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雪晴 陈晓明

摘要：邓一光的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也不同于他以往战争/军事题材作品的书写道路，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下探究人性的种种可能，重新书写了新时期的“人”的主题，而且为其赋予了更深厚的时代感。小说打开了20世纪历史叙事被遮蔽的个人空间，讨论个人主体性与国族的“大我”认同如何共存，并在“战俘营”的极端区隔与压抑中剖析个人生存的困境，让强大的生命张力从生与死的夹缝之中生长出来。

关键词：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战争;个人

新时期中国文学以“大写的人”展开其坚韧不拔的历史行程，它构成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最为内在的精神取向。在理论批评转向关注“后新时期”的文学变革之后，新时期的“人的话语”也逐渐被遗忘，以至于它成为当代文学普遍性的经验，我们却熟视无睹。“战争中的人”这样的主题，也曾经是军旅文学或战争文学的突破点，也构成了战争文学书写的难点，一度也是理论批评的重点话题，如今都变成了常规的文学经验。当代中国文学似乎越过了很多的“禁区”，但我们也放弃了不少值得重新关注的话题。邓一光持续地关注“战争中的人”这样的主题，他始终秉持了新时期“大写的人”的信念，去书写英雄主义和极端困境中的人的命运。他的作品有一种坚实的质地，他能握住命运的绳索，向历史发问，向人性深处探究，这使他的作品始终涌动一股激情，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

邓一光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并在几年后接连交出了两部颇有分量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1995年，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与长篇小说《我是太阳》（1996年连载于《当代》杂志，1997年出版单行本），这两部创作时间相当接近的小说都与“战争”或“军人”有关，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精神内核，贯穿于邓一光的创作之中。“战争”是邓一光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加以思考的重要主题，“战争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姿态， 是人类文明最大的灾难和元动力。战争情结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我的重要构成之一， 它让我充满了个人述说的欲望”①，这种思考在他最新的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分上、下两部发表于《中国作家》杂志2018年11、12期）中仍然占据了中心位置。邓一光最早发表战争/军事题材的作品是在1990年代初，與彼时致力于发掘边缘历史空间和人物以重构历史话语的“新历史小说”不同，他似乎更乐于从正面进入历史，书写老去的战争英雄与渐行渐远的时代之间不可弥合的裂隙中生长出来的悲剧性张力。邓一光的此类创作在1950-19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和19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之间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他的“英雄”们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在“后革命”时代攥紧被遮蔽的理想主义。

邓一光对战争和人的思考始终处于自我质疑与变动之中，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他作品的题目上。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邓一光关于战争的作品都拥有一个坚定的标题，“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以及2008年的“我是我的神”，这些简短而铿锵的判断句无不暗示着一种与宏大历史叙事紧密关联的历史主体自觉，即使在变化了的时代里遭受悲剧性的挫败，这个主体也仍能抱持着强烈的信念感和历史正义感。然而，从“父亲是个兵”中对亲属身份的强调开始，“父辈”与“子一代”在历史观及自我主体认同方面的错位就已经出现，最后一个标题里的“我的”一词也隐隐折射出作者历史观的变化：历史虽然仍是“大”的，但个人的空间开始要求自己的合法性。到了邓一光最新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中，充满大历史主体自信的判断句已经被犹疑沉吟的并列句取代，战火淬炼出的“英雄”回归了难以定义的“人”的本体。小说以法庭审讯和庭外取证的形式展开叙事，主人公以“被告”的身份讲述和被讲述。“庭审”这一形式本身包括“控告”“辩论”“申诉”的过程，经历一番不同力量和要求的博弈，最终在得到“法律”（最高标准）承认的“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审判”，一系列司法程序之中包含着某种形而上的意味，案件的“被告”和历史的“原告”合而为一。当一切尘埃落定之时，“战争”与“人”在这里再次相遇了。全书出现了近十名身份、立场各不相同的叙述人，但作者并不试图以多重叙事的方式对历史进行解构，他们分别是不同历史时段的见证者，这些互为补充的讲述内容虽不免偏颇却基本可信，它们全方位地对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进行了呈现，作者坚持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探究深藏在历史肌理之中的“真相”，并对自己的历史观做出新的思考。

一  命运的意外与被区隔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而言，那个刚刚过去的20世纪都拥有太大的历史容量，死亡与暴力的浓重阴影和现代性不可遏制的飞速发展共同组成了这个“战争与革命的世纪”②。两次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战，随之而来的“冷战”以及核威胁，“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横跨东西方的“红色的60年代”……这些压缩着20世纪密度的战争和革命，几乎每一次都将中国卷入其中，客观上为中国断裂式的“千年变局”提供了某种强制性的动力。正因为中国的现代性历史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以“战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全球资本扩张及其博弈纠缠不清，对战争的理解与讲述也就成为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主体”（无论他们是否承认自己的“主体”身份）建构自我认同以及表达的合法性的基础。作为一部以“抗战”这场给20世纪中国人留下最深重历史创伤却又从反面推动了中华民族主体性认同的战争为主要题材的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也不同于邓一光以往战争/军事题材作品的书写道路，在集体主义精神与个人合法性、理想的坚持与幻灭、正面的历史与颠覆的边缘等看似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之间痛苦地寻找着某种可能。

《人，或所有的士兵》所涉及的“二战”或中国的“抗战”史实以发生在香港岛上的战斗为主。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香港的处境颇为复杂，虽然岛内的居民大部分仍是华人，但英方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战争面前，民族向心力和政治统治权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龃龉。又由于中国和英国同属于盟军阵营，香港的战火中还隐隐弥漫着政治博弈和算计的气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香港位于南中国，属于大陆向海洋延伸的一部分，在小说所书写的这个历史时期，它与中国大陆更为广阔的“整体”在地理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上都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成为了一个沦陷的“孤岛”。邓一光本人对南中国的生活和社会状态是有所了解的，他于2009年移居深圳，此后不久作品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问世，写尽了这座移民城市里的现代性活力与可能，以及“寄居者”们平凡生活的破碎与希望。邓一光一直关注生命所处的异质性的空间，不同的空间决定了人们迥异的生命形态。现在，邓一光将自己的直接生活经验和对现代中国社会生存状态的内在思考投射到了比深圳更南的香港，并将对香港的书写放在极端而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邓一光实现了战争书写和南中国城市书写的视角重叠。

在这部作品里，战争中的香港所呈现的“孤岛”状态并不仅仅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包括香港殖民政府在内，许多国家和执政当局在战争中抛弃了它的人民”③，这是一种被区隔，实质上是被遗弃的创伤经验。小说对香港战场的叙述穿插在主人公郁漱石在战俘营中及逃脱后不断的回忆、反思和（被迫的）讲述之中。郁漱石本是中日混血，却遭到了双重的遗弃：他母亲的国家（日本）将他视为懦弱的敌人，他父亲供职的国民政府则不仅放弃了对他的拯救，最后更以“叛徒”的名义对他进行审判。发生在香港的这场战役正是他命运的转折点，讲述者本人和他所讲述的战役竟拥有了同样的处境。小说对战争的正面书写并不多，但亲历者的自述本来就带有某种历史的在场性，而且讲述者郁漱石本人其实并不能算作一个合格的“士兵”，他的敏感多思让他无法成为一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战斗机器，这让他得以通过反思获得“旁观者”的视角，亲历者与旁观者的双重角度赋予了战争书写真实感。一幕幕在他的脑海中一再重演的战斗场景被顺序呈现，这些激烈而顽强的战斗因其已经注定的结局被打上了绝望而悲壮的底色。这场战役的可悲之处不在于香港军民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前仆后继，而在于这场仅仅持续了十八天的战役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放弃了：殖民地政府为了能在战后保持对香港的控制，不因与中国同属盟军阵营而被迫在战时归还香港，选择不提供甚至也不允许外地中国人提供火力支援，默许了日本对香港的占领。有这样可悲的开始，其荒诞悲哀的结尾也不难想见：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内战调集了大量兵力，不关心香港问题，导致中国的受降代表被英军阻拦，香港再次回到英国人的统治下。历史好像只是在这里打了一个转，这场战役在官方记录中也只是悲壮宏大的“二战”中的小小片段，曾经在香港发生的那些孤立无援的绝望和得不到承认的牺牲就这样被对战争的正面记载遮蔽了，心照不宣的政治博弈让“真相”变得难以言说。

正如《人，或所有的士兵》这一标题的并列句式所示，小说提供了两种观察战争的面向：对香港战役的正面描述是短而有力的背景支撑，而小说的主体部分则是从背面对战争进行挖掘，作者把视线投向了一群在战争中失去了自由的士兵——战俘。以被俘的战斗者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并非首创，“革命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之一、20世纪销售量达到千万册的小说《红岩》即是以共产党人的狱中斗争为题材的。不同于《红岩》，《人，或所有的士兵》中的战俘更关心的是如何活下去，但他们却恰好落在了“二战”期间唯一不执行保护战俘权利的《日内瓦公约》的日本军方的控制之下。在他们生命的掌控者眼中，这群一心求生的战败者既已失去了士兵的尊严，就更不配享受“人”的权利，“在这些偏离中的个体，就与中庸或所要求的常态的关系而言，其行为乃是偏离性的”④，他们因此生活在了“生”与“死”夹缝之间的区隔的空间里，在这样被区隔的空间，也是在一个被放逐的、异质性的，或者说就是一个“异托邦”里。在福柯的定义中，“异托邦”是一种存在于现实之中的异质空间，是“扰乱人心的”⑤。邓一光想要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场所：在战场激烈的直接暴力之外，还有更加扰乱人心、可以从内部摧毁所有“常态”的生存状态。“为了对称的缘故，异位（注：异托邦的另一译法）向所谓的异时敞开了大门。异位是在人们处于某种与其传统时间绝对的断裂时才开始完全起作用”⑥，相对于呈某种连贯性/“常态”的日常生活，以及建立在这种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传统时间”而言，战争本身即意味着一种摧毁式的断裂，而战俘营则更是双重的“异托邦”。与战场上的正面交火相比，战俘营中的生活显得更加“日常”，但他们其实已经不再享有“人”的尊严与权利，仅仅是生活在死亡的延长线上，作为“士兵”和作为“人”的身份都不太合法。战俘营中的时间因此自成一体，与激烈推进的战况息息相关，却又呈现为与死为邻的岌岌可危的“日常生活”。时间上的区隔是所有战俘营的必备特征，而小说中的D战俘营还具有更极端的空间区隔性。它被建在南海废弃的无人岛（燊岛）上茂密的原始丛林中，荷枪实弹的日军以及密林和大海的自然屏障将它与外界区隔开来，几乎断绝了战俘们的一切逃脱希望。在这个被彻底孤立的空间里，一套严苛的“营规”维系着荒诞而可怖的“秩序”，屠杀竟成了对违规者的必要惩罚，“创造一个与我们的空间同样完善、严密和妥善安排的不同空间，这种空间紊乱不堪”⑦。在这样的“异托邦”里，人的肉体首先被摧毁：在潮湿的热带岛屿上不被允许睡床，红十字会给战俘的捐助几乎全部被扣下导致食物极端匮乏，医生和药品的极度短缺，疾病乃至瘟疫大规模流行，长期被囚禁在狭小的空间里，失去了想象外界的能力……肉体的崩溃总是伴随着精神的扭曲，所有的战俘都不自知地患上了或轻或重的精神疾病，为了一点点可怜的生命保障而告密，盟军战俘的不同团体之间相互倾轧，谋杀和无处不在的监视不仅来自敌人，同样来自友军……即使从D营幸存下来，创伤后遗症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美国士兵亞伦回国后为无法摆脱的噩梦和恐惧感所困，主人公郁漱石更是选择了自杀作为最后的解脱。最终，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未逃离D营的近千名战俘在日军的设计下全部死于美军的误炸与守卫的屠杀，这个可怕的真相仅仅出现在“秘密档案”中，南海孤岛上的“异托邦”不被允许扰乱对宏大历史的讲述。

二  “我”与战争的相遇

《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独特的小说，这部作品虽然接续着邓一光早期的战争主题，但它已经不再拥有一个纯粹的“英雄”，至少不再是一个乐于从战斗中得到自我证明的“英雄”。小说的主人公郁漱石从“士兵”被还原为“人”，他的自我认同一直徘徊于以“保家卫国”为天职的“士兵”和痛苦追寻着个人主体性的“人”之间。在“法庭陈述”里，郁漱石对自己的描述从“一名中国人”“前中国军人”“D战俘营的幸存者”一直到最后、最短也是最有力的“我”，这是一个从“人”到“士兵”，又从“士兵”回到作为最小单位的、最具主体性的“我”的过程。

郁漱石的形象比较接近邓一光此前军事题材作品中的“子一代”，他出身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家庭，是国民党上将郁知堂的幼子，家中四个兄姊全都参军，仿佛这是一种家族使命。其中二姐平蝶有些不同，她是名伶的孩子，母亲因战乱与父亲分手，她虽在郁家长大，却对郁家并无认同感，而是“决定做革命者，反抗封建军阀家庭，把郁家人统统打倒”⑧。郁家的四个儿女都认同投身军营、加入战场的人生选择，尽管初衷和立场不同。但郁漱石却没有这种认同感，除了家庭的影响和父亲的逼迫外，他回国投身“抗战”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原因，即西方世界记录中国战争的影像资料。郁漱石的这一段经历非常具有象征意味，它直接指向了中国现代文化史开端部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件——鲁迅的“幻灯片事件”，这是一个身份认同突然产生的时刻，几乎成了“五四”一代及其后的知识分子国族认同和想象、以及战斗精神激发的标志性节点。对于中日混血、始终处于无母的痛苦和寻母的焦虑中的郁漱石而言，这个西方人镜头中的“中国”在他这里才意味着“真实”，给了他不从中、日任何一方视角出发的观看可能，得以回避其暧昧的国族身份带来的困境。

从字面和文化意义上来看，“郁漱石”这个名字显然来自“郁达夫”和“夏目漱石”的姓名组合，这是两位在中、日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的文学家，但他们被作者选择的理由可能不仅仅是他们的文学成就。郁达夫和夏目漱石的另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虽然生活的年代不同，处境却极为相似，都处于自我认同困境和强势的“现代化”力量的夹缝之中。夏目漱石几乎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降生，他创作的年代正逢日本全面现代化或“西化”的时期，夏目漱石曾赴英国留学，回国三年后他出版了《文学论》，充分表现了他在文化冲击发生后对强势文明的“普遍性”的质疑、对“自我本位”的认同以及对“文学”本身的反思。郁达夫则真正进入了这个“战争与革命”的20世纪，激进的现代性以战争的形式到来。郁达夫曾在日本接受过高等教育，与小说中和他有着类似经历的主人公不同，日本给郁达夫留下的并非都是美好的记忆，他那部深深影响了“五四”一代的《沉沦》纠缠于青少年的迷惘自卑与国族认同的焦虑暧昧，以及对日本的复杂情感之间，并在结尾处将个人的悲剧与国家的命运彻底联系起来。与夏目漱石不同，郁达夫是一个走进了战争的知识分子，最终为国捐躯，他的人生对于理解《人，或所有的士兵》中的“郁漱石”形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郁漱石同样是一个走进了战争的知识分子，他的参与度比郁达夫还要深得多，在身份上是一个正式的“士兵”。然而，郁漱石其实并未真正实现这一身份的转换，他总是介于两者之间，承受着来自双方的责任和痛苦，却又无法彻底完成其中任何一个身份所要求的使命。这个被命名和血缘身世决定了中日夹持裹挟的人，他的境遇的先验性也隐喻了中日两国的命运的先验性。

难以摆脱的“中间”状态是郁漱石悲剧命运的一大根源。这一点从他的身世上就注定了，他的父母来自敌对的两个国家，他在父亲的国家长大，却始终对那个不被承认、从未出现的母亲的国家心怀依恋。在战争年代，这种身份认同的犹疑产生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这场发生在郁漱石父母双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以极端的暴力手段将他推到了被遗弃的位置上，他的精神世界被彻底摧毁，悲剧性的“混血”让他陷入了无家可归的真空之中。郁漱石在战俘营这个战场上的“异托邦”里仍然处于“中间”困境。由于独特的身世、留学经历和对战争的理解方式，郁漱石成为了战俘营里的“翻译”，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多重“中介”的地位。郁漱石被迫或自愿地游走于多方势力之间，偶尔会在那个高压的“异托邦”的权力网缝隙中捕捉到某种自由的可能，但他付出的代价是被所有势力敌视、排挤和不信任的绝对孤立。在这种“弃绝”的状态下，只有“自我”是郁漱石最后的归宿，但这也正是他不断想要逃离的。郁漱石的“梦”一再出现：有时是想从禁锢自己的“我”的头颅里逃走，这个头颅里还关着一群早已灭绝的猛犸象;有时是成为森林的主人，能够把身体变为虚无;有时是自己在黑暗中坠落，在坠落中变成了另一个生命体，希望扇动翅膀停止下落却毫无用处……他的梦境诡异离奇，却始终不脱“变形”和“逃离”的主题，他想从“我”这个个体之中逃离，在一个分裂的自我中“成为生命的局外人”⑨。

郁漱石关于“我”的分裂性感受，还涉及到另一个贯穿中国现代性进程的问题，即所谓“小我”与“大我”，或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人，或所有的士兵》从标题开始就在可能指向个体的“人”和指向某种集体性的“所有”之间建立起了联系，郁漱石的“我”的所指不仅仅是他这个“个体”，更是普遍意义上的“个人”。然而，当这个“个人”遭遇现代战争时，却必然会被标记为不同的国族身份，并因此走向完全不同的命运。小说对这一点最淋漓尽致的展示莫过于那份关于D战俘营结局的秘密报告，所有死难者都变成了以国籍加以分类的数字。而在主人公郁漱石那里，无论他对自己的国族身份有多少犹疑，他都被最为直接而激烈的暴力不由分說地推到了一个确定的位置。与战争相遇的“我”无法仅仅拥有“个人”的身份，小说探讨了“个人”“国家”与“战争”之间的三重关系，而这三重关系又正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产物。自鲁迅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⑩（《文化偏至论》，1907年），“个人”与现代国家这个大“集体”的关系就密不可分。“我心里想，国家有多大，大到人民以四万万计，要完全没有了个人，这个国家留它有何用？”11邓一光显然是认同并强调“个人”的尊严、权利及其主体地位的，但他的认同是建立在“个人”与“国家”大主体的张力关系之上的，除了被战争以暴力伤害的方式反向建构，“个人”应该如何主动认知自己与“国家”的关系？邓一光对“个人”的思考和书写并未回避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没有如同“新历史小说”那样颠覆或“解构”历史，而是从大历史讲述的“阴面”捕捉到某些“异质性”，打开某些实际存在却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人空间，让“小我”与“大我”共存。

三  “反俄狄浦斯”情结的生存困境

“父子”是邓一光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他试图在自己的创作中从父子两代人的不同生存状态、他们分别与所处时代的张力、以及父子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或“权力关系”）等多重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在《父亲是个兵》这部标志着其最初文学成就的半自传式的中篇小说里，邓一光展示了一种此后将以不同面目出现在他各种作品中的父子关系的原型。小说中的“父亲”是一位生活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战斗英雄，他的自我实现及价值认同与现实环境之间出现了某种隔膜，因此，他试图在孩子人生道路的选择和管理方面找回自己动摇了的权威和信心，但这些尝试最终并未成功。在这组父子关系中，“父亲”既带来了压抑性的“阴影”，又代表着从那个血与火的时代走来的信仰和力量，“儿子”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他们在一种互不认可中达成了默契与和解。邓一光在采访中承认，“每个男孩都有一个弑父情结和经历，这个经历没完成，他永远不能成长为男人”，但同时他也坚持“我是我父亲离世前在精神上最依恋的那个子女”12。

这种父子之间的压抑、反抗与和解的关系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以另一种复杂的形式展现了出来。从表面上看，父亲郁知堂与儿子郁漱石之间完全是压抑与被压抑的权力关系，这对父子在有限的相处中从未出现平等而有效的交流，几乎都是单方面的命令与违心的服从。强势而权威的父亲遮蔽了儿子的所有生活可能，并且间接导致了儿子的悲剧命运，作为儿子的郁漱石，始终只能在精神世界里消极地反抗，而他所有的反抗都无济于事。然而，这对看似完全对立的父子之间却又具有某种作者有意设置的同构性。从叙述结构上来看，郁漱石虽然有大量的自述，但他实际上占据的是一个被讲述者的位置，整个故事围绕对他的讲述（如“庭外调查记录”）而展开，包括他的自述都是分裂自我的内省和剖析。父亲郁知堂则根本没有得到自己的叙述视角，他永远只出现在儿子、妻子和同事的话语里，完全是一个被观看和被叙述的客体。他们同样是战争中的“边缘人”，同样经历着理想的破灭，只是一个在战俘营，而另一个在政坛。更不用说他们在战乱中和两个同样姓“冈崎”的日本女性的爱恨情仇。这种同构关系的存在也许是某种“和解”的暗示，但可能更多地意味着在一个个人主体性遭到践踏的时代，“子”与“父”之间无论对立或和解，都面临着同样的生存困境。

一个不能“弑父”、不能突破与“父”的同构关系的“子”，始终不能被承认为一个具有独立主体性的“成年人”。郁漱石这种“未成年”的“孩子”的心理状态也体现在他对“母亲”的追寻和依恋上。在邓一光以往的同类型小说中，母子关系多是作为父子关系的补充或对等物出现的，但《人，或所有的士兵》不同，“母子”主题真正成为这部小说的主线和精神内核。邓一光曾经认为女性（和孩子）总是战争中最无辜的受害者，也是被战争所破坏的日常生活的重要表象，然而，在这部作品里他的思考更加深入而多元，战争中的女性也拥有了多种身份属性：加害者（冈崎小姬）、加害方族群中的受害者（加代子）、死难者（“女贞”）、叛逆的主动参战者（郁平蝶）、以及最重要的“不在场者”——“母亲”，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她们同样不在场。这个缺席的“母亲”从根本上形塑了郁漱石的精神气质和内在焦虑。与郁漱石产生重要交集的同龄女性都或多或少带有“母亲”的特征：战争心理研究者冈崎小姬和郁漱石的母亲拥有同样的姓氏和母校，而且在权力关系上处于“管控者”的地位;被囚禁的“慰安妇”“女贞”让郁漱石感受到了母性的温柔和包容，她无言的痛苦一如战火蔓延下的大地;郁漱石的女友、毫无保留地爱着他的日本姑娘加代子更是被他在遗书中认定为另一个“母亲”。郁漱石在与这些女性的交往中固然带有男女情感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种“寻母”的心态，很少处于成年男性与成年女性之间平等而成熟的感情状态。

在郁漱石这里，“母亲”与其说是一个确定的人（即他的日本生母），更像是一种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的生存信念，当他发现“妈妈，现在我什么也没有了，连藏在心里的您也没有了”13的时候，他便丧失了一切生存的原动力。养母尹云英固然是一位合格且疼爱孩子的监护人，但她始终处于父权的阴影之下，只能在父亲权威允许的范围内或覆盖不到的缝隙中给儿子一点几近于无的其他生活可能，她和父亲郁知堂一样是那个压抑的现实的组成部分。对于没有真正“成熟”、没有真正具有独立主体性的郁漱石来说，缺席的“母亲”和压抑性的“父亲”共同构成了他的生存困境，失衡的家庭结构并未给他的个人主体性提供成长的空间。“母亲”作为生命最初的源头既然不在场，郁漱石的生命便因此失去了根基，“您生下我的时候，害怕过吗？离开我的时候呢？”14在他对自己生命的想象中，他生于恐惧，长于离弃，至死都在质疑自己的生存本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对“母亲”的追寻与对“现实”的逃离共同组成了郁漱石的自我。

郁漱石周遭的一切“现实”都让他恐惧，无论是父亲权威全面控制下的家庭环境，还是以“战争”为表现形式的激进现代性对个人主體性的剥夺与践踏。而他的种种“逃离”都被证明是无意义的，他从战俘营覆灭结局中的侥幸逃脱看似是一次奇迹般的成功，但正是这次“成功”直接导致了那场收束他全部悲剧命运的法庭审判。人对其所处环境的深刻恐惧、以及逃离的欲望和不可能导致了一种“阴面”的生活状态，是一种困于“生”与“死”之间的夹缝情境，但在这样极端的生存困境中却生长出了真正的生命张力，这正是文学讨论现实的深度所在。或许邓一光自身的阅历和对生命的体验更甚，郁漱石的困境刻画得如此细致复杂，以至于他深陷其中，那种无望感似乎深重了些，有效的生命自觉若是添上几笔，或许作品会有更多的内在之力展现出来。

总之，邓一光这部长篇小说大气磅礴，这是邓一光一向追求的阳刚美学，他乐于在大历史大事件的背景上来观察一个人的行动和生命所具有力量。但是，这一次，这部有着如此响亮名字的作品，邓一光却真正是在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在他的阳刚美学中包含着更多的柔软和复杂的意味，他对生命的境遇有了更丰富且深邃的体验。这部小说不只是重新书写了新时期的“人”的主题，而且赋予了更为深厚的时代感，这是一部会留下去的作品。

注释：

①杨建兵、邓一光：《仰望星空，放飞心灵——邓一光访谈》，《小说评论》2008年第2期。

②[法]阿兰·巴迪欧：《世纪》，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③⑨1314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下部），《中国作家》2018年12期，第128页，第25页，第131页，第131页。

④⑥⑦[法]福柯：《不同的空间》，《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第25页，第27页。

⑤[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4页。

⑧11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上部），《中国作家》2018年11期，第8页，第41页。

⑩鲁迅：《文化偏至论》，《河南》月刊1908年8月。

12《邓一光：在绝望的故事中找出不肯绝望的人》，《中华读书报》2016年10月26日第017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