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小山

大唐盛世之时，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赠给唐朝僧人千身袈裟，在袈裟边缘绣着四句偈子：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大唐高僧鉴真被长屋王的善举所感动，认为日本与佛法有缘，于是决定东渡日本，兴隆佛法，济度众生。

如今，时隔千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偈语出现在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局捐赠湖北的物资上，一时被传为美谈。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第一时间表达慰问，并纷纷伸出援手。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甚至决定从党所属的国会议员3月份的经费中统一先行扣除5000日元作为支援金。日本的积极援助，赢得了中国的民心和敬意。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历史人文渊源深厚，早在这次疫情发生约一百年前，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也曾热心地帮助过日本。

关东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日本东京，正是许多人做午饭的时候，当时的日本摄政即后来的裕仁天皇也在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各国使节。

突然间，所有人都感到大地在猛烈的颤抖，刹那间便地动山摇。裕仁慌乱之下，不顾礼节，踉踉跄跄地跑向殿外的花园，他看到了一幅天崩地陷的恐怖图景。

此次大地震，震级7.9级（后世研究显示实为7.9-8.3级），比我们唐山大地震的震级还要高。地震震中距离东京都六七十公里，波及整个关东地区。关东地区拥有日本最主要的工业区———京滨工业区，这里人口稠密，厂房林立。由于当时家庭主妇们都在用火煮饭，东京老城居民区又几乎全是江户时代传统木造建筑，这导致建筑物倒塌的时候，还引起了火灾。

更不幸的是，此时附近沿海还刮来了台风。风助火势，四处蔓延，连地面上柏油路都被熔化。一时间，住宅在燃烧、学校在燃烧、工厂在燃烧，其中最悲惨的一幕发生在东京市中心的陆军本所被服厂，被服厂拥有一个体育场大小的空地，当时大约38000人挤进这里避难，却不料被后来引起的火灾旋风烧死或窒息而死。

地震虽然本身时间并不长，但是地震引起的大火燃烧了3天，直至东京和横滨被烧成一片瓦砾。加上地震还引发了地裂、泥石流、大塌方、海啸，整个关东地区变成了人间炼狱。当时一位湖北籍的留学生阎五曾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四顾茫茫，尽目所之，昨日比妍争媚，炫光耀彩者，一朝变为瓦砾木炭矣！五十年来之苦心努力，尽归泡影矣！至若横尸路上者，何莫非昨日意气扬扬，往来街市之青春男女！触目凄怆，低徊不忍复视。

事后统计，关东大地震共造成约14.3万人死亡，其中90%被烧死，负伤者超过20万人，44.7万所房屋被烧毁，因此，此次地震后来被列为“世界火灾最大的地震”。“一切都完了”，日本人这样感慨。

北洋政府伸出援手

关东大地震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混战，灾祸连连。但是当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听到日本发生了这样的灾难后，听到200多万日本人无家可归时，还是积极地伸出了援手。

凡是熟读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积极援助不可思议，原因倒不是当时的中国有多么的国弱民穷，自身的物质条件极差，没有多少援助的能力，而是中国承受了太多日本给予的伤痛。从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到日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中国领土、抢夺中国资源、戮杀中国人民，丧心病狂，无恶不作。试问，当时对日本侵略记忆犹新的中国人民，是如何说服自己去帮助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邻的？这个暂且不表，当时，北洋政府号召各界捐弃前嫌，不念旧恨。从国家层面，外交部成立了临时救济日灾委员会，并拿出20万元库银作为捐款，并下令暂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关税，从社会层面，要求地方长官劝谕绅商，广募捐款。号召民众不再抵制日货，救日本灾民于水火。

此时的北洋政府内部正闹得鸡飞狗跳，直系军阀首领垂涎大总统的职位，就派兵包围了大总统黎元洪的官邸。黎元洪手里没有枪杆子，只得先逃出北京，打算去上海组织新的政府。曹锟赶走了黎元洪，自己卻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在反直系势力的鼓动下，大量国会议员离京，使国会无法正常开会。从而破坏了曹锟原定的选举计划。

没有国会选举，曹锟就无法名正言顺的坐上总统的宝座。曹锟的解决办法也简单粗暴，只要国会议员们回到北京参加选举，并且选举他为大总统，他就给每个人发一个5000元的大红包。于是，这就出现了民国历史上相当丢人的一幕，通过贿选，曹锟终于当上了大总统。

也就是说，在关东大地震这段时期，北洋政府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大总统。真正做出援助日本的决策的，是当时的内阁。曹锟此时虽然掌握实权，但他正在忙着把国会重新拼凑起来，心力交瘁，哪有什么闲心去关注日本的大地震？

况且，从史料中也看不到曹锟跟日本政府有什么暧昧关系，日本政府大力支持的军阀，是皖系的段祺瑞，和奉系的张作霖，曹锟实在没有必要去讨好日本。

内阁之所以做出积极援助日本的决策，应该是受到了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决定性影响。顾维钧曾在巴黎和会上坚决反对日本侵占青岛，在国内政坛上很有声望。顾维钧在内阁会议上主张尽释前嫌：“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之后，外交部电令驻日代理公使张元节调查灾情，并向日本政府表示慰问。紧接着外交部负责成立了临时救济日灾委员会，系统协调相关援助事宜。

中国政府的行动异常迅速，为了尽快将粮食、药品及红十字队送往日本救灾，海军李鼎新总长甚至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紧急驶往横滨。

中国政坛上各位大佬也都掏腰包援助日本，张作霖向日本赠送面粉2万袋、牛100头；曹锟捐款5万元，其中3万元赈济日本人，2万元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段祺瑞在天津成立救灾同志会，在曹汝霖、张勋等人支持下，筹款10万元交日本政府；吴佩孚、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前清皇帝溥仪没有现金，就捐了价值约在30万元上下的古玩字画珍宝，理由是“并没有什么政治动机，我们真正对日本感到同情”；孙中山先生则因为实在是囊中羞涩，就向日本政府发去了一封慰问电……

中国民间积极援助

中国民间的动作，比政府还要快。而就在地震发生的半年前，中国社会各界还在推行“对日经济绝交”的政策，使得日本对华出口额度大幅萎缩。

关东大地震第二天，上海20余个慈善团体就相约讨论，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及日本居留民会探问情况。4日，上海总商会成立“中国救济日灾义赈会”，几天之后，运送义赈会救援物资的轮船招商局“新铭轮”就从上海起航，前往神户港。这批救援物资包括1万包面粉、3000包大米。日本知名华裔历史小说家陈舜臣曾写道：“关东大地震损失惨重，从海外来的救援船纷纷抵达了码头，其中最先抵达的是中国的新铭号”。

与“新铭轮”同一天出发的，还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率领的24人赴日救护队。救护队还携带2万元赈灾款、10余箱赈灾药品。他们星夜奔赴日本，成为到达日本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在北京，北京银行公会筹拨10万元，购办米面3万石，即行赴日救济。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在中央公园，即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召开书画助赈会，9月28日，助赈会第一天即售出书画数百件。北京各界还举办游园会、游艺会、展览会，募集赈款。

民间表现最活跃的就是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他在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大城市组织赈灾义演，将募捐所得全数捐给日本灾民。在他的号召下，当时的名角余叔岩、杨小楼等均加入了义演。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这些之前抨击日本侵略的报纸，也都及时发布募捐公告。市民们也都积极响应，很快报纸就收到了44万元善款；就连上海中小学生，都拿出了他们的零用钱……

一个饱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国民，何以会在半年时间里就转换了态度？可能这就是中国人恩怨分明的性格吧，当你欺辱我们之时，我们与你抗争到底，当你落难无助之时，我们不仅不会落井下石，反而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可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君子之风，也是中国的大国风范。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及教育界人士积极收容、安置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并多次派遣船只，免费运送他们回国。其中，日华协会对救助受灾留学生出力最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洋政府驻日使节却对地震中受灾的华侨和留学生不管不顾，即使是国内赴日救援的团队也熟视无睹，不予接待，或只是敷衍接待。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二战之后，中日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历史上两国之间的恩怨情仇，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让日本吞下自己酿造的苦果。当硝烟散去，两国人民都已意识到，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安定繁荣，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的安全和繁荣，都是十分重要的。

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他在与邓小平会谈时表示，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

从1979年到2008年，30年间，日本对华提供了3万多亿日元（约300多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在最高峰时，日本对华援助占到外部援助的80%以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援助款项中相当大一部分被用于建设一大批规模大、周期长、技术含量高、施工难度大、占用资金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上海的宝钢和浦东机场；武汉的长江二桥；京泰铁路的电气化改造等等，都是过去的日本援华项目。近年来，四川省汶川地震后的重建、老龄化社会之下的介护培训、空气污染防治等项目也均有日方相助。

中国外交部曾对此予以赞扬：“日本对华官方资金合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中日互利双赢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先是日本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中国积极奉献爱心，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后是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又纷纷对日本伸出援助之手，且捐款捐物资数以倍计，两国携手共同抗击疫情。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愿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永远互帮互助，愿历史的悲剧，不要再重演。

（隋玉荐自历史研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