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红 张器友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最大，这股在五四时期从西方引进的思潮，经过和中国文学的磨合与诠释，并应和时代之诉求，其内涵也随之不断变迁和发展，逐渐成为新文学的主流。将现代皖籍作家置于这股潮流之中，以他们的创作为案例，不仅有助于厘清现实主义的生命轨迹，而且可借此来考察皖籍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疏离与融合的关系。

关键词：皖籍作家;现实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疏离;融合

中国现代文学的结构谱系，主要由思想文化传统、美学传统两大部分构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一直着力启蒙，关注当下，表现时代精神，并参与了由政治文明建构的思想传统，与西方现实主义思潮交互。其中，皖籍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①皖籍作家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对时代的敏感性，从思想启蒙到文学革命，再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和抗战文艺运动，皖籍作家在每一个重要关口都身体力行，开一代文学之风。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一股创作潮流，把皖籍作家放置于现实主义背景下来考察，一方面可以清晰地窥见皖籍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融合与疏离;另一方面，由于安徽地域文化具有独特性，皖籍作家与同时代作家的差别也会相应凸显。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主要以台静农和吴组缃的乡土小说以及女作家苏雪林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以现实主义作为研究轴心，来探讨皖籍作家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一  台静农：乡土小说的发生

“五四”以来，乡土文学的创作初始以表现农村为主要题材，皖籍作家台静农师法鲁迅，继承了鲁迅先生的现实主义传统。1928年，台静农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地之子》，小说以作家的家乡安徽叶集古镇作为描写对象，描绘了家乡的闭塞和落后，展现了底层农民的遭遇，如吴大郎、四太太、得银、李小等农民的悲惨命运。真实是现实主义的生命，台静农对这些农民的生死抱有深深的同情，他不仅写底层农民的麻木和社会的病态，以及封建宗法制度对人的压迫，他还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了不同的权势阶层对农民进行压迫和剥削的问题：《负伤者》中妻子被地主恶霸霸占，自己被无辜关进监狱坐牢的穷苦百姓;《新坟》中儿子被大兵打死，女儿被大兵强奸致死，无法接受现实而发疯的四太太;《蚯蚓们》中，因为遭遇荒年而卖儿卖女，甚至卖掉妻子的灾民;《红灯》中，为了维持生存去当土匪，最后被砍头的得银。这些惨绝人寰的故事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家指出，封建宗法制和天灾人祸以及官兵匪的勾结，即阶级压迫是导致农民贫困的根源，可见，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探讨农民的命运，具有很强的历史进步性。

因此，和同时期的其他乡土小说作家相比，彭家煌的小说呈现出含蓄幽默的特点，在幽默中显现嘲讽和喜剧色彩;许杰则在乡土生活的描述中呈现出文人之气;王鲁彦却在作品中糅合了个人的情绪和观点，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而台静农的乡土小说则一直保持着叙事的距离，态度冷峻，不给予评论，呈现出“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香港的文学家刘以鬯先生认为，“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②

到1920年代后期，社会形势发生变化，革命文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很多进步作家也纷纷走向革命文学阵营，台静农的小说创作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尤其是1928年台静农被军阀关押50余天后，他亲身体会到社会的黑暗。1930年，他结集出版了《建塔者》，这部小说集主要描绘了青年革命者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时代的风貌。相比《地之子》，《建塔者》中的前几篇是顺着《地之子》的风格来写的，而后几篇则具有了革命小说的倾向，虽然有论者说《建塔者》的艺术成就不及《地之子》，但台静农为乡土小说到革命题材的过渡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经验，乡土小说的革命性因素与前期对底层人民苦难的描述衔接得恰到好处，这种写作方法的成熟，对后续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启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台静农发表《大时代的小故事》《么武》《被侵蚀者》《电报》四篇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他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抨击了腐败黑暗的现象、不顾民族大义的小丑、歌颂了抗战的勇士，以及站起来勇敢反抗的农民。纵观台静农1937年之前的创作，皆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手段，描绘了贫困的乡村、艰难的革命以及血腥的抗战，他一直以民族大义为其范本，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抗战胜利以后，台静农于1946年带领家人去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自此，台静农不再从事小说创作，而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1988年，《龙坡杂文》集出版，这部集子收录了台静农去台湾以后所写的散文小品，共计35篇。这些散文或追忆往事怀念老友，或谈文论艺点评经典，谈及朋友和家乡，字里行间散发着怀旧之情;谈及学术，又显得非常严谨和朴实。显然，《龙坡杂文》集与台静农之前在大陆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疏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显然，这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台静农不得不韬光养晦。

二  吴组缃：社会剖析小说的代表

1930年代，乡土小说在现实主义的脉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说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主要写乡土中国的落后与农民的愚昧，而在1930年代，乡土小说呈现出两种创作模式：一种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书写，表达了对乡土的怀念，充满着诗意和浪漫;另一种则是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小说，它标志着左翼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走上了创作的最高峰。社会剖析小说被认为是“开创新的文学范式”，它成功地把“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接过来加以发展，建立起全新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模式，兼具了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广度与深度，成为左翼文学创作的标杆。吴组缃作为其中代表，呈现出独特的创作风格。

一直以来，“吴组缃的创作屬于哪个阵营”是个热点问题，因为他关注底层民众生活，揭露社会黑暗，被认为是“左翼作家”;也有论者认为是“社会剖析派”;还被称为“第二代乡土小说家”。其实，吴组缃的创作兼具了这三个方面的特点，自1931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写他的故乡皖南泾县，他的小说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不仅呈现了皖南农村的人情风貌，还对农民破产、农村经济凋蔽和农民的愚昧无知等做了细致的刻画，并且对农民的抗争和革命心理也有细致的描写。“吴组缃和其他一批作家一起以深刻而扎实的乡土叙事小说结束了30年代初期公式化、概念化的‘农村革命小说流行的时代。”③

首先，吴组缃在小说中细腻地描绘了皖南风景，《菉竹山房》中绿树环绕，山水秀丽的金燕村;《山洪》中清丽的冬日雪景;《某日》里美丽的天空景色……还有错落有致的的河滩瓦屋、清澈见底的小溪、茂盛的卍字金银花，以及求雨拜神、各种节日风俗、唱花鼓腔等，美丽的自然景观与独特的风俗民情相交融，构成了吴组缃小说中特有的乡土世界，表达了他对故乡浓浓的深情，具有对乡土依恋的田园牧歌般情怀;其次，吴组缃的乡土系列作品视角较为广阔，对农村存在的问题具有多重思考：《菉竹山房》和《卍字金银花》等作品表现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官官的补品》和《樊家铺》则表现了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千八百担》说明了宗族制度的没落;《黄昏》《小花的生日》《天下太平》等作品描写了农民伦理道德的沦丧;第三，到了1930—1940年代，如火如荼的革命主题在其作品中也体现得很鲜明，如《两只小麻雀》《栀子花》《一千八百担》等作品，虽然“革命”两字在其作品中频频出现，但吴组缃的农村革命题材小说不同于同时代的丁玲的《水》、洪灵菲的《大海》、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等作品，他多以“革命”作为小说的背景，不刻意表现阶级对立的场景，更没有农民参加革命的正面描写，“革命”始终是作为背景出现，甚至是暗涌，以此来论述农村革命的必然性。

显然，和其他乡土小说作家相比，吴组缃的乡土小说别具一格，对于自己的故乡，他总是怀着知识分子的态度对故乡进行批判和审视，但又对故乡的人情风物难以忘怀。对于家乡的眷恋，是与当时以“京派”为代表的抒情乡土小说一致的;但他在乡土小说中开阔的视角，對农村问题的反映，以及对农民革命的描绘，又与以茅盾和沙汀为代表的“社会剖析小说”不谋而合，所以，吴组缃的乡土小说兼具了理性和感性，思考和抒情并存。

吴组缃在散文集《前记》中说：“那时我在学校读书，在日常见闻中，对当时剧烈变动的现实有许多感受。尤其关于我的切身境遇，我所熟悉的人和事，那巨大深刻的变化，更使我内心震动。我努力想了解这些变化的实质，认识它的趋向，慢慢从自己的小天地探出头来，要看整个的时代与社会。”④这段话反映了吴组缃创作态度的两个方面：一是文学要反映社会和时代;二是文学要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情，要有属于自己的真实生活经验。吴组缃的创作也确实合乎这两点要求，不仅如此，对于“真实的生活经验这个问题”，吴组缃还和茅盾发生过分歧，他认为茅盾在《动摇》中对胡国光这个人物的描写很不真实，是“凭了自己的理想来乱七八糟的加以描摹”，而《子夜》中的曾沧海更是如此，可以说是胡国光这类人物的改名换姓;而对于《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部小说，吴组缃却大加赞赏，他认为茅盾的这部小说有实际的生活观察和体验，对人物的描写非常生动，没有鼓舞和推动的成分在内，更为真实。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吴组缃对待创作是非常推崇真实的，在他看来，即使要写表现时代的重大题材，也不能舍弃真实，写作小说必须要从真实的生活经验出发，要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情，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才不会空洞和概念化。

正因为持此创作态度，吴组缃在194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山洪》成为他的绝笔。这部小说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以战争作为背景，描述了山乡生活和农民心理，后半部分描写了游击队领导农民去抗战，前后两个部分的断裂描写暴露了作家叙事的困境。长期远离故土，吴组缃对于家乡的记忆依旧停留在1920-30年代，但在1940年代的抗战背景下，皖南乡村和农民发生了怎样的巨大变化，作家却一无所知，在时代要求和真实的生活经验中间，作家无法获取平衡。因此，作家对《山洪》的失败耿耿于怀，既然对皖南乡村真实的生活经验停留在过去，无法在真实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对当下的时代做出描述，作家只好放弃了小说写作。

三  苏雪林：思想和行动相矛盾的女作家

徽州文化是安徽地域文化中重要的一支，程朱理学的思想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文化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从理学角度来说，徽州文化讲究纲常伦理，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包括忠君孝亲、男尊女卑、丧制礼服、修祠续谱和建坊树碑等。由此，徽州出现了大批的“贞女烈女”，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皖籍女作家苏雪林，即成长于徽州文化的背景中。

苏雪林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颇为复杂，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元老，作品众多，包括文学创作和学术成果。她的创作和现实主义精神若即若离，对左翼文学持有自己的看法，是一个较为独特的作家。她说：“我的思想逐稍偏于言志派，也可说是为艺术而艺术。”⑤

1920年代中期，为了纪念新婚生活，苏雪林创作了第一部散文集《绿天》，她用清新甜美的文笔诉说了新婚夫妇爱情的甜蜜。单看作品，会认为苏雪林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但事实并非如此。1956年，《绿天》的增订本出版，苏雪林承认初版是“有时不惜编造美丽的谎言来欺骗自己，安慰自己”，⑥因为苏雪林与张宝龄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她只是借美好的幻想来弥补内心的痛苦。而其长篇小说《棘心》，则是作者为纪念亡母而写，苏雪林与其母感情深厚。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杜醒秋留学国外，后来遵其母命中断学业，回来完婚，和苏雪林的经历几乎完全一样。在“五四”时期，有关婚姻爱情方面的作品，大部分都写封建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之间的对决，而苏雪林在《棘心》中的描写，是她的新思想和保守行为的矛盾体现，她借助主人公杜醒秋表达了自己渴望婚姻自由，但又深受徽州文化中“节”与“孝”的影响，成为背负着旧传统的人。

《绿天》和《棘心》这两部作品是苏雪林自传式的描写。同为“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苏雪林没有冯沅君那么坚定和反抗传统;也没有庐隐那样大胆和率真，敢于追求真实的自我;而和冰心相比，两个人都同样歌颂母爱，冰心想通过母爱来诠释“爱”的主题，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而苏雪林却用母亲的爱作为救赎自己的手段，用母爱做借口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保守和软弱。可见，尽管苏雪林接受了西方教育和“五四”浪潮的洗礼，但她的思想依旧很保守，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虽然《绿天》和《棘心》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描绘了“五四”时期女性的婚姻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但由于作者自身思想和行为的矛盾，又体现出了与时代的疏离。

1930年代以后，苏雪林创作内容逐渐丰富，增加了与国家、社会和民族相关的文章;1937年后，苏雪林的创作一改女性的纤柔和温婉，转变为男儿的豪放之气。她大胆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歌颂中华儿女的浩然正气，以及军民的家国情怀;且在生活中捐助黄金，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风范，并在文学创作上情不自禁地践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诉求。但同时，从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教学的讲义《新文学研究》来看，她对左翼文学的理论倡导又多持有不同的态度：苏雪林提倡创作自由，认为左翼文学是“垄断文坛”，虽然她并不反对蒋光慈以及其他左翼作家的创作，但她不认同左翼文学的倡导，认为左翼文学用一条简单的标准来评价千变万化的文学。从《新文学研究》来看，苏雪林对左翼文学的研究比较细致和扎实，对众多左翼作家的评析也都比较客观和独特，且有真知灼见的地方。但她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大学里，又接受了欧美思想的影响，所以，她一方面在现实主义的大潮中坚持着自我的判断和抒写，另一方面，徽州文化的底色又让她不至于过度做自我的坚持。而且，苏雪林半辈子都致力于“反鲁”，更表明了作家在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中的分裂，她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需要放到时代的语境和个人的经历当中去评判。

结  语

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皖籍作家皆讴歌时世，叩问当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的变革和文学创作，体现了一介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感。自古以来，经世致用、救时之弊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传统，中国文人把“治国平天下”作为治学的重要目标，“以天下为己任”是救国情怀的重要表现。而重视经世致用的取向在安徽地域文化中尤为突出，一直以来，安徽这片热土就战乱不断，灾难频繁，人民生活痛苦，颠沛流离，虽然民风淳朴，崇尚教育，但经济落后，民众保守愚昧。故而，重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安徽历代文人中主要体现为关注治国之道，勇于担当，敢于实践，并关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现代皖籍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皆源于此。

因此，上文论述的乡土小说作家台静农和吴组缃，皆以故乡作为写作的对象，用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探讨了故乡的人和事，体现了皖籍作家在经世致用的传统中所做出的探索和努力。除此外，陳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和《青年杂志》走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步，探讨中华民族逐渐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而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力推广白话文，启蒙民智，推崇现实主义，同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革命文学的奠基人蒋光慈，不仅自身参加了革命，而且开创了革命文学的先河，推动了左翼文学的成立，使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同时，和蒋光慈同乡的“未名四杰”，即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他们四个人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走上了文学创作和翻译的道路，他们翻译的作品大部分都反映现实、着力于对落后文化批判，体现了较强的进步性。此外，田间的战斗诗歌，阿英的“南明史剧”，张恨水的通俗文学，无不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综合来说，皖籍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使台静农和吴组缃后期的创作疏离了现实主义，其中包含着多重的原因，但不失为忠于自我，走出困境的最好方式;而与现实主义精神若即若离的女作家苏雪林，更是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个案。总之，皖籍作家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大海里的一朵朵浪花，是值得探讨和商榷的。

注释：

①谢昭新：《皖籍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②刘以鬯：《短绠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67页。

③方锡德：《吴组缃论》，载《文学变革与文学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④吴组缃：《吴组缃小说散文前记》，载《苑外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页。

⑤苏雪林：《文学作用与人生》，载《苏雪林文集》第3卷，安徽文艺版社1996年版，第134页。

⑥苏雪林：《绿天·自序》，载《苏雪林文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218页。

（作者单位：徐亮红，安徽新华学院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张器友，安徽大学文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支撑力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5ZYSZK021;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语—图互动中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传承和变异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SK2015A670;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新华学院大学生素质教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中国文学经典的传承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项目批准号：SK2015A194）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