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南中国城”的方法

2020-06-29李海燕

当代文坛 2020年4期

关键词：想象

李海燕

摘要：新时期广东城市文学的“南中国城”想象呈现出丰富立体的面貌，从全球化/本土化视阈来看，“南中国城”或被想象为国际化大都市，或被打造成本土化都市群。前者的同质化与标准化趋向使其沦为面目模糊的现代化符号，“南中国城”想象因而堕入没有时空背景的全球化陷阱中;后者的地方性书写虽抓住了城市的灵魂与根脉，却存在过于注重地域风格、固守传统甚至格式化传统等弊端。“南中国城”想象应以全球本土化的眼光接纳各种异质性文化的进入，以文化间性思维发掘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性和共通性，从而建构一个求同存异、多元共生的“南中国城”。

关键词：全球本土化;文化间性;“南中国城”想象;广东城市文学

时尚杂志《新周刊》曾对中国几大城市做过以下评价：北京最大气，上海最奢华，而广州最说不清，它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无，因此广州被称作“最说不清楚的城市”。“说不清”不仅是对广州的城市评价，亦是“南中国城”①的群体特征。在这里，现代与传统共存，时尚与落后兼有，市民与农民并列，南人和北人扎堆，既有都市里的村庄，又有村庄里的都市，最终绘成了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大都市圈。而“说不清”不仅源于珠三角大都市圈在城市化进程中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呈现的驳杂多元，城市观察者的个体独特性更使城市阐释众说纷纭，无法说清。现实城市因历史、文化与个体身份等因素而复杂难言，文学中的城市更是变化多端、丰富多样。对于广东新时期作家而言，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书写着城市的故事，用不同的话语表达着城市想象，用不同语词建构出多样化的城市形态，从而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叙事格局与“南中国城”形象的多面性，构成了形态迥异又浑然一体的城市交响曲。

但遗憾仍然存在，“南中国城”的文学形象并不像北京、上海那般鲜明生动并深入人心。提起北京，我们会想到老舍的四合院世界;谈到上海，我们会沉浸于张爱玲的十里洋场，王安忆的弄堂人生。可广州也好，深圳也罢，我们似乎难以找寻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记忆。尽管广东新时期作家们竭力在“全球-本土”“现代-传统”“物质-精神”等多重矛盾与冲突中探索“南中国城”的多元形象，但他们的城市想象仍存在平面化、片面化、感官化乃至模式化等缺陷。他们要不呈现城市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特征，如奢华的物质、膨胀的欲望、现代的空间、严重的阶层对立等等;要不简单地以民居民俗表现地域文化，如小女人散文一味沉浸于岭南饮食文化与建筑文化的介绍与书写;要不以偏概全，将南中国的文化记忆简化为西关大屋与东关洋楼，如梁凤莲的《西关小姐》《东山大少》等。深入把握岭南文化，以岭南平民人生或岭南时代风云昭显岭南文化，倾力建构城市文化精神的出色作品并不多见，这于广东新时期城市想象来说着实是一种缺憾。

一全球化与国际大都市想象

全球化是1990年代以来人们时常提及的一个语词，它已“成为一个特别狼吞虎咽的修辞，盘旋徘徊在当今世界上，吞食和消化着，并且不断蔓延”②。全球化使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无论相距多远都产生了连接关系，技术、资本、劳动等的世界流动更使全球呈现出“一体化”趋势。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城市也逐渐向全球都市发展。广州和深圳虽未被萨斯基亚·萨森列入全球都市的行列，但城市的全球影响能力越来越强，城市的全球都市特征也日益突出。如千篇一律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建筑，无处不在的物质与欲望，日益分化的社会两极以及愈来愈同质和一体化的生活方式等等。受现实都市建筑与都市人生的影响，广东新时期作家的文学都市也表现出一体化面貌。在他们的笔下，广州、深圳等南中国城市均化身为披着高度国际化外衣，流淌着时尚生活风尚，聚居着各类移民的国际化大都市。它们以摩登时尚的都市景观、丰裕奢华的物质生活、令人感叹的现代与后现代生活方式吸引着广大民众投入其中，从而引发了一场超越阶层与地域的都市认同。

克里斯多弗·吉鲁特曾说：“城市景观是一面多棱镜，它折射出我们时代的特征。”③南中国都市想象首先便通过炫丽的都市景观表现出来。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光怪陆离的霓虹灯、琳琅满目的购物广场、金碧辉煌的酒店、眼花缭乱的广告牌等共同构筑成富丽堂皇的都市景观，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与欲望。张欣小说充斥着各种耀眼无比的都市意象，张梅的欲望女性频繁出入于购物广场、酒吧、咖啡馆、舞厅等现代消费空间，王海玲的都市夜空灯红酒绿，何卓琼的都市街道，“夜夜灯光亮着，嘈喧挤拥。”（《云山婆》）缪永的都市到处都是“摩天大楼，电光声色，柏油马路，没有一样不带着有偿的热情，等待你自投罗网。”（《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身处南国都市的作家们，纷纷用各种现代都市意象与消费符号建构着一个国际大都市想象，书写着他们对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迷恋与认同。

吉登斯曾用前后台来概括现代都市结构，他认为都市“前台”是整齐划一的现代城市空间，而“后台”则是“不为人知的或不希望显现于视野中的生活内容及其环境”。④新时期广东作家的国际大都市想象并未完全聚焦于城市的现代景观与消费空间，市民空间与缝隙空间也不时进入他们的视野。曹征路的底层民众们主要居住于破旧荒凉的旧厂区，临时住宅和工厂集体宿舍;吴君的城市新移民们生活在偏远荒凉的厂区、狭小的杂物间;王十月、郑小琼们的农民工们或如沙丁鱼般拥堵在低矮的厂房，或暂时租住于凌亂失范的城中村;黄咏梅的底层空间复杂多样，阴暗、狭小是他们栖身空间的共同特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底层空间并不是以纯粹的“后台”形式出现，它依旧笼罩在“大都市”的光环与阴影之下。如曹征路《霓虹》中倪红梅们虽然租住在城中村阴暗衰败的小屋，但却被流光溢彩的现代景观所包围，“东侧是胜利大道，北面正对着福临大酒店，南侧为王朝大厦后门”，而倪红梅的小屋“一北一西两个窗户都对着霓虹灯电子屏”，躺在床上便能享受到都市的全部现代化成果。吴君的《亲爱的深圳》中李水库们的生活空间虽然是摩天大厦的杂物间和八人宿舍，但周围却充斥着富丽堂皇的大楼、灯火辉煌的街道、现代化的电梯、交通工具及时髦高傲的老板与美女们，这些现代都市符号让李水库们感觉恐慌、焦躁，更如同做梦一般，而李水库们则在意淫大楼美女的过程上获得征服现代都市的快感。很明显，曹征路们以鲜明的空间对照传达了底层民众欲摆脱恶劣环境而进入现代都市空间的渴望，国际大都市的后台景观在仰望与对照中被“缝合”进整体性的都市景观中。

现代城市不仅是现代建筑、街道、公园、消费场所等都市景观的聚集之地，它还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茶楼、酒吧、咖啡馆等消费场所的普遍化意味着资本理性主义的胜利和消費主义的盛行。资本理性主义虽然将个人从传统和愚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却使厚利主义无限扩张与泛滥。消费主义则将现代都市居民彻底沦为物质和消费的奴隶，市民由“理念人”向“感性人”转换，追求快感成为人们的主要目的。资本理性与消费主义统摄下的都市文化与都市人生无疑为广东新时期作家的国际都市想象提供了丰富内容。广东新时期作家们既多方摹写了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观，又全面展示了现代物化生活，还对市民们的利益至上和享受快感原则进行了深入揭示。张欣、张梅、王海玲们的都市男女津津乐道于各种奢侈消费品，如金利来领带、意大利古姿牌皮具、U2时装、姬仙蒂娜香水等等;缪永、盛可以们的欲望女性倡导着身体快感原则;吴君、陈再见、毕亮们的都市新移民为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跻身更高的社会阶层而丧失自我……欲望已在南中国城市合法化，厚利主义与消费文化深入人心，人们表现出对资本和奢侈生活的狂热迷恋，在物质追逐与消费的过程中人们彻底沦为欲望的工具，成为单向度的异己人，全球现代化对南中国的影响已全面呈现出来，“南中国城”由传统的平民之城逐渐转变为欲望的全球之都。

二本土化与“南中国城”的地方性书写

全球化使城市景观与人们生活越来越走向趋同，但人们对全球城市的同一化并不满足，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全球化会导致地方文化和地方生活方式遭到破坏;约翰·汤姆林森则提出“日常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恰恰是由地方性而非全球性来定义的，而且在具有侵略性的联结面前，它始终保持着文化的差异性”。⑤部分广东新时期作家也意识到国际化都市想象的时空脱域特征，他们试图重新接续城市的传统与历史，探寻城市的精神本体与地域之根。如梁凤莲便无比感慨地谈到现代城市书写在广州传统与广州精神表达上的苍白与缺席，“这座老城的旧照片一天天黯淡下去，记忆似乎也没有用心着意地去留住时间渐逝的真相和背影。”⑥正是出于对地方性不断被削弱或遮蔽的忧虑，梁凤莲表示“书写广州，就是找到那条回家的路，并且确认，并且不再忽略、不再遗忘。”⑦于是，梁凤莲们一股脑地沉浸到城市之根的探寻中，她们极力呈现珠三角的风土人情和俗世人生，倾力还原南中国的历史风云与市井生活，一个有着文化血脉与独特魅力的南中国跃然纸上。

“通过再现典型的景观，可以建立起自我、集体与地域景观之间的联系。景观和图像经常被看作是地方形象或者精神的载体。”⑧岭南的独特地理景观与人文建筑无疑是南中国地方性想象的常见风景。梁凤莲津津乐道于老广州的骑楼、小巷、老井、西关大屋及东山洋楼;张梅对成珠楼、周家巷、盘福新街、海珠广场等充溢着浓郁温情的老广州建筑与巷道满怀深情;何卓琼钟情于那逐渐逝去的老巷、骑楼与大屋;黄咏梅不厌其烦地提及岭南的标志性建筑……岭南本土作家们对这些地标的实名性描写，成功唤起了读者的集体记忆，强化了他们的城市文化认同，有力凸显了“南中国城”的地方文化特色。

“风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形式，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群体的心理表现。”⑨为更好建构南中国城市文化，梁凤莲、黄咏梅、张梅等本土作家对岭南风俗民情亦有多方呈现。梁凤莲在《西关小姐》等本土言说中浓墨重彩般地历数了饮茶、煲汤、甜点、家居等粤派风情，广州文化的拼搏进取与闲适宽容弥漫于字里行间。黄咏梅的岭南书写同样关注煲汤、喝茶等典型的岭南风情，摆炮期、打小人等岭南民俗亦不断进入她的视野。张梅的《老城纪事》将饮茶视为老城人生活的唯一目的，张欣的商战小说在岭南本土饮食上多有着力，何卓琼的《西关故事》对拜神祭祀等岭南风俗描摹颇多……广东本土作家们纷纷以旖旎多姿的岭南风情传达着自己对于南中国的记忆与想象。

语言既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新时期作家对城市根脉的探寻自然离不开岭南方言的使用，在《西关小姐》《西关故事》《多宝路的风》等一系列岭南言说中，“倾解”“衰仔”“咸湿”等方言土语随处可见。张欣的现代岭南方言“出粮”“期货”等颇具时代感和商业气息，梁凤莲的西关故事采用地道的岭南方言讲述西关男女的世态人生，王海玲的特区故事也不时融入“揸车”“买单”等本土语词，黄咏梅的小说则充斥着各种岭南俗语谚语，在“衰人”“差佬”“打烊”等岭南方言土语的营构下，一个极具生活气息的平民之城出现在读者面前。

“南中国城”的地方性书写不仅体现在城市景观、民俗风情及方言土语等城市外部特征的展示上，更通过人物的性格、生存状态及价值取向等反映出来。致力于本土言说的广东作家们敏锐把捉到岭南民众的进取精神、不拘性格与平民风范等独特的地域精神，刻画出一个个既务实进取又平淡不拘的粤人形象，构筑出一道张弛有序、乐天自适的岭南都市风景线。梁凤莲以西关小姐的悲欢离合写广州城的风云变幻，顽强不屈又灵活变通的若何便成为广州的文化符号，昭显着广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沧桑与独特文化魅力。何卓琼的威记、跛女、云山婆等市井小民们大多命运多舛，不时遭遇丧偶、失恋、厌弃、被强奸、被批斗等不幸事件，但他们仍乐观顽强地生活着，并竭力让自己的生命变得丰富多彩。黄咏梅以冷静节制的口吻书写岭南小民们既执着进取又达观平和的平民人生。张欣的岭南丽人们一面在商战中奋力拼杀，一面享受着炖汤、熬粥等小女人的生活情趣。张梅的老城人朴素随意、与世无争，风雨无阻地赶往茶楼品味慵懒人生。梁凤莲等广东新时期作家们纷纷将目光投放在骑楼、里巷、茶楼的背后，努力发掘南中国都市市民的平民风范与闲适人生，城市的灵魂与血脉在他们的书写中缓缓溢出。

三全球本土化与“南中国城”想象危机

全球化与本土化往往被视为相互对立的两极，人们亦习惯用本土主义抵御全球同质化倾向，罗兰·罗伯森等人则用“全球本土化”主张打破了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包含了被人们通常称为全球的和本土的东西——或者用更为一般性的话来说，普遍的和特殊的东西——同时存在并且相互依赖。”⑩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统一的过程，任何一种信念或实践在从一个地方推广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中，都必须适应新的本土环境，所以全球化与“去全球化”过程是同时发生与展开的，全球本土化则意味着同质化与异质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共存与互融。很明显，全球本土化主张解构了以往全球化或本土化的一元化倾向，使全球文化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成为当今世界的常态与表征。从这一视角出发，“南中国城”的国际化想象与本土化抵御便显露出片面化局限与单一化危机。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阵地，新时期以来的“南中国城”在短短二十多年间迅速由一个贫困落后的农渔地区蜕变成现代化都市圈。城市化进程的急剧推进给广东作家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们越过承载着城市集体记忆的小巷、骑楼和茶楼，将目光聚焦在摩天大楼、超级市场、麦当劳、星巴克、主题公园等一长串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景观上，一个充斥着各种现代化与全球化符号的“南中国城”跃然纸上。表面上看，广东作家的国际都市想象似乎是一种无意识的举措，其实质是对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渴望与崇拜。但这种被全球化和现代景观所架空的南中国想象，并不能彰显出更多的城市魅力，反而因城市景观与生活形态的同一化表现出面目的模糊性与难辨性，而原本绚烂多彩、颇具地方魅力的城市被描写成“千城一面”，越来越堕入没有时空背景的现代性与全球化陷阱中。枯竭单一的城市想象使“南中国城”沦为全球化流水线上的产品，丧失了温度和气味，以现代化符号的面孔出现，而城市及城市里的人群均成为物化的躯壳。这种阉割了城市精神的想象无疑是存在极大缺陷的，它不仅使得作品似曾相识，而且让“南中国城”失却了本来面貌，变成了种种观念覆盖着的“看不见的城市”。

地域性书写打破了同质化单一化的城市想象，展现出城市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可一味沉浸于地域风情则陷入狭隘地方主义和本土主义的陷阱。丹纳曾说：“种族因素是内部根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的推动力量。正是这三者的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及其走向。”11文学创作在立足本地的同时，更应面向民族，与时代同步，单调的地域特色只会束缚作家创作，并使作品表现出相当的局限性，从而影响作品的深度和格调。梁凤莲们精心描摹的岭南风情画确实满足了读者有关岭南的想象，但浓郁的岭南特色却一定程度上阻隔了读者的进入，扩大了读者与小说的空间及心理距离。

这种困境首先体现在语言的选择上，岭南方言土语的大量运用使梁凤莲们的作品粤味十足，也让岭南民众们颇感亲切，但文学作品面对的并不是某一固定区域，过多方言土语的使用会造成非粤语地区读者的阅读障碍，从而限制和缩小作品的受众范围。如何卓琼的西关故事颇多“拥趸”“阿嫲”“唛头”“啱晒”“冚蛊”等岭南土语，虽然增强了文本的岭南风味，却让行文变得晦涩难懂，从而导致审美感觉上的疏离与隔阂。所以，地方性书写应合理适度地选择方言，摒弃那些老旧生涩的土语，将具有广泛流传性与时代性的岭南方言融入书面语言中。

过于注重景观、风情等城市表层文化的浅泛呈现，較少发掘市民的生存精神与城市灵魂是新时期“南中国城”想象的另一局限。张梅、黄爱东西、黄茵等人的小女人散文津津乐道于饮茶、煲汤、骑楼、周家巷等岭南饮食与建筑的描绘，梁凤莲、何卓琼等人的小说则一味沉浸于西关风情的展示中，过多的风土与民俗介绍使本土化城市书写整体表现出情节松散、行文拖沓的弊端。而广州、深圳等南中国城市与北京、上海等都市的区别，不仅仅在于饮食习惯与地理建筑的差异，更源于生存精神与文化意识的不同。广东新时期作家需将注意力投放在日常起居与世态人生的书写中，努力捕捉岭南市民无意识行为中的地域特征，绘制出别具特色的南中国生活画卷。

罗兰·罗伯森认为：“20世纪的全球化，尤其是当代阶段，以各种方式加剧了怀旧的倾向。”12怀旧成为现代化与全球化语境下人们对本土文化重建与认同的一种常见手段。梁凤莲以西关小姐与东山大少的过往岁月呈现广州的沧桑历史;何卓琼在豪哥、威记、云山婆等西关人家的命运沉浮中找寻广州城的文化精神;张梅、黄茵等人则试图在里巷、骑楼等怀旧空间中感受老城的平和、随意与人性化。怀旧或历史叙事克服了全球化都市导致的地方性匮乏，可后现代文化下的怀旧“并不是真的对过去有兴趣，而是想模拟表现现代人的某种心态，因而采用了怀旧的方式来满足这种心态。换言之，怀旧也是一种商品”13。在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影响下，1990年代以来的广府怀旧大多倾向于对西关小姐、东山大少或辉煌性历史进行选择性重构与表述，它契合了广府民众的现代性诉求，满足了他们构建商业与文化大省的渴望，却滤去了广府的苦难、贫困与危机，将其片面怀想为富庶繁华与风雅之地。这种虚拟或片面怀旧所构建出来的都市并不是真正多元开放的南中国，亦未能抓住广府的文化本质，而只是由一些特定元素搭建而成的刻板而呆滞的南中国。

四文化间性与“南中国城”想象契机

全球“标准化”城市想象使“南中国城”失却了独特的城市品格，本土化之城的打造因固守一成不变的岭南风味亦表现出片面化危机，城市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单一全球化或本土化思维中始终处于割裂与对立的位置。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全球本土化的多元跨文化交流无疑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可能性路径。但各种异质性文化在相遇碰撞时必定会发生冲突，如何与差异他者共存、如何审视本土文化传统、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等等便成为新世纪一大热门议题，文化间性理论则提供了全球本土化时代的新叙事和思考文化多元性的新范式。

文化间性由主体间性引申而来，它首见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定义为“文化间性是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平等互动，以及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产生共同文化表现形式的可能性”14。与多元文化主义注重多样性、强调文化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同，文化间性以承认差异与尊重他者文化为前提，以平等交流与对话为手段，力图弥合异质性文化的隔离、冲突与碎片化，从而寻求互惠尊重基础上的文化间互动与认同。很明显，文化间性理论改写了全球本土化时代的文化霸权与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使城市区域中多元异质文化在对话交流中既能保持差异性共生，又能找到共同的文化契合点，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关联。

文化间性理论无疑给新时期以来“南中国城”的文学想象与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契机。以往，谈到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南中国城”，我们大多强调其地缘、史缘、族缘等方面的文化相似性，努力使各种异质文化融合为一个大岭南文化。但珠三角共同体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区域文化差异的消融，广州、深圳、佛山等城市的异质性依然存在。新世纪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成立更使“南中国城”成为典型的异质空间。从空间布局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以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为节点的多中心都市群;从体制来看，一国两制凸显了城市文化的差异性;从语言来看，普通话、粤语、英语、葡萄牙语等多语种共存更是丰富了大湾区的文化多元性。大湾区多元异质空间的典型性特征决定了新世纪作家在“南中国城”书写时不能一味追求同一性城市文化，更应该在求同存异、互为主体的基础上谋求多文化的共生与创新。

具体在书写策略上，“南中国城”书写者应首先向内转，找寻地方城市的根脉与灵魂，凸显城市的独特文化魅力。但“地域文学和文化所具有的稳定性和固有色彩，并不是它最根本的价值，它的价值在于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变化”。15“南中国城”书写者还应向外转，以发展开放的眼光接纳各种异质性文化的进入，在历史和当下、全球和本土、他者和我者之间构建起通道，将“南中国城”置入与其他地域甚至国际化都市连接的网络中进行考察，发掘本土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差异性和共通性，找寻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审美契合点，从而建构出一个求同存异、多元共生的“南中国城”。

注释：

①本文的南中国，指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亦即华南地区。新时期以来，广东因经济优势与改革前沿地位成为华南地区当之无愧的代表，大珠三角城市群亦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教科等中心地位成为“南中国城”的典型代表。

②[美]爱德华·索亚：《后大都市》，李钧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

③[美]克里斯多弗·吉鲁特：《运动中的景象：在时间中描述景观》，载查尔斯·瓦尔德海姆编：《景观都市主义》，刘海龙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④高小康：《第三种城市美学：异形地志学或城市之镜》，《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⑤[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⑥梁凤莲：《西关小姐》，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页。

⑦梁凤莲：《情语广州》，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⑧唐顺英、周尚意：《浅析文本在地方化形成中的作用》，《地理科学》2011年第10期。

⑨韩养民：《中国民俗文化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

⑩Roland Robertson，“Globalisation or Glocalis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1994，pp.38～39.

11[法]丹纳：《英国文学史》，载伍蠹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