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莉娜

中国和日本同为东亚和世界经济大国，两国关系走近的影响能够辐射全球。自2014年以来，两国基本按照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来推进双边关系。特别是中日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维持了较好的合作，有目共睹。这其中，既有两国高层此前在多边场合达成共识的引导推动，也有民间交流和企业合作的有力配合。鉴于国际危机期间更需大国合作，中日关系走近是在什么条件下实现的？中日在疫情期间还能有什么合作？两国关系未来前景如何？有什么障碍？这些问题在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鉴此，本刊特约记者就中日关系升温的动能、表现、疫情应对等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军红研究员。

邦交升温的“火花”

《领导文萃》：中日关系自去年以来基本上处于改善的轨道上，请问背景是什么，什么样的条件促成了两国关系趋好？

刘军红：中日关系这一轮的改善应该说不是去年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开始得更早一点，其起点可以追溯到2014年。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了他，双方达成了推进中日关系改善的四点原则共识，这应该说是本轮中日关系改善的起点。

2015年，日本一些民間代表团和机构到中国访问，习近平主席也会见了相关的民间访问团体，并且提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同时强调中日双方应该恪守四点原则共识，确保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动摇，提出“管好老问题，防止新问题，减少‘绊脚石”的基本原则。这对于从零开始促进中日官方双边关系的改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之后，中日双方之间自发的民间交流、政府推进型的民间交流、学者、智库之间的交流，以及中国智库与日本执政党之一的公明党之间的交流，开展得比较密切，也比较深入。这种交流的推进实际上也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很好的民间基础和外围环境。

此外，本轮中日关系改善的契机还有几场重要的国际会议。2015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在土耳其举行，中日领导人在峰会期间见面并且对双方的一些问题达成了共识，这对于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举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访并且参加峰会。到2017年时，中日关系实际上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后，2018年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出席会议。这是三国领导人会议在时隔两年半后的再次重启。这样的深入推进和不断发展，使得中日关系向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前进。安倍晋三首相访华和李克强总理访日，以及后来的习近平主席亲自参加G20大阪峰会，这样的过程一步一步地把中日关系的改善推向了一个高潮。

习近平主席访日之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确定在2020年春，习近平主席再一次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只不过不巧有疫情发生，经协商，双方决定推迟访问。应该说目前中日关系还是保持着一种比较好的状态，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中日双方竭诚合作，民间和官方都积极促进合作进程，这也反映出中日关系的改善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而双方关系改善的关键就在于民间，也可以说是中日关系能发展到今天状态的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

《领导文萃》：那么，中日关系趋好具体表现在哪些领域？

刘军红：中日关系的趋好具体表现在双方的民间交流特别是企业合作上。在民间交流方面，双方的信任度、友好感开始增强。尽管有一些民调指出双方还有一些低冷，但是已经表现出一些具体的好感度，比如日本非营利机构“言论NPO”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于2018年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对日本印象为“好”或者“相对较好”的中国人达到42.2%，较前一年大幅提升10.7个百分点，而日本对中国持有正面印象的比例也比前一年增加了1.6%。这些数据是体现双方关系趋好的硬指标，反映出中日双方确实在向好的方向走。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指标，比如中国访日游客的数量。日本国家旅游局今年1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访日游客人数中，中国大陆游客达到959万人次，比2018年增加14.5%，创历史新高。根据日本观光厅的数据，2019年中国游客在日本旅游期间人均消费总额超过20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日本两口之家一个月的消费支出。这样的游客规模和消费金额，对日本经济的促进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当前日本的个人消费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达到60%左右，但是基本上不增也不减，处在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如果遇到一些内外条件的变化，或者说稍有风吹草动，日本经济可能就会下滑，支撑日本经济的力量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中国和其他国家访日游客的消费支持，那对于日本经济是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的。

从游客到日本出游的便利、日方各服务部门的接待以及民间对游客的友好态度都可以看出，日本是比较欢迎中国游客的，没有发生讨厌中国游客、讨厌中国人买东西的情况，而更多的是积极地促进中国游客访日，去进行深度游、专项游，并且积极消费。

由此可以看出，在与双边旅游相关的民间交往上，日本是表现得友好、积极的。因此可以说这是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我们今天能看到那么多的中国游客喜欢去日本旅游，喜欢购买日本的产品，喜欢观赏日本的风景，这与中日两国关系的好转是分不开的。

在双边企业层面，彼此合作是主流。我们需要看到双方企业合作的规模是相当巨大的，主要表现在贸易进出口、投资，以及资本合作、资本提携等比较专业的、大众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领域。

一是在贸易进出口领域，当前中日双边在产业链上产生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日之间的贸易是比较典型的水平分工型的贸易，也就是说，日本的原材料、化工品这类产品向我们出口的同时，我们相应的原材料、化工类产品也向日本出口，而且贸易的占比较为接近。这种进出口占比接近的现象反映的是彼此产业之间的水平分工向一个比较均衡的方向发展。所以双方建立起的是一种互有所求、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意味着产业链之间的深度融合。这一点也是中日关系趋好的基础。尽管中日政治关系一波三折，但是也要看到双方的经济关系基础依然稳定，并且相对不断扩大，其根源就在于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和深度的发展融合。

二是双方企业之间的相互投资和资本合作，它是双方贸易表现背后的东西。中日双方企业之间的投资是非常密切的，而且效率高，相互融合的程度也是比较深的。当前更多的日本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实际上并不都是构建一个纯粹的日本企业，也就是完全独资的日本企业，而是更多地表现为跟中国的企业进行合作、提携以及资本相互融合。这种投资关系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投资关系不同，后者是日本的企业向中国投资，把设备转移到中国进行生产，产品再简单地出口，这样的出口加工贸易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投资关系。而今天新的投资关系是相互融合的关系，在中国这个大的产业分工体系中，中日资本同时存在，而且跟其他各方的资本也存在着融合和兼容。在这样的关系中，企业的转移已经不是由某一方能决定的了，而是需要由多方共同决定：是否转移，怎么转移以及向什么方向转移。正因为此，尽管中美之间发生了经贸摩擦，给中国的出口带来了成本的提升，甚至风险的提高，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的产业分工体系本身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所以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是表现为向更深入、更全面的综合发展方向改变和升级。从这个角度出发，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企业之间的关系，正在朝着适应这个时代的领导性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方向发展。由此也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基础是非常深厚的。

疫情如何影响两国关系

《领导文萃》：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日关系引起特别关注。您如何看待疫情初期日本政府对华态度？

刘军红：我认为疫情初期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很正面、客观的。日本对疫情的认识，是先观察，然后逐步地根据疫情的影响来提升反应级别，而不是像某些国家先持否定的态度。西方有些国家对我们的信息、政策，不是以信任为前提进行讨论，而是以质疑为前提，这种态度日本方面是几乎没有的。

《领导文萃》：国内对本次疫情期间中日相互援助评价挺高，似乎民意对两国关系较为看好，那么，日本一方民意如何呢？

刘军红：这次疫情，中国先于日本暴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民间率先表现出积极友好的态度，做出一些特别强调人性的，而且带有中日传统文化因素的援助行动，尽管规模不大，但是在双方民间感情上的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在民间率先行动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也表示了支持和支援的态度，做出了一些适当的援助举措。

此后中国也学习借鉴了日本民间的做法，比如在对日本提供援助时会尽可能地选择一些人文的、暖心的方式。这是彼此民间交流深入的反映。

因为中日之间已经过了通过经济、资金进行援助的阶段，所以，双方关系的体现在于态度，在于政策的表态、彼此的谅解，特别是政治之间的互信。这方面可以说做得是非常不错的，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够以互信的态度解决，比如说疫情期间，日本方面对中方的信息发布、政策指引等各方面的举措都是给予了充分的政治肯定、政治信任。而接下来围绕在疫情期间的一些重要事件，如习近平主席访问日本的日程安排，东京奥运会举办时间推迟的问题等，中日双方是本着政治互信的原则来商讨，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从而做出正确的政策判断。这种情况在过去中日双方政府层面，是非常少见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如果没有中日关系改善作为前提，双方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领导文萃》：您如何评价杨洁篪在疫情期间访问日本？

刘军红：杨洁篪主任应邀访日是因为在疫情期间，中日之间需要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关于习近平主席访问日本的日程安排，中日双方如何联合抗击疫情，在疫情下如何维护稳定的双边关系，保障各自的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以及共同维护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等。所以，这样的外交行为也反映了中日双方相互之间的政治信任，体现了双方把各自的难题当作共同的难题，并且会正确地、积极地、正面地去讨论难题。

《领导文萃》：中日合作抗疫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军红：中日合作抗疫主要还是需要政治层面的态度认识，在技术上彼此需要有一种相互借鉴的认识。比如说在传统医药的再创新、再认识方面，中日方面都做得比较好。此外，在中日韩这个范围里，3月20日，在中方倡議下，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同韩国外长康京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了中日韩三国特别外长视频会议，就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沟通，同意加强三方合作，共同遏制疫情发展;同意探讨相互衔接的联防联控机制，有效防止疫情跨境传播;同意寻求共同接受的办法，努力维护与经贸合作有关的必要人员往来，稳定三国产业链、供应链;同意中日韩三方的卫生部部长召开会议，开展药物、疫苗研发等卫生领域的合作。卫生领域的部长会议在以前是很少召开的，过去可能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会包括这样的机制，现在看来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三边以上的这种会议是中日韩首创，而中日关系在这里面是一个积极的影响因素。没有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韩三方很难召开这样的会议。同时，中日关系的发展也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要在符合这个时代需求的多边体系框架下，特别是中日韩一体化的框架中，来考虑共同应对疫情。因此，这次的会议可以说是中日合作，以及中日韩合作的一个正面表现。

《领导文萃》：疫情对于两国日后在非传统安全上的合作有何启示？

刘军红：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上中日双方可以说做得非常好，而且我们现在积极提倡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这方面的合作不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只是需要有一个新的正确的认识。由此来看，中日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走得比较靠前，特别是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安全领域要跟美国合作，但并没有因此而拒绝在抗击疫情领域与中国的合作，而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看到了它跟传统安全不同的属性。

传统安全合作是一种涉及地缘政治关系的合作，是以国为界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是以国为界，而是以威胁为界，并且威胁不是来源于人类自身，而是来源于人类之外，比如自然界的病毒，它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领导文萃》：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冲击很大，中日有无合作应对的空间？有哪些领域可以合作？

刘军红：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主要取决于疫情持续的时间。因为短期看来，人类目前除了积极的治疗、创新医疗技术、积极开发新药、研发疫苗之外，能做到的有效办法就是隔离。隔离的手段包括封城、封港，甚至闭关锁国。而这一系列隔离措施的客观结果是，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产生阻隔等负面影响。各方实际上都知道会产生这样的不良后果，但是没有办法绕开和避免。

不过这种阻隔产生的原因并不是要封锁合作对象的资本和产品，而是为了阻隔人类共同的威胁和敌人——新型冠状病毒。大家阻隔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各方对结果的预期也是相对统一的，因此各方采取的态度是忍耐，而不是期待对方的情况因疫情而变坏。

既然彼此之间的认识前提是一致的，那么只要疫情过去，将会是共同的恢复。因此，我认为目前还不至于产生真正的全球产业链断链的情形，而此后会否出现，关键在于疫情持续的时间，以及各国的经济社会能够忍耐多久。目前的隔离是应对病毒的手段，而不是针对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而不是像一些人猜测的那样，彼此之间会产生脱钩、产业链断链等情况。

接下来还需要考虑疫情过去之后如何共同恢复的问题。我们也需要正确认识到，中日双方在合作中是有共同利益的。只要有共同利益存在，彼此之间就会积极协商，积极探讨，找到比较合适的方法来复工复产，进而恢复产业链、贸易链和供应链。在这方面产业界应该会做得比政治界更好。

中日关系的基础与障碍

《领导文萃》：中日经济关系中，您认为最稳固坚强的部分是什么？

刘军红：中日经济关系中最稳固坚强的部分还是双方企业之间的合作。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的企业之间相互合作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这个时代的发展特点也非常突出，全球化并不是简单的人、财、物在全球移动，而是一个产业的分布、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市场战略必须考虑全球竞争，考虑自身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是最有利的。

企业以全球竞争为前提进行经营活动，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客观、有效地配置资源。这就客观上导致了企业跨境合作的产生。全球化深入、融合的程度，和全球化分工体系的建设，已经超出了学界和教科书所能看到的程度。

中日之间的产业融合、资本融合和贸易的深度相互依存，是中日关系最根本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性的条件，就没有共同利益，中日就谈不上所谓的合作。共同利益不仅是中日关系的基础，也是中日关系改善的推动力量。

《领导文萃》：在中日关系趋好同时，还面临哪些障碍？

刘军红：中日关系目前面临的障碍我认为是认识上的障碍。中日双方国内对彼此，甚至是对世界，都存在不同的认识，或者说多元的认识。所以要想完全统一两国的认识，是非常困难的。

这种不同的认识可能会导致出现一定程度的矛盾，特别是反映在舆论领域内。这会对中日关系有一定影响，但我认为不会妨碍中日关系改善的大局，不会成为特别大的问题。而且在冷战结束之后，双方对于彼此的看法上是有所改变的，特别是中日在共同利益方面、在企业合作方面、在资本融合方面、在贸易相互依存方面、在对于彼此的自然风光和文化的喜欢程度上。当然双方也存在令彼此不喜欢的方面，不需要刻意隐藏，但是需要认清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认清中日之间是共同利益更大，还是威胁更大。而中日双方的主流认知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共同利益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大局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领导文萃》：您认为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刘軍红：推进中日关系向好发展还是需要建立起互信，正确认识彼此的存在和共同利益。这是中日关系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而不能把一些跟双方的共同利益相比小得不能再小的分歧无限地放大，甚至利用舆论手段，这是对中日关系的一种破坏，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甚至是在帮倒忙。而且我认为这种行为在这个时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是很清楚、很理性的，信息也是比较充分的。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人们就倾向于做出理性的判断。

所以我觉得推进中日关系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之间要有充分的相互信任，而相互信任的前提是信息充分，对共同利益的认识是充分的。目前媒体对于中日企业合作的报道少了一些，但是必须注意到彼此之间的这种深度融合和分工，事实上是在创造着共同利益，也会创造共同的价值。尤其是中日资本的相互融合，产业的相互合作，已经是跟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融为一体，所以必须从全球的角度，从区域的角度去考虑中日关系。这样，中日关系才会更有生命力，更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