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典

摘要：19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叙事在故事层面表现为父子双方由冲突到和解，在话语层面表现为两种声音的交织。这类叙事试图构建平等的父子关系，从而体现出不同于童心主义或是教训主义的儿童观。

关键词：父子关系;权力博弈;成长主题

新时期以来，“家庭”逐渐成为儿童小说重要的书写对象。与“十七年”时期的儿童小说不同，“家庭”在儿童小说中被当作私密空间来表现，并非是政治生活公共空间的延伸，而儿童小说中的父子关系恰恰能很好地反映这一点。在“十七年”时期最为著名的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中，儿子把父亲看作是革命的战友，这种“阶级”压倒“亲情”的写法在“十七年”小说中很是常见。新时期之初，儿童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则逐渐回归日常。在丁阿虎的《爸爸查作业》中，爸爸与儿子一起学习英语，应对国家建设的需要;在刘健屏《我要我的雕刻刀》中，老师没收了“我”的雕刻刀并向父亲告状，但出乎预料的是，父亲反而非常尊重“我”的决定。这一时期，儿童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大多正面积极，父子关系和谐融洽，父亲在儿子心目中仍有很高的地位。但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开始，儿童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出现了变化。

一  父亲缺席与儿辈叛逆：两代人的博弈

1980年代末，儿童小说中父亲不再是循循善诱的引导者，相反，他们变得独断专行。常新港的《独船》中石牙的父亲因为妻子的去世对村里人充满怨恨，也不允许儿子和村里的同学交往。石牙为了得到同学的认同，付出了生命。这种“父亲专制—儿子叛逆”的紧张父子关系在1990年代的儿童小说中有所延续。曹文轩的《草房子》中桑桑的父亲桑乔作为校长，将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建立教育王国的宏图伟业上，对于桑桑的顽皮和叛逆，他的管教方法简单粗暴。两部小说都表现了儿童在成人权威之下的压抑。不同的是，石牙至死都没能得到父亲的理解，而桑乔在知道桑桑的病无法医治后，决定带桑桑一起去打猎。桑乔对以打猎为生的这段经历非常忌讳，和谁也不愿提起。他教桑桑打猎，愿意将心中的秘密与儿子分享，让他了解自己的过往，这在无形中为增强父子彼此的信任感搭建了桥梁。“（在少年小说中）少年必须要学会与各种各样影响他们的机构进行协商：学校、政府、宗教、身份政治、家庭等。他们必须学会在自身权力和父母权力以及生活中其他权力人物之间寻求平衡。”①在这里，罗伯特虽然探讨的是少年文学，但这对于所有的儿童文学不无启示。石牙的死亡某些程度上代表着与父权协商的失败，而桑桑则在与父亲的相处中获得了父亲的信任和关爱。

一般而言，理想父亲的形象在家庭中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不是通过对孩子的直接照料来实现的。身为父亲，桑乔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社会地位决定的。19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儿童小说中的许多父亲因为身处社会底层而遭到儿子的摒弃。

王天宁的《天冷就回家》中“我”的父亲是学校的送水工，而同学陈东东的父亲却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同学对父亲职业的歧视②让“我”陷入自卑，希望父亲不要出现在学校里，而父亲似乎也默默接受了这个现实，从此再没出现在“我”的教室里。父子亲情在金钱和地位面前变得淡薄，儿子埋怨父亲不似别人那样有钱有势，父亲也为没能给儿子提供好的条件而愧疚。养家糊口者作为社会赋予父亲的一个形象存在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这和原始社会男人外出狩猎有关，因此“养家糊口”就成了父亲这一身份天然的责任。市场经济的盛行，更强化了这一责任，“父亲的身份比以往更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在市场上的成功”③。一个在经济上不成功的父亲，“失去的不只是社会对他们的尊重，还有他们自己的自尊。”④因此，在小说的最后，父亲在社会上获取了一席之地，也因此重新树立了父亲的尊严。

但就儿童自身的发展而言，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陪伴。尤其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来说，“尽管物质生活有了极大改善，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家庭生活也会给儿童心灵带来压抑，在成人不经意的时候，儿童已受到了深深的伤害。”⑤章红的《唐栗子和爸爸妈妈》中唐栗子一家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母亲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庭事务，而父亲是名软件工程师，忙于工作，很少陪伴儿子，甚至连儿子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在唐栗子眼中，父亲“最喜欢加班，不喜欢小孩”⑥。小说是开放性结尾，父子俩虽然在母亲住院这段时间增进了交流，但离真正达到对彼此的理解，似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意大利心理分析师鲁格·肇嘉在《父性》一书中，用“父性的枯竭”⑦概括当今社会父亲在家庭中的位置。的确，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女性和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父亲的角色日益边缘化。底层的父亲因为经济地位的劣势而不被孩子认可，中产阶级的父亲因为专注于工作而忽略孩子精神上的需求，与孩子的感情日渐疏离。正是基于此，儿童小说才以不同的方式呼唤父子间的理解和对话，建立平等和谐的父子的关系。

二  父亲叙述与儿童叙述：两种声音的交织

解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在颠覆既有权力结构、建立主体性的过程中，掌握语言主动权或者话语的优势地位往往是必经之路。只有说话、发声，主体的独立性得以彰显，个体才算是真正被“赋形”。在1990年代的儿童小说中，儿童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彰显，成人的声音也并未被埋没。

1990年代以来，第一人称内聚焦儿童视角在儿童小说中的运用逐渐频繁。这一叙述视角在文本中赋予了儿童言说和审视父亲的权力，彰显了儿童的自主性。黄蓓佳《平安夜》中的主人公任小小和单身父亲任意一起生活，任意是个典型的“宅男”，工作是在家替明星写博客，对家务事一概不管。而年仅八岁的任小小却负担起照顾父亲的重任。作品开头便以任小小的口吻写道：“大多數时候我爸爸是迷迷瞪瞪的……脚上裹着有‘凯蒂猫图案的毛绒鞋，头发虽然留到了一寸长，却是横七竖八地歪着，一瓶‘沙宣牌的男士发膏，他用了两年才用去一小半。”⑧与父亲慵懒、邋遢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任小小“小大人”般的作风：“我熟悉小吃店里每一样面点的价钱……我也熟悉菜场里每一种生鲜食品的价钱……我想总有一天，到我再长大几岁之后，我会代替外婆和新奶奶，承担为爸爸买汰洗煮的任务。”⑨

可见，在小说中任小小像个大人，“显示了比其他孩子更具主动性的生活理解和掌控能力”⑩，父亲任意反而像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但作为叙述者的任小小毕竟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因此在认知上也不可能超出一个孩子的心智范围，因此，小说中也处处流露出任小小对许多问题的困惑和不解。比如当爸爸和爷爷针对社会现状进行争论时，父子俩都无法说服对方，爸爸就经常和任小小讨论，这时候任小小就会感叹“我恨我长得不够快，不能够读懂‘生活这本大书，替我爸爸分担一些思考。”11第一人称内聚焦儿童视角在赋予儿童言说的自主性的同时，也揭示了儿童叙述的不可靠性。随着故事的深入，作为叙述者的任小小也并不能够随意发声。外公希望“我”撮合父亲复婚，这样外公也能够安享天伦之乐。但“我对外公的处境还是爱莫能助。大人有大人的想法和选择，小孩子不应该乱插嘴。”12这句话是任小小对自己无法理解成人想法以及无法左右成人意志的无奈之感。佩里·诺德曼（Perry Nodelman）曾说：“儿童文学文本中最典型隐含的那个叙述者是个非常像真实作者的人：一个成年人，更具体地说，一个对儿童说话的成年人。”13艾登·钱伯斯（Aidan Chambers）在解释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如何将一个成人的故事改编成儿童的故事时说：“它（指儿童小说中的叙述声音）是一个知道如何娱乐儿童同时又不让他们越轨的友好的成年故事讲述者的语调。”14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父亲任意接受了“我”的建议，去给少管所的少年们上文学课，因此，“我”对父亲的印象有了很大改变。当父亲在圣诞节为“我”布置圣诞树时，“我”不禁感叹：“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爸爸希望我高兴。他对我说过，大人都恐惧过节，只有小孩子才兴高采烈。”15很显然，这时候的任小小已经逐渐恢复了孩子的纯真，与前文中人小鬼大的口吻有了很大差别。可以这样说，前文中那个任小小的声音是为了娱乐儿童，而后文中这个任小小声音是为了让儿童不越轨。

成人叙述者的介入在以第三人称为叙述视角的儿童小说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范先慧的《扑朔迷离》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对小说中的人物逐一聚焦。小说中赵朔对父亲赵扑的态度冷淡。在他眼中，父亲是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家伙，自己从小到大就和他不对付。不仅如此，赵朔觉得父母之间似乎总有着一层无法言说的隔膜，因此猜测他们的关系早就名存实亡。但是，当小说聚焦赵扑时，我们便会发现父亲并非赵朔所想的那样不堪。在小说的第十三章，赵朔送受伤的左光辉去医院，赵扑和左光辉的父亲在医院走廊上相遇，左光辉的父亲在谈到自家的问题无法向孩子言明时，“赵扑沉默了良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怎么说呢，一些事情，与其说是为了孩子而让它永远成为秘密，其实是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心中缺乏坦白的勇气吧。”16这段话中，“我们”一词，暗示了赵扑和左光辉的父亲一样对儿子有难言之隐。作者将这一信息告诉读者，而赵朔并没有听到这个谈话。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看赵朔对父亲的评价，就让人不免对赵朔的看法产生怀疑，也在一定意义上动摇了赵朔叙述的可靠性。一般来说，儿童读者在阅读儿童文学时，往往会与作品中的儿童人物产生共情，而多少与作品中的成人角色有疏离感。但是，作者的这段描述，无疑拉近了读者和赵扑的距离。同时，由于读者比赵朔拥有了更多的信息，因此也避免了读者（隐含读者）对小说中赵朔这个人物的过度认同。在小说最后，赵朔得知父亲是因为卧底的身份才疏远母亲，对父亲的敬意油然而生，而父亲也认识到了妻子和儿子比工作更重要，父子之间才得以消除隔阂。小说中对父子俩进行人物聚焦的叙事策略，使得父子俩的主体性都能得到体现，也与小说结尾父子间的互相理解相呼应。

梅子涵的《女儿的故事》17中的叙述者较为特殊，作者将父亲设置为故事的讲述者。小说主要讲述了“我”为女儿升学考试忧心忡忡，整天让她学数学、弹钢琴，争取获得名校的录取通知书。父亲对这种制度并不赞同，却也无可奈何。因此，在小说中有两种声音交叉发声，一种是希望女儿努力学习赢在起跑线上的充满焦虑的父亲，另一种是抽身事外，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看待这对父女的故事。当叙述者以第一种声音发声时，“我”牢牢掌握了话语权，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女儿的声音。比如父亲和女儿（梅思繁）关于当课代表的对话18在叙述女儿的话语时用了间接引语，这使得叙述者“我”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女儿的主体意识，女儿的声音受到叙述者“我”的控制，而“我”的声音则凸显出来。19这样的对比也反映出我要求女儿学好数学时强硬和不容置疑的态度。

但另一方面，叙述者对父亲的做法并不赞同，因此常常以一种嘲讽的口吻看待父亲的所作所为。比如对大人陪孩子练琴的叙述20，叙述者的语气中充满了对大人装模做样的讽刺和不屑，这时候的叙述者与其说是一个父亲，不如说是一个父亲站在孩子的立场为孩子发声。父亲语调和孩子语调两种声音的交织，在话语层面具有“复调”的意味。小说最后，叙述者发出“让小孩自己掌舵，大人站在旁边”21的呼声，可以看作是父亲和女儿共同的心声，也表达出叙述者寻求与孩子进行平等对话的意愿。

三  父与子共同成长：由规训者到同行者

19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父子关系从冲突走向和解，从对立走向协商。无论在内容还是话语层面，作者都力求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父子關系的平等，这一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绝大多数的儿童小说都涉及成长的主题，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儿童文学中，作者往往将这种成长聚焦于儿童与成人两方中的一方：或是强调用儿童的纯真来拯救成人的堕落，如五四时期许多富有“童心主义”色彩的作品;或是强调以成人的成熟来教育儿童，如“十七年”时期许多富有“教训主义”的作品。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则将“成长”同时赋予了双方，具体到父子关系的叙事中，则表现为父亲与孩子共同成长，而这种成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父子双方在彼此自我认同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和老爸的战争》中赵天平父子之间的敌对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子俩都出现了自我认同危机。赵子牛对自己的认知是矛盾的：“你是一个聪明的笨蛋！我在心里赞自己，也在心里骂自己。”22母亲的离世和父亲的突然出现使其陷入了埃里克森所说的“角色的混乱”。“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既肯定又否定：“我的聪明、我的能干得益于谁的遗传呢？是妈妈吧。可是，如果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聪明能干有什么用呢。”23然而在父亲找到安稳的工作并在生活中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后，“我”在学习上更为用功，同时也渴望得到父亲的赞许24，我能够更加坦然面对自己，面对母亲的去世。而对父亲赵天平而言，刚刚出狱没有工作，处在社会的边缘。妻子的离世和儿子的反叛，让他不知如何与儿子交流，只能用打骂的方式来树立父亲的威信。“仿佛唯有打我，才能够证明他认真担负起了教育儿子的责任。”25而当他真正意识到儿子内心的需求，按照儿子的意愿放弃开黑摩托的非法营生，勤勤恳恳重操打铁的旧业，他也真正确立了父亲的身份。

二是父亲促进儿童的社会化，儿童召唤父性的回归。“父亲不代表着自然界，他却代表着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支柱，代表思想的世界，法律和秩序的世界，游历和冒险的世界。父亲是教育孩子并指引他步入世界之路的人。”26《唐栗子和爸爸妈妈》的后记中写道：“父爱与母爱具有不同的质地。母爱亲切，日常，温柔，父爱则提供一种深层次的力量源泉，塑造孩子阳刚的部分。母亲往往更多地陪在孩子身边，让自己一直保持在孩子的视线中。父亲会更多地鼓励孩子去探索去冒险，独立开放地面对外部世界，而他待在孩子身后。”27唐栗子与父亲一起抓癞蛤蟆、放风筝，在相处中父子俩增进了交流，唐栗子也能够暂时远离母亲一味的保护和照顾，与父亲一起探索更广阔的世界，“父亲学会了理解孩子，学会接受一个真实的孩子。”28

E.E.莱玛斯特（E.E.LeMasters）在《父母身份的危机》29这份报告中提到已婚夫妇在成为父母后的种种无法适应：与西方文化建构的自我牺牲的浪漫母亲形象完全相反，事实是女性成为母亲后要承受种种困难。同样，父亲这一形象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建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赋予了父亲“教导者”的责任。但这一角色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父亲要在与孩子的交流中慢慢适应这一全新的角色。因此，小说的结尾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幸福结局，父亲唐老鸭充满疑惑地问：“儿子，还要经过多长时间，你才不会继续误会爸爸？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了。”30这一发问使小说结尾具有了开放性，也暗示父性的回归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从而反映出父亲成长的漫长和复杂。

19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父子关系不再是单纯的父慈子孝或是在父亲的权威下，子辈难有生存的空间，而是表现出一种更为平等、更为民主的代际关系。父亲不再是高高在上、毫无瑕疵的完美榜样，而是与孩子共同成长的陪伴者、合作者。

文中所探讨的几部小说都在父与子的沟通交流中，达成了共识，父子关系由原本的冲突变为和解。佩里·诺德曼把儿童文学看作是“一种最终实现田园般乌托邦的文学”31。约翰·史蒂文斯（John Stephens）等人这样评价儿童文学中的乌托邦现象：“正如最好的乌托邦写作所表明的那样，它在年龄、种族性别、自然与文化之间形成对话交流，这为更广泛的政策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机会，这或许能够避免强权对无权者的压制。”32

但是，“作为成人，无论是儿童文学作者还是推广者，我们都不可能无条件地废除成人世界的法则，因为那样我们就是颠覆了自身的存在。”33所以，“儿童主人公总是在一定条件下获得权力，而且无一例外都有时间的限制。”34因此，从更深意义上讲，儿童小说中孩子与父亲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一种有条件、有限度的平等，而并非绝对的平等，但无论如何，作者至少为孩子留下了协商的空间。

注释：

①Roberta Seelinger Trites：Disturbing the Universe：Power an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00，px.

②王天寧：《天冷就回家》，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③④⑦[意]鲁格·肇嘉：《父性》，张敏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303页，第303页，第245页。

⑤朱自强：《经典这样告诉我们》，明天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页。

⑥272830章红：《唐栗子和爸爸妈妈》，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第201-202页，第203页，第200页。

⑧⑨111215黄蓓佳：《平安夜》，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第8页，第112页，第68页，第162页。

⑩方卫平：《商业文化精神与当代童年形象塑造——兼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革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31431[加]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徐文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0页，第220页，第232页。

16范先慧：《扑朔迷离》，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页。

17这部小说主要讲父女关系，但这里不涉及性别问题。

182021梅子涵：《女儿的故事》，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年版，第31-32页，第80页，第167页。

19英国文体学家利奇和肖特根据叙述者介入的不同程度对引语做了有规则的排列，其中间接引语部分被叙述者控制，自由直接引语则完全不受叙述者控制。参见Leech.G，M. Short：Style in Fiction （2nd ed.）.Pearson Education，2007.

22232425徐玲：《我和老爸的战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2013年版，第61页，第80页，第151页，第129页。

26[美]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刘福堂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29参见E.E.LeMasters.“Parenthood as Crisis”，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19.4（1957）.

32Clare Bradford，Kerry Mallan，John Stephens and Robyn McCallum：New World Orders in Contemporary 31Childrens Literature：Utopian Transformation，Palgrave Macmillan，2008，p183.

3334Maria Nikolajeva：Power，Voice and Subjectivity in Literature for Young Readers，Routledge，2009，p204.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