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 刘潇萌

摘要：选择重读《耳光响亮》，就是想继续发掘这部长篇小说所呈现的历史和人性的纠葛与悖论，及其在时间和历史的发酵中爬梳出人性和灵魂深层的“意味”，包括伦理层面所张扬出的人性深度，试图凸显出存留于时间缝隙的“语境更新”之后的叙事引申义，在新的视野和范畴内发现精神的新质和裂变。事实上，我们在重读的过程中，已经深深体悟到这部小说在与我们一道历经时间、历史巨变之后，其具有的令人生畏的认识难度和表现难度。

关键词：人性; 伦理; 记忆; 东西; 《耳光响亮》

一

如果提及“重读”，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恐怕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那就是语境。对于一部虚构的小说文本，在何种语境下阅读和重新审视，一定会产生区别明显的感受和结论，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个体的审美接受问题，而且还有对文本叙事隐含“意味”如何重新发掘和判断的问题。在经历了一定的时间流逝及其“空间”的位移之后，“重读”衍生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感受和体悟，而“语境”的变化，它就会使叙事呈现出更多元的含义。就是说，在时间的流动中，文本写作者与阅读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互为”关系。而文本本身，它的叙事、结构、人物、故事和话语，整体地构成独立的价值系统和发散性话语结构，它形成并暗示着一种历史情形，标志一种价值判断，包括一系列与之相对应的审美法则。这其中，必然蕴藉着文本所呈现时代的现实、意识形态、生活化及其民间趣味和信息，构成诸多内容与形式的复杂关系和隐喻系统。一方面，文本自身所具有的被规囿于表层的、非本质、形象的叙述层面，它作为“原生态”的历史事实存留于已有的叙事框架之内，成为叙述的基本表意元素;另一方面，写作主体对叙事结构赋予自身强烈的主体意识倾向，必然主动地在文本里“嵌入”“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它会让叙事主体突破既有的叙事机制，能够更自觉地实践叙事语境的界定。这两个层面主要是互相补充、渗透、比附，双向运动，但是，也可能相互对峙、矛盾和隐藏。正是这样的文本，经由时间的流逝、淘洗和历史的“挥发”与变异，渐次生发出“沧海横流，方显文本本色”的精神气度和美学意味。我们相信“重读”一定会最有效地释放出文本的“符号性”品质，即发现隐喻性内蕴和力量，洞悉作者的“言外之意”“应有之意”甚或没有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以上，或许部分地构成我们重读作家东西长篇小说《耳光响亮》的基本动力和阐释冲动。我们并不想重提“重写文学史”之类的话题，但无论是“重写”还是“重读”，究竟意味着什么？可以说，“仅用一种叙事去取代或是补充另一种叙事似乎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关键在于能不能对这些叙事提出自己的解释和历史的说明。‘重写的大前提在于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性质和它的历史语境。”①因此，我们选择重读《耳光响亮》，就是想继续发掘这部长篇小说呈现的历史和人性的纠葛与悖论，在时间和历史的发酵中爬梳出人性和灵魂深层的“意味”，包括伦理层面所张扬出的人性深度，试图凸显出存留于时间缝隙的“语境更新”之后的叙事引申义，在一个新的视野和范畴内发现精神的新质。事实上，我们在重读的过程中，已经深深体悟到这部小说在与我们一道历经历史巨变之后，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认识难度和表现难度。

二

毫无疑问，任何一部杰出的小说文本，无不洋溢着浩瀚的象征、宽广的寓意和灵魂的回声，这是叙述文学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不同文本叙述所呈现的美学形态——或奇崛瑰伟，波澜万状;或朴实无华，从容写实;或虚拟抒情，或语言狂欢，或梦幻、魔幻——曲径通幽。也就是说，作家的叙述，在复杂的或简洁的文本平面上，都会涨溢和蔓延着词语生长出来的隐喻意义、细部修辞和精神价值。当然，这样的小说文本，古今中外并不鲜见。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卡夫卡的《变形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苏童的《米》，等等，它们都无处不洋溢着象征，无一不是经由想象力实现巨大的隐喻和引人深思的寓言，从而，接近世界、事物和人性的真相。这样的叙述，既可能是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生动故事，也可以是人生经验和记忆的重构;它可以是历史的折光和反射，也可以是现实的变形和魔幻。

如果从这个视角审视东西的小说创作，他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都是具有极强的寓言性品质的文本，寓言性品质不仅为东西小说提升了文本价值，而且，充分显示出经验的独特性存在及其处理策略。在讨论小说寓言性品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加关注小说文本寓言性生成及其写作发生，即作家处理信息和生活经验的方式问题。其中，还包括信息、回忆、记忆、虚构、想象力和表现力的诸多考虑。一位作家的文学叙述，如何才能够真正产生出超越时间和空间意义的关键，不仅是认识、思辨力的超前性，还在于叙事伦理的核心——良知，这是文本思想价值的重要来源。另外，文本是否有寓言性，是否蕴蓄更深刻的意义、价值和启示性力量，仍然取决于作家处理经验、辨析表象和真伪的能力，取决于作家自身的主导性力量。实际上，作家在处理经验、重构或再现历史、现实的时候，必然表现为作家通过叙述对现实世界进行结构性把握，以小说的叙述结构，建立起全新的经验世界的隐喻、寓言、象征结构，从而实现创作主体对现实的形而下超越，即透过现实世界与生活表层结构，使文学表达出能体现生活内在本质的本體结构。在这里，叙述需要诗性与时间的和谐呈现，那么，使两者完善与和谐的途径仍然是创作主体对于世界结构的清晰把握。说到底，创作主体只有充分地体验时间，即与人的生命及其价值相关的时间，才能诗化时间，诗化生活和人生，诗化生活结构。因此，故事、结构和叙事，在叙述中将客观物理时间转化成充分体验后的心理时间、文学时间，也就可以实现创作主体对表层现实的超越，也就是作家以叙述的方式保持记忆，反抗遗忘。《耳光响亮》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它将社会巨大转型期人性、伦理和俗世的芜杂状态，通过在一个时间长度中的复现，让特殊年代的历史纠结辐射到现实的镜像里，彰显历史运行与个人经验、个人心灵之间的距离和错位、迷惘和伤痛，以及灵魂在与隐含结构对峙中所释放出的令人惊骇的能量。而它不可低估的寓言性，使我们真切地探测到，从1970年代穿越至1990年代社会生活及其人性状态。

结构主义学者霍金斯认为：“结构主义基本上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一思维方式中，“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②作家余华曾反复强调，人作为创作主体同现实世界及时间的“结构关系”，③所以，东西作为创作主体对经验、时间重新进行结构，捕捉或寻找在各种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小说文本貌似封闭的文学空间获得个体对世界新的认知和理解，从而呈现出世界的内在蕴藉。即在小说的故事、人物、叙述语言和文本结构中，找到历史和人性最真实的存在本相，抽象出寓言性的关于存在的多种可能性。1996年底，三十岁的作家东西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如果从“文本来源”的角度考虑，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作为写作主体的作家东西，怎样面对自身“童年经验”与历史的关系，又是如何让小说“大于”作者经验和“个人记忆”。小说最初发表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和评介，这显然是“接受美学”应该探讨的“吊诡”的案例。我们以往的阅读，似乎更愿意在一定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实际”的维度上进行想象和展开。那么，二十余年之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东西对历史、人性和现实叙事的精神维度，想象的前瞻性？因为，东西选择叙事的起始时间为1970年代中期，而这个时候，正是历史即将发生重大“转型”的节点和“过渡带”。

在这里，我们不仅要区别“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可能发现的事情”，更要厘清作家如何在叙事中建立人与生活新的结构关系，以隐喻出事物“可能性”的呈现。我不反对有人曾将这部长篇小说直接“划归”入“成长小说”序列，然而实际上，这终究是一个“狭窄”的文学接受通道。倘若我们沿着这条“狭窄”的通道，进一步从“大时代”“小人物”以及市井人生的视角，来考虑这部长篇的叙事初衷，或许会延伸至时代、社会、人生、人性、伦理的层面，审视历史转型期的精神想象和文化积淀。本雅明曾说过，小说家所需的持续记忆与讲故事人的短期记忆形成了对照。无疑，本雅明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考察东西小说对于经验的处理方式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作家东西对事物和历史的“持续记忆”，在转化为文本叙事的想象动力时，作家便意识到那种神秘的“本质”力量在不遗余力地支配他去“编排”、重构和讲述。“持续记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它会联通历史、人性与现实在另外一个时间节点，让叙述以其丰富的混沌超越作家的限度和审美立场呈现出来。试想，这个时候，我们的“重读”将会在文本中看到什么？东西“重述”197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末这二十年历史与现实的想象起点和精神“回返地”究竟在哪里？

其实，这个时期东西的写作，与苏童早些时候的创作有着惊人的同质性。我在谈及“苏童小说的童年经验”和他的写作发生时，曾提及苏童“香椿树街”小说的写作，与苏童个人经历、经验和记忆的微妙关系。他回忆、想象着“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④。可能谁也没有预想到，这条街，苏童竟然沉溺其中写了三十余年，至今，他以这条街作为叙事背景，演绎世态人生的写作仍在继续。有人嗔怪苏童要一辈子陷在一条街里出不来，其实，在苏童这里，他坚守这条街几乎已经成为他的哲学问题。而且，这是作家个人生命体验或经历“持续记忆”的美学延伸。

我们知道，1966年出生的东西，“出道”比1963年出生的苏童稍微延迟“半拍”，但是，这可能恰恰决定了东西可能会在“晚生”的时间之流里，寻觅到时代生活中另一种“意外”的惊奇。在《耳光响亮》中，牛红梅、牛青松、宁门牙、刘小奇这些人物，与苏童笔下的人物极其相近、相似，他们除了“拥有”街头，但更多的人物，还在家庭伦理结构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东西除了像苏童呈现富有暴力色调的“少年血”的粘稠之外，更加表现出这一代人在精神、心理、伦理几个方面的无知、迷乱、“疯癫”的状态。当然，这也表现出他们与父辈之间无法和谐的伦理关系，这些，都强烈地呈现一代人曾有的精神、伦理、价值系统的紊乱和“无序”状态。也就是说，“父亲出走之后”，空余的虚位像影子或无形绳索，可能依然捆绑着后代手脚的曲张，使之愈发缺乏信仰或尊严。尤其是父辈“意外”失踪、死亡之后，对后辈带来的可能并非是解放，而是一种无所适从、迷失，甚至是彻底反叛、放纵和宣泄，其实，这是一种心灵深处的迷茫给他们带来的挥之不去的幻灭感。牛青松在重审寻找、确立自身价值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的孤独与迷惘，体现出人物个性的复杂性和时代变异中的深度迷惘、恍惚。在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如果没有文化、道德、伦理的约束，人性朝向野蛮和粗暴、灵魂狼奔豕突的可能性。因為父权代表的秩序、规则的迅疾消失，必然让青春期特有的暴力、血腥与破坏力在特殊动荡的年代像野草般肆意疯长，牛青松、宁门牙、刘小奇在残害别人的同时，都在激烈地摧毁自己的天真、善良品质。作为长子的牛青松，在父亲失踪之后，立即呈现出无羁和放纵，牛青松的疯狂施害于包括母亲、姐姐等家庭成员，他对于继父金大印百般凌辱，继而，引诱流氓刘小奇强奸自己姐姐牛红梅。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宁门牙、刘小奇、杨春光等在时代的潮涌中，还会陷入那些不可思议的“嚣张”“暴力”“欺诈”，即使在历史不断唤醒内心的时刻，其灵魂依然无处也无法安妥。

毋庸置疑，“耳光响亮”就是一个隐喻，是一个有关灵魂无着的隐喻。究竟是谁还依然惘然？谁人已然正在苏醒？青春的迷惘、混沌的精神状态，在历史、社会转型期形成这样一个现实隐喻，让我们直面人生的晦涩、晦暗，直击物质性存在，生命一次次缓慢的毁损和磨蚀，在牛翠柏的成长中渐渐刺痛内心的单纯。少年与血、青春冲动、“原我”欲望、生命和死亡交织，他们“懵懂”时期无不在吮吸自己的无知、愚顽与骚动不安以及自我伤痛意识的缺乏带来的麻木。好的作家，一般不去追求对人物精神结构和心理空间的穿透力，也许，他们都很清楚对人物行动的精确求证，会破坏小说结构可能造成的叙事的神秘力量。叙述空间的转移和扩张并不会割断记忆中的时间，人物将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获得进入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作家可以让叙述者与故事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叙述也都保持一种完整而匀称的结构;也可能直接渗透进叙述，让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在富有个性的口吻下保持着一个富有个性的语境，这不仅意味着它们有着某种一致的情节逻辑。同时，语境的统一、对话空间的建立，人物之间的相互“补充”，也喻示着对生活、事物、人性判断的共同认可。东西不想在作品中出现面目不清的人物，而又无意去刻意地剥离、拆解人物关系，这样的写法，虽然不易破除人物的神秘性，东西采取的这个路径，却加强了“少年视角”的单纯性，免除更多“杂质”对事物的判断。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复杂的寓言，这种寓言性不仅喻指一个时代的灵魂镜像，而且直抵人性深处。

米兰·昆德拉在谈及现代小说家布罗赫的写作时说：“既定的现代主义废除了小说人物的塑造，认为这种人物说到底不是别的，只是毫无意义地掩盖了作者脸孔的面具;而在布罗赫的人物中，作者的自我是不可识破的。”⑤将这一观点联系《没有语言的生活》《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私了》《请勿谈论莊天海》《蹲下时看到了什么》等一批东西最重要的中、短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东西写作的现实担当和勇气。他总是透过生活本身的表象捕捉人性的善与恶的“存在之虞”，以及去寻找民族心理结构中的“凛然之气”。在他的叙述里，可以发掘出我们时代最隐痛、令人惊悸、也最需要反思的诸多问题。现在，重读东西这些小说的时候，我们仍无法摆脱后来阅读《后悔录》和《篡改的命》时所感受到的灵魂冲击力。我甚至隐约地意识到这些“故事”并非他虚构出来的，仿佛前不久某一份晚报登载过的“事实”。我猛然想到，“篡改”“私了”“小蜜”“没有语言”这些特定的概念，会否成为几十年之后人们谈论东西的小说和我们时代时需要使用的关键词。也许，文学所记录的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包括在某一个时代“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将成为保持记忆、反抗遗忘的“记事簿”。“因为，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作家都无法斩断与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共振的心弦。”⑥这部写于1996年的《耳光响亮》，依然如是。“耳光响亮”这个意象或隐喻，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人物说到底不是别的，只是毫无意义地掩盖了作者脸孔的面具”，同样是人性、伦理和历史的一面镜像。

三

历史、人性和现实，这些附着于经验和记忆中的重要元素，对于东西来说，不仅仅是推陈出新的时间流变，同时也是亘古如新的返本归元。惟此，想象力、虚构力和时间之于经验的重构，才有可能进一步激发反思人性的力量和意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东西貌似游走于历史与虚构的边缘，实际上，他的叙述，在过滤掉历史的烟尘之后，已经使人性的真相更加清晰和逼真。回到“原生态”，并非只是依赖“记忆”才能够实现的，而且需要摆脱时间和空间的扭结。但是，出虚入实，搁置应该视为已然的历史，重新考掘事物的真相，终究需要尊重记忆和现实经验的分野，以其审美的包容力显示其人文精神及其立场的犀利与深沉。

这部长篇小说还有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主题，就是寻找父亲和“审父”。虽然，“审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并不构成主要的主旨和情节支撑，而且，“审父”的意图和方式，一方面，更多是由牛青松和牛翠柏对父亲日记的“破译”来实现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历史在构成一个重大拐点之后，人性试水的深度和广度，更加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东西的“耳光响亮”，究竟是谁的耳光。它是父亲打来的耳光吗？还是我们打了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其实，在文本叙述中，更多的时候父亲并不在场，曾有的历史、囚禁的人性及其伦理秩序，在牛红梅、牛青松、宁门牙的“反叛中”滑向暴力的场域。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评述的，牛青松的行为反映了在没有精神之父的时代，青年人“垮掉”的精神面貌。作为历史的后来者，如何才能迅速融入时代发展的洪流中，避免成为历史断层中的“错位者”，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拥有主动权，从“少年管教所”出来后，他迷途知返，试图建立起有尊严的生活诉求，可是，即使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无所归属的精神、心理和压力，迫使他无法掌控沉重的、灵魂曲直的双刃剑。孤独、迷惘的感伤情绪，使他们不得不回到过去和传统的历史窠臼，这也导致牛青松踏上艰难的寻父之路。父亲日记上的神秘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他寻找的依据。寻找的过程，也是灵魂解密的过程，日记上的神秘话语，显然是一代人历史和人性的双重象征，解密也意味着解读当代历史中人性相互龃龉的奥秘。对于出走的父亲，他在精神层面到底出现过何等的危机，牛青松究竟有没有成功解密，这些，在文本中始终是一个迷局。因此，小说叙述没有安排他寻父成功的结局，而是让他意外坠河身亡，无形之中，叙述又增设出一个“局中局”结构，这在文本的表层意义上，是否能够说明牛青松在寻找历史真相和精神奥秘时，必然要与之发生的精神性断裂。

小说的结尾，那个走失的父亲，那个痴呆的、失忆的父亲“回来”了，或者说又出现了。或许，他丢掉了该丢掉的，同时也丢掉了不该丢掉的，丧失了不得不丢失的。东西“设置”了一个异常吊诡又无法不接受的结局，父亲已经断然失去了与真实世界的紧密联系。我们必须思考，父亲的归来或者“重现”，难道是既想躲避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窘境，又无力确证自身曾有的历史吗？或者，他本身作为一个寓言的符码，正预期事物存在着某种精神、灵魂系统“隔离”的发生。在这里，记忆成为一个奇诡的、重要的要素。一次源于“个人”的有关历史断裂、记忆缺失、人性失格的遗忘，一种“不在场”，已经无法再连缀破碎、割裂的人性世界。从此，父亲就代表着一个“盲区”的存在，无法洞悉人性的真相和本质，灵魂成为漂泊不定的游弋之魂，构成另一种历史的“疯癫”。这时，我们不由得想起格非《人面桃花》中的父亲陆侃。格非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也是刻意地拟设了父亲路侃的“走失”，就是说，陆侃的“不在场”也是作家一个充满智慧的“设计”。这个人物始终处于“被讲述、被猜测”的状态，这个人物在人们的感觉中日渐符号化，人物的命运，带动着叙述的绵延，使得现实的“发展”更具深长的意味。符号化人物是一种稍显平面甚至理念化的人物，但也正是这个人物打乱了叙述历史惯常的线索关系，悬置于整体叙述空间之中，成为一个能指。在《耳光响亮》中，我们也仍然能够强烈意识到东西对历史纵深发掘的渴望和失意。这个“失意”，最终选择表现为主人公牛正国的“失忆”。看得出来，东西藉此小心翼翼地勘察1976年及其以后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变局。

回望“先锋小说”创作，表现“审父”主题曾经达到过一个不小的高潮。余华的《世事如烟》《一九八六》，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苏童的《南方的堕落》，先锋作家通过这些作品中父亲的疯癫、堕落形象的描述，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父辈的生命光环。先锋作家的这一书写，可以从非理性的生命哲学来展开，它的基本命题是“生命意志”“性本能”，崇尚生命个体和主体性的解放。父亲为什么出走？这依然是一个历史的问号。其实，关于“无父”和“父亲死亡”，作为缠绕这部长篇的一个“症结”所在，恰恰可能引申出历史链条中人性的多重纠结和存疑。父亲代表着历史和传统，是某种权威与力量的象征，这种权威与力量对子辈造成了压抑。因而，“寻父”“审父”，成为了叛逆后辈的必然选择，它的深层心理动机则是对既有文化、伦理秩序的反叛。父亲留下几本日记出走，这其中的“悬疑”，也是不乏刻意的无奈。面对历史怎么办？如何才能真正走出历史，走进未来？

另外，必须提及那个曾经一度试图扮演父亲和“英雄”的金大印，在“英雄梦”破灭之后，一夜暴富，继而灵魂再次发生伦理嬗变。他竟然拋弃一起生活过多年的何碧雪，并且以一笔“赞助”为交易，迎娶何碧雪的女儿牛红梅为妻。在这里，多年来始终沉浸在“英雄梦”里的金大印，也残忍地给何碧雪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对于女性来说，拥有丈夫和孩子的家，是人生最后一个落脚点——灵魂的唯一归宿，但矗立在何碧雪面前的却是斯特林堡和尤金·奥尼尔所想象的令人窒息的“黑暗的壁橱”。丈夫和女儿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无法出走的娜拉”。东西似乎想“虚拟”出“父亲”荒诞无稽和悖谬的一面，令人无限感慨人性的扭结和畸变，并深入思索世道人心在任何状态下的失衡。这其中蕴含的寓言性，显然想打破二十余年时间平面上经验和意识的自足，而让人性发生惶惑和眩惑，竭力地让我们洞悉人性的黑洞，以此重建伦理和生命的尊严。

王德威认为：“文学反映人生那套公式已是强弩之末，不足以刻画当下光怪陆离的现实于万一。”⑦我们也会更加感慨科幻作家韩松所言：“中国的现实比科幻还科幻。”⑧东西在谈及“现实比小说荒谬”时说：“现实是没有逻辑的。当童话的逻辑碰上了现实的没有逻辑，那我就会感到措手不及。”显然，现在的问题是，存在世界和现实的复杂性不断地超越作家的想象，与其说作家在现实中发现了荒谬，不如说现实本身所具有的荒诞性更让我们诧异。可以设想，倘若现实所发生的一切，让作家们丧失想象力和自信，那么，虚构将会成为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东西在1996年梳理二十余年中国当代生活和人性的变迁，那时，他不仅已经充分意识到当代生活中人性的变异程度和伦理的错位，而且体悟到一个作家“内心的尴尬”。但是，东西“喜欢描写生活中的悖论”，因为，他更愿意在其中获得悠远而深沉的历史回声。

注释：

①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霍金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③余华：《虚伪的作品》，载《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④苏童：《苏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⑤[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⑥张学昕：《无法篡改的叙述——东西小说论》，《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⑦王德威：《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悬想”与“神思”》，《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

⑧韩松：《当代中国科幻的现实危机》，《南方文坛》2016年第6期。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觉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写作发生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BZW154）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