生在宣和末年，接下来记述的故事则发生于十几年之后。

有一人名叫郭浩，赴任途中路经陇山山麓，忽闻头顶上有呼唤声传来。他惊讶地抬头看到树枝上有一排鹦鹉，其中一只向他问道：“你从哪里来？”竟然在深山老林中遇到能够说人话的鹦鹉，真是咄咄怪事，郭浩心想。他遂答：“临安。”“请问徽宗皇帝贵体尚安康？”“你在说什么傻话，那位大人已是先皇了。他不久前刚刚驾崩，而且是死在朔风呼啸的五国城。现在由他的儿子在临安继承大统。”

话音刚落，悲伤的鹦鹉们在树枝上摇摇欲坠，同时落下哀叹的泪水。那哭声仿佛是痛失至亲的人类发出来的。郭浩感其深情，随即赋诗一首：

陇口山深草木荒，

行人到此断肝肠。

耳中不忍听鹦鹉，

犹在枝头说上皇。

忽然间，鸟儿们悉数从枝头坠落地面，眼看着化作一摊液体，溶入大地不留一丝痕迹。

不可思议的鸟类集体自杀似乎是一种隔代遗传，至今在印度北部的阿萨姆地区还时有发生。1905年，动物学家首次发现这种现象以来，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只鹦鹉和鹦哥在这里集体死亡。1980年，学者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实地考察。他们发现，夜幕降临之际鹦鹉们纷纷俯冲着撞向路灯，大多数鸟因为猛烈撞击灯罩而死。有些濒死的鸟落在地面上，再也飞不起来，即使有人喂食也不吃，它们只是等待死亡降临。参与考察的学者们对于这些鸟为何急于寻死百思不得其解。或许，鸟儿们是在试图将自身嵌入永恒之中，以纪念800年前死去的伟大画家。谁又能知道，它们不是为了在永恒中复活而选择拥抱死亡呢？

（责编：栗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