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岗 张斓

主持人语：大学时上美学课，知道了距离产生美。后来同理从反面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夫妻之间会逐渐失去美感体验。和对象太切近了，功利直接影响判断的态度和立场，尤其是情感的左右几乎不可能摆脱。所以谨慎地面对眼前的一切，实在是完全必要的自省。冲动是魔鬼，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惨痛的教训。也因此，面对历史的谦虚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是从这次疫情舆情中产生的一点点小感触。

文学也是这样。当我们踌躇满志陷入批评的狂欢时，其实正在为历史准备好了被批评的材料。我们的批评最幸运的也不过是批评史的史料吧。“批评和批评史”既为现实当下所需，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为历史书写留下一份记录。得失判断自有时间来证明。每每我们要往前走一步，总得通过反顾来路而确定前行的勇气和方向，获得信心，呼唤同道。回顾历史也因此称为“批评的理性体现”，一如现实中的政治智慧体现。

黄谷柳因其特殊的贡献，是现代文学史上必须提到的作家。但他的名字又往往被遗忘或忽视，成为一种“主流中的边缘人物”，同时代其他人的光芒吸引了所有的目光，他却被淡出了。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错失和遗憾。林岗教授的文章提示我们：其实，“主流中的边缘”现象，多比主流本身提供的历史教训和启发远要生动，时过境迁，其他的声音显示出了价值，现实到了必须调适的时候。黄谷柳本是一位作家，但他在聚光灯外对于新中国文学、当代文学的思考，同样成为今天的重要启示——我们如何塑造新人物新文学？这是眼下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新时期以来最著名的代表性批评家雷达先生，可以说就是类似黄谷柳探索道路上的呼应者。作者称其为一个有“温度”的批评家，这不仅是指批评实践和批评思想的情感温度，也是指雷达先生的批评人格和批评形象的温度。作为曾和雷达先生有过多次交往的后辈同行，我们迄今仍在感受着前辈的温暖赐予。我们很想把这一份温暖传递下去。牛菡正是耳聰目明的年纪，她看到也听到了已经遥远了的“十七年”时期的一种特殊声音和它别具一格的发声方式——诗朗诵和朗诵诗。依仗年轻人的强大身体资源，利用“后浪”的无畏后发优势，再次以新的姿态进入历史的深处，确实更能够听到、感受到独特的、也是熟悉的历史回声。宏大历史中的声音，很多就是文学的声音，诗歌的声音。诗朗诵和朗诵诗的主题讨论，不仅在诗歌史，不仅在文学史，也在国家发展的历史上，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历史上。如何理解、处理各种声音的问题，声音的主体和受众，声音的生产机制，声音的功效和走向，这在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要难题。最广义地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包括发声的姿态和方式，也已经变了，而诗朗诵和朗诵诗则隐藏有中国声音及其方式的核心密码。

时近五月，返校在即。疫情的闭锁即将结束。我们经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时期，成为一个大事件的当事人，同时也是一个观察者、思考者，甚至是一个介入者。有时我们不能不有一种无力感，太渺小了，面对这种种一切。但明天的太阳依旧升起。我们的判断来自经验，经验则来自失败的教训。这是我改编的一句电影对话。抖擞精神，下期再见。

——吴俊

摘要：黄谷柳声蜚文坛的《虾球传》甫一告竣，便立即投身军旅，加入南下大军。稍后借入朝慰问志愿军的机缘，留在战地达一年又半。他为如何写“新人”的困惑，寻找自己从“亭子间”到“根据地”的新的写作路径。黄谷柳在朝期间写下了大量日记，详细地记录了他在战火纷飞的战场采访“新人”以及思考如何表现“新人”的文学足迹。从朝鲜归来后的十余年间，他完成了构思中表现“新人”的大制作并取名《和平哨兵》，但1966年前夕又将之付诸一炬。由“新人困惑”而来的“深入生活”，摸索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怎样在新的时代社会里进行，到底能达致何种程度的文学收获？是成功了，抑或只是一个理论的幻觉，依然不得而知。

关键词：黄谷柳;《黄谷柳朝鲜战地摄影日记》;新人困惑

一

用明夏完淳《哀钱漱广》的诗句“千古文章未尽才”①来形容作家黄谷柳的人生和创作是恰如其分的。黄谷柳才华横溢而传世作品不多，为人时常称道的仅《虾球传》，但就此也足以让他跻身于大作家之列。在1949年前后写作以地域色彩见长的华南作家群里，他最为读者喜爱，拥有最为广泛的读者，而且文学成就首屈一指。虽然批评圈或因他的离去已久而评价不足，但那显然是低估了这位作家不凡的才华。《虾球传》第一部《春风秋雨》甫一出版即一纸风行，刚好半年，就三版付印。黄谷柳始料未及，在《三版题记》中用“惶恐”来形容，因为“这部小说的每一行描写每一句话都有无数关切的眼睛在盯着看”。②大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如今展卷一读，依然兴味盎然。文本跨越时代历史风烟的美学特质还像当年那样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这正是这部作品的不凡之处。就算他的人生在1950年代后期颠簸坎坷，可进入了稍微平静的1960年代，他也贡献了根据同名沪剧改编的电影《七十二家房客》。正是由于他的改编，“七十二家房客”成为粤语电影、电视剧长盛不衰的题材，一直演到如今。虽说这后人的“翻版”，已经与他的原作没有多大关系，但正是他对题材的敏锐发掘以及他改编所塑造的美学风格，奠定了后人可长期模仿和袭用的基础。

由夏衍主持的香港《华商报》1947年11月开始连载《虾球传》，至1948年12月30日第三部《山长水远》连载完毕。在黄谷柳原来的构思里，本来有第四部，连书名都起好了，叫《日月争光》。出人意料，他没有继续写下去，放弃了文坛声名鹊起的势头，没有像当今作家一样“趁热打铁”，而是投入军旅生涯。1949年2月入党，7月旋即在组织安排下先到粤西打游击，迎接南下大军，后作为战地记者随军解放海南岛。这个变化，夏衍的解释是黄谷柳对先前描写较多的“旧社会的痛苦和伤残”“已经不感兴趣了”。③这个解释固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离开了黄谷柳写作的脉络。《虾球传》的前两部，构思类似“历险记”或“流浪汉小说”类型，叙述流浪儿虾球在草根社会摸爬滚打的种种经历。到了虾球故事的第三部才在构思上转变为“成长小说”类型，叙述虾球如何从与其他小流浪汉“桃园结义”到参加游击队。按照这个脉络，第四部“日月争光”很可能是写虾球如何在战争环境中进一步成长为新人的故事。其实这个脉络，与黄谷柳从青年时代开始在底层社会艰难奋斗，追求光明和进步的经历高度一致。但是无论是作为追求光明进步的青年，还是作为一位作家，此时此地，却遇到了“从亭子间到根据地”的问题。他不熟悉“新世界”，也不熟悉新的人物。作家固然有虚构的特权，而黄谷柳肯定不想滥用这特权。此时搁笔，一方面体现了他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追求进步的作家普遍遇到的问题——如何写新人的问题，简称“新人困惑”。我们知道在《虾球传》广受欢迎的同时，也从香港左翼批评传出质疑的声音，如楼适夷曾发文不认可虾球这个人物的真实性。④黄谷柳1948年9月在香港《文艺周刊》发表《答小读者》，从自己的童年坎坷说起，语气委婉谦逊，其实是回应“大读者”善意的质疑。他说，“震撼全人类的历史大事件正在中国的大地演进中。没有一个人不或先或后受到这大事件的震撼。从一个最落后、最弱小无能的人物的身上去看看这个震撼给予他的身心影响是怎样？看看这震撼的力量是这样的深而且广？现实已经提出答案，但在某些区域的文学上，还是一张白纸。”⑤这就是他对现实主义写作精神的理解：从时代社会大事件探入落后弱小人物的身心震撼，又从小人物的身心影响中看出时代社会的大事件。《虾球传》就是填写在区域文学“白纸”上的创作。同在这篇短文中，他意识到今后可能不一样了。因为，“新中国在胎动中。新的人物，新的英雄，在不断地涌生。”⑥他决心要写“新人”了。

黄谷柳想通过亲身参与到为了解放的人民斗争来获得第一手资料，然后才动笔写作。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他搁笔前后对文学创作思考和认识的直接文献了，但幸而他留下一部抗美援朝参加赴朝慰问期间写的日记。这部日记由他的外孙女黄茵女士整理而成，取名《黄谷柳朝鲜战地摄影日记》。其实它包含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黄谷柳作为摄影爱好者的战地摄影，另一部分是他走访战地的日记。他的日记以记事为主，兼及点滴想法。虽然多是一鳞半爪，但对了解黄谷柳以及那一代人，在新旧交替的截然时刻怎样思考，怎样既勇敢迈进新的时代又坚持自己的写作信念，是弥足珍贵的。

二

延安的出现对追求进步作家的写作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是毛泽东在《讲话》里形象地比喻成“从亭子间到根据地”，将此问题提出来就普遍地被认识到的。由于当时整风运动正在开展中，它几乎被当作除了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问题含义之外不存在其他含义的问题，或者说相当多进入解放区的作家是这样理解的。当然“从亭子间到根据地”有世界观和立场问题，但这个命题其实包含了比立场和世界观更多的内容。时代和社会的急速转变向那些坚持现实主义写作的进步作家确实提出了一个怎么写的问题。就算立场和世界观问题解决了，他们也不能自动就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对写作来说，它比立场问题可能更迫切、更棘手。“亭子间”时代只写旧人物，而“根据地”时代要写“新人”了。“新人”是怎样的一种人？怎样在艺术上表现“新人”？“根据地”还有旧人吗？如果有，和“新人”是什么样的关系？作家之被称为作家乃是由于他的写作。如果作家不能像胡风说的那样进入生活里面，与自己的人物在一起搏斗，一起经历痛苦和欢乐，他又怎么能汲取大地的养分、生活的材料，写出说服自己的作品？对于那些真正扎根大地而寫作的进步作家，正是现实主义精神的驱动，使他们萌生投入那原来不熟悉、现在却扑面而来的“另一种生活”，哪怕暂时放下笔也在所不惜。

黄谷柳正是1949年前后意识到“新人”问题对作家的紧迫与丰富意味的作家之一。他想通过“深入生活”找到他需要的答案。从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到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署，前后三年。三年之中，新中国赴朝慰问团先后组织过两次，第一次规模巨大，成员包含各条战线，多达五百余人。第二次成员多为文艺界，由作家巴金任团长。就笔者所知仅少数人参与前后两次赴朝慰问，而黄谷柳就是其中之一。他第一次入朝时间略短，1951年4月到5月。第二次从1952年3月到1953年5月，在战火纷飞的战场共停留了一年有半。黄谷柳为什么一再入朝，是有关方面的安排，还是主动请缨，现已不得其详。再次赴朝的首篇日记写于3月17日。黄谷柳记道：“二月十日抵京，到文联报到”，⑦此外没有交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黄谷柳第二次入朝慰问的停留时间那么长，显然超出了慰问的使命。因为最迟到1952年8月，艺术家慰问团的集体任务已经完成。8月19日，黄谷柳写道，“巴金今天下连队，去两周回来便整装回国。”⑧为了写作的素材，巴金很可能都已经是推迟回国的了，而黄谷柳还多停留了大半年。这大半年中，日记没有涉及他和其他慰问团成员的集体活动，只有他的个人行动。他的足迹遍及朝鲜百姓的乡间田野，志愿军战士的驻地，战场的地堡、坑道;他和最基层的战士在一起，还去到了上甘岭、战地医院;他访问了战士，和113师文工团在一起。种种迹象看来，黄谷柳是借入朝慰问的机会，为了构思大制作而“深入生活”，和他笔下的人物在一起“搏斗”。这既是生活，又是写作的一部分。写作和这种生活密切地交融在一起，不可分离。

艺术家入朝慰问志愿军，其工作可分为两个层次。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当然是用“战时文艺”去激扬和鼓舞士气。举凡演唱、说书、弹词、快板、活报剧以及作家采写的通讯、报道都属于“战时文艺”。其次才是作家体验生活，采集战场素材，为日后构思写作反映这场保家卫国战争的文学创作提供基础。前者尚可应时，后者急就章是做不来的。它实际上是个软任务，做与不做以及做得如何，全在乎作家的个人处理。黄谷柳参与慰问活动，显然是能够分清入朝慰问的急缓轻重的。他写了许多反映英雄事迹或揭露敌人的急就短章，给国内的文艺刊物发表，如1952年5月5日写道：“整天在寓写稿，寄出《英雄的妇女》《美国自由世界和毒虫在一道》两篇，另一篇《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有点毛病，要改一改。”⑨5月14日写道，“改好《祖国不远》一文。”⑩6月30日又写：“下午草《人民的选择》，晚完稿。”11黄谷柳在朝鲜战场写的通讯、报告后来结集成《战友的爱》，由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他一面创作短剧、歌词给活跃于战场的文工团演出，另一面更难能可贵的是黄谷柳没有忘记他心中的“大制作”。战地记者和作家的角色他都必须处理好。既当战地记者，又当作家。记者的工作是当下，作家的写作是将来。于是他注重一边积累日后创作的素材一边思考将来的创作方向和构思将来的故事。1952年4月26日他写道：“一个主题思想慢慢地孕育成熟了，初步决定，在五月份以内，就在砂川河畔把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写成，以后有时间，再写小说。”12由此看来，他之入朝，既兼写鼓舞斗志的急就章，又对日后的“大制作”积累素材，不时琢磨，用心构思。或者有人将慰问理解成简单的“政治任务”和转变立场的“历练”，但是黄谷柳肯定不这样理解。他将入朝看成与新时代新人物新生活的拥抱，冀望由亲身的体验开辟文学写作的新境界。这和日后如柳青等作家远离城市扎根乡村的选择是如出一辙的。因为“新人困惑”在时代社会转折之际横在了他们的写作面前。

应该说，当作家对生活采取了拥抱的立场和积极正面的态度之后，如何实践现实主义的写作理念，或者说怎么写的问题不是隐退了，反而是更加突出了。不是更加容易了，而是更加困难了。因为作家对生活采取总体否定立场的时候，个人经验便引导着写作者通往对社会和时代的感悟，作家按照自己的感悟来写作便实践了现实主义写作的要求。深入与不深入生活反倒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因为个人经验很大程度上已经定义了生活。只要有写作的才华，能感悟身边的生活，个人经验迟早会引导着写作者达到现实主义所追求的境界。但是，当作家采取拥抱生活的立场后，个人经验的直接性就难起作用了。因为拥抱者和所拥抱的东西不是简单同一的，它们之间的分隔创造了陌生。作家所拥抱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陌生的，不能得心应手去写的。或者说表面接近容易，深入体验甚难。你以为你深入了生活，你以为你熟悉了你的写作对象，但这一切依然有可能是不真实的、不真切的。这与古人说的“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词易巧”的写作原理仿佛类似。“愁苦之词”切近个人体验，而“欢愉之词”总是离个人经验远一点。“欢愉之词”有可能只是集体经验。在写作上怎样表达这种集体经验？这确实是新问题。在黄谷柳的年代，他的认知就是要写好“欢愉之词”就需要用“深入生活”来补足个人经验的缺陷，希望个人经验的充实能更好地通达集体经验。黄谷柳在朝鲜战场停留一年有半，远超过常规要求的停留时间。他充分意识到怎么写的问题在新的条件下有了更高要求。从他的《日记》看，他和志愿军战士在一起的生活，使他对如何写作产生新的思考。

入朝慰问期间，他与一位叫郭忠田的战士有过深入的交谈和采访。郭忠田是战斗英雄，很多人采访过他。1952年9月12日的日记有点长，记录与郭忠田的交谈与思考。黄谷柳写道：“郭忠田下午六时才回来，交换了一些有关记录英雄事迹的关键问题，他说，写英雄，不能光写他的优点，还要写他的缺点，不要写成一个神仙一样。他说以前许多人采访他，所以写不出文章来，主要是接触的时间太短，而且又仅仅是从英雄本身了解英雄，没有从旁的地方——如他的上级、同事、战友当中了解他，这样了解的一定不深刻不全面……他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13我們知道，能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成为1950-1960年代对作家写作具有考验性的课题。固然没有权威说过不能写，但只要有人写，就会有质疑之声。《虾球传》第三部《山长水远》就写过一个只会照本宣科的游击队里的“理论之王”老朱，但1949年以后，是否还可以为继，黄谷柳也在摸索。这篇日记反映了他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坚持。同年6月1日的日记，记录了坦克团副政委讲话，严厉批评志愿军个别人“犯群众纪律、享乐思想、搞女人、不爱老乡、不请假……恐美”14的错误，可见黄谷柳头脑清醒，并没有因为拥抱生活而犯“幼稚病”，并没有用一派阳光看待军旅生活。同年10月21日的日记，特别提到联共十九大马林科夫报告关于批评文艺作品缺少“冲突”“矛盾”的看法。黄谷柳记下了自己的体会：“从他的报告中体会到这么一条：越是强大的，越是巩固的社会，越不怕揭露自己身上的污点。”15黄谷柳之所以对郭忠田大感兴趣，在日记里说，“这个英雄的经历是不平凡的。为他的故事弄得很兴奋，一夜没睡好。”16从9月1日到18日，黄谷柳一直和郭忠田在一起，不停地听他讲童年故事。黄谷柳在日记里将故事梗概记录了下来，并保证把他写出来，不辜负郭忠田的期望。黄谷柳对郭忠田的故事着迷，是因为郭忠田是英雄，但不着“英雄相”。既英雄，又平凡，是活生生的人。文学用语言反映生活，但文学也可以用语言遮蔽生活。特别是当写作者的语言远离或脱离了个人体验又没有深入到写作题材和人物的内部，感受它们所感受，体验它们所体验，作家就很容易落入胡风反复批评过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窠臼。黄谷柳的日记这方面的思考虽然只有片言只语，但却看出了作家对文学认知的高度自觉。他的所为所思，是非常珍贵的。

三

革命、战争与人性的关系也是1950—1960年代文学创作遇到的大问题，任何一个写作人都绕不过去。革命、战争的立场是阶级论的，而人性的立场是人本主义的，两者的观念来源不同，它们看起来相互矛盾。作家在拥抱生活的大潮流下，多数选择小心翼翼，尽量回避人性与人道主义。黄谷柳写作出彩的地方是他没有回避，《山长水远》中有个人物叫三姐，她既是虾球游击队人生的引路人，又是曾经加入基督教的女青年，她的爱心感染了虾球。来到朝鲜战场，烽火连天，但黄谷柳还是敏锐地观察到生活里有人情味的细节。1952年4月14日的日记，黄谷柳记在座谈会听来的故事：朝鲜老百姓感谢志愿军解放家乡，三番五次请志愿军吃喜酒。战士碍于违反纪律，不敢去，老乡一直等到天黑。朝鲜老乡最后以人头担保，战士才敢前去。军政委说：“遵守纪律要不违背人情，一定不去，那就是人情也失了，马列主义也没了。”作为军的政委，能这样看待问题，打动了黄谷柳。他评论道，“这句话说得趣致极了。”17理论上矛盾的，生活里不一定矛盾。作家如果按照本本来理解生活，写出来的人物就一定干巴巴的。黄谷柳5月18日的日记写：“郑三生师长是长征老干部，他爱读《恐惧与无畏》《日日夜夜》《真正的人》等苏联文艺作品，他对我国小说尤其是写部队生活的小说不谈爱情，大为不满。他说，难道军人就不懂得爱吗？”难怪在这同一则日记，黄谷柳写道：“自然界勃发的生命，给人一种永恒不倦，不断发展的真实感觉。”18应该说，黄谷柳通过深入前线，接触到战争中的革命者，意识到理论和实际的不一致。他虽然没有直白地表示自己的看法，但黄谷柳对此有所思考是毫无疑义的。真实的自然和真实的人一样，你只有深入到它们本身才能感受得到。当然，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有人情味，那么有人性的亮色。理论教条和生活的恐惧也是能磨灭人性的。1952年8月17日，黄谷柳见到一位父亲，他的女儿是大学生却遭美国飞机轰炸而死。他向黄谷柳叙述惨剧的始末。黄谷柳写道：“李贞烈谈起他的女儿时没有懊丧之感，他以有这样的女儿为荣。看见他给我看的李永顺的童年的照片，我反而难过极了。”19一个是没有懊丧之感，一个是难过极了。显然黄谷柳不认同李贞烈，双方不在一个频道上。李贞烈也许是真实的，但这真实令黄谷柳觉得反常。这是一个好作家的本色反应，对悲剧有同情心，对人的不幸有悲悯。父亲的“没有懊丧之感”，也许是不流露。无论如何，作家是不应该失去悲悯的。黄谷柳明显赞同苏联文艺理论家斯珂莫洛霍夫的观点。他1952年6月11日的日记抄录了斯珂莫洛霍夫的一段话：“每个作家都面临一道很繁杂的任务：作家必须用美术的手腕表达我们苏联军官、苏联战士内心的感情，广泛的多种多样的志趣;表达我们军人在政治上的成熟;表达我们军人对于生活、对于党、对于我们共产主义的建设态度以及我们军官和战士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那种建立在铁的纪律下的新的互助关系。”20黄谷柳构思中的长篇《和平哨兵》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的。

对写作来说，前辈的范本是最好的老师。就像练字从临摹开始，写作也从阅读揣摩历代名著开始。然而由于理论的高估，为新的社会前景的奋斗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在这种理论氛围之下，历代文学的遗产到底还留有多少价值，这个问题成为新社会的争议点。笔者没有看到黄谷柳对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有什么说法，也没有看到他加入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讨论。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离这一切相当遥远，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当笔者读到他写于1953年的两则日记，还是禁不住心头一震。4月11日，他写道：“读《红楼梦》二卷。”第二天，他又写道：“敌机连日轰炸附近地区，炮团略有损失。读《红楼梦》，人物性格刻画入微，故事交代脉络分明，描写自然景物，笔墨不多，这都是值得学习的。”21这个时间点已经是黄谷柳回国的前夕，慰问团的其他同行，早已回国。《红楼梦》或者是借来的，或者是他随身携带的读物。历来只见历尽欢场沧桑过后读红楼，未闻硝烟弥漫的战场夜读红楼，这是仅此一见。黄谷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悟和心情？战场的世界与《红楼梦》的世界存在天壤之别，黄谷柳显然不是要寻找这两者的联系。黄谷柳深入战场，体验军人的生死考验，固然是要和“新的人物在一起”，固然是要亲历新世界诞生的阵痛，但是他又时刻明白，他是作家，是手拿笔杆的写作者，他的职责最终还是落实在写出好作品之上。作家是要以作品说话的。于是好的作家既要在新的生活之中，也要在文学之中。因为生活并不能自动地使你成为作家，自动地写出好作品。于是我们看到黄谷柳的朝鲜战场生活，一面与战斗英雄在一起，采访他们，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另一方面潜心阅读揣摩古典作品的艺术精微，向不朽的伟大作品学习。从黄谷柳战地读红楼这一细节观察，他确实是个不同凡响的作家。他入朝慰问，不仅要写出一些通讯报道式的作品，以应战地鼓舞士气之需，更有准备素材，磨练本领，日后写出传世巨作的雄心。

活在黄谷柳脑海里的巨作是什么？他对当初的“新人困惑”有什么样的文学实绩交待？今天已经不得其详。他的日记留下了取名为《和平哨兵》的长篇小说的人物表。其中有“广东新战士”夏球，可能是獲得了新生的“虾球”，两词粤语谐音。还有“战斗英雄”郭忠田，这当是主要人物。人物表里也有地痞流氓、日本鬼子、旧式官僚，当然也有政委、团长等新中国人物。从人物表推测，小说有承续拟议中的《虾球传》第四部《日月争光》的地方，但总体上是脱离了《虾球传》的基本线索。这是一部大构思，表现由旧世界到新世界，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蜕变过程。这部长篇，到“文革”前夕已经写完，有三十万字，篇幅近于《虾球传》的前三部。就是说，即便1950年代后期遭受错划成“右派”的打击，他也没有失去写作的信心，断续秉笔。直到“文革”来临，文化气氛更为诡谲，他觉得他的作品无法相容于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不再值得用他的笔来表达，他才亲手焚毁《和平哨兵》。数十年殚精竭虑而一朝付诸劫灰，笔者无法揣测“焚稿断痴情”的黄谷柳当时的心情，大概是哀痛和绝望兼而有之吧，也无法断言《和平哨兵》达到怎样的艺术成就。由“新人困惑”而来的“深入生活”，摸索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怎样在新的时代社会里进行，到底能达致何种程度的文学收获？成功了呢，抑或只是一个理论的幻觉？依然不得而知。只是觉得黄谷柳的写作足迹，从赴朝慰问，亲历生死考验，到在战火中构思表现新人物新世界的作品，再到日后完成写作直至历劫成灰的悲欢，值得我们记取。

注释：

①夏完淳：《哀钱漱广绝句十八首》，载《夏完淳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8页。

②黄谷柳：《三版题记》，载《春风秋雨》，智明书局1955年版。

③夏衍：《忆谷柳》，载《虾球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④楼适夷：《虾球是怎样一个人》，《青年知识》1948年第36号。

⑤⑥黄谷柳：《答小读者》，载《干妈》，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第231页。

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黄谷柳：《朝鲜战地摄影日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第283页，第206页，第212页，第238页，第187页，第290页，第226页，第306页，第291页，第150页，第221页，第282页，第231页，第349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