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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的爱丽斯》的女性主义解读

2020-06-29龚虹月

青年文学家 2020年17期
关键词:男权社会桑塔格苏珊

龚虹月

摘  要:苏珊·桑塔格所著的《床上的爱丽斯》,以戏剧的形式再现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妹妹爱丽斯·詹姆斯在男权社会中面临的性别困境与精神困境。爱丽斯在与男性和女性的交流中无不透露出她女性意识的挣扎和对男权社会的绝望与无奈。本文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对此剧本进行分析,探究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苏珊·桑塔格的女性主义思想。

关键词:苏珊·桑塔格;《床上的爱丽斯》;女性主义;男权社会

一、引言

弗吉尼亞·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出过一个有意思的设想,如果莎士比亚有一个同样才华横溢的妹妹,一个极具创作天赋、落笔生花的妹妹,她能与兄长一样成为光彩夺人的文坛巨星么?还是囿于性别的桎梏,一生默默无闻了无成就?伍尔夫这个划时代的设想成了美国著名作家及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创作戏剧《床上的爱丽斯》的缪斯。

《床上的爱丽斯》的主人公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她是美国伟大的心理学家及伦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和美国伟大的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妹妹:爱丽斯·詹姆斯。她十九岁开始抑郁难愈试图了断自己,而后缠绵病榻郁郁而终。被诊断为有精神疾病的爱丽斯对这个现实世界感到厌倦,她乐于自嘲,厌恶所有人对她的肯定。她笃定自己比不上四个哥哥,永远无法达到父亲给予的期望。受困于对自我的认知,以及男权社会的既定规约,爱丽斯选择止步于床,蔑视命运。

二、苏珊·桑塔格的女性主义意识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成为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和主战场。这一时期的主要诉求是两性平等,批判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多元的艺术流派和丰富的思想成果(张生珍,姜泰迪,2017:58)。女性主义的含义不断丰富,慢慢演变成在精神层次上争取男女的地位平等,主张推翻男权统治,提倡女性独立,提高女性地位。作为“美国公众的良心”,“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本”以及“当今最智慧的女人”,苏珊·桑塔格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了对女性在严苛的男权社会下生存现状的担忧。

“如果说《火山情人》重在揭示女性婚姻中的伦理困境,那么《在美国》则重在强调女性生存中的伦理选择”(雷登辉,2018:126)。在《衰老的双重标准》中,她指出,女性在一生中都要担忧衰老给自身带来的恐慌,而社会赋予上了年纪的男性的名词则是智慧、力量、财富和权威。在《女性的第三世界》中,她激进地指出虽然她完全赞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遗憾的是,在社会主义政府中她未曾发现有谁真正做到了解放女性。只有摆正女性与男性作为“人”的平等位置,取消价值认定上的双重标准,女性才能赢得尊严和自由(朱红梅,2016:57)。

三、《床上的爱丽斯》中的女性主义思想

本剧中“床”的意象不得不让人联想到19世纪针对女性的“休息疗法”。所谓“休息疗法”,由美国医生威尔·米切尔发明。做法就是限制病人社交,不许见客、读书、说笑,更不能提笔写作,为的是不刺激精神,同时强令他/她躺在床上,大量喝牛奶,吃有营养的食物,以增加体重(李博婷,2012:43)。正如爱丽斯一样,当时的女性一旦出现神经衰弱、歇斯底里的状况,都会被轻易地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被施以“休息疗法”。古今中外,将女性限制在屋内,实际上是男权社会以治疗为名对女性实行的变相压迫。恰恰如此,爱丽斯报复性地选择止步于床,蔑视自己的命运,以此来实现对男权社会的反抗。

1.与男性的冲突

剧本中的时间设定为1890年。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被定义为“家庭天使”。就像大部分人都想当然地以父权意识形态来描述和思考这个世界一样,当时的女性也普遍存在难以意识到自身性别困境的情况,在潜意识中已然接受了男权社会加之她们身上的压迫,毫无察觉。不同的是,唤醒了自我意识的爱丽斯认识到了自身处境,遭受着来自男权社会与主流文化的压制与统治。

当知道哥哥亨利要前来探望自己时,爱丽斯躺在床上无动于衷,“我觉得他喜欢看我躺在床上……他知道我就是这个样子。在我该在的位置”(桑塔格,2018:4;以下此书引用仅标注页码)。她讽刺男性,甚至整个社会都希望女性待在屋子里不要外出,那她宁愿待在屋子里卧床不起。亨利眼中的爱丽斯是“小鸭子”(27)、“小兔子”(29)、“小耗子”(30)、“小海龟”(36)、“小亲亲”(45),亨利对她的关切实则是把她当做孩子一般来哄和宠爱而不是有独立意识的完整的人,爱丽斯的痛苦在他看来只是任性或生病了而已。

在面对强大的阶级、社会斗争,被抑郁和疾病席卷的爱丽斯选择了无声的抵抗,甚至一度想到自杀。在回忆与父亲的谈话中,她喊了十四声的父亲,就像一个从未引起父亲关注过的孩子一样,她问父亲,“我能否杀了我自己”(24),此时的爱丽斯内心实际上渴望来自父亲的疼爱与阻止,然而父亲严肃而理性地回答,她可以做任何她真心想做的事。在他们横渡大西洋时,父亲认为她“神经崩溃”(64),让她一步也没有踏出房舱,而后在旅馆里继续躺了一个礼拜。一旦爱丽斯的精神面临崩溃,解救她的办法就是让她卧床休息。

在面对闯入的男青年小偷时,与哥哥要来看望她时的反应不同,爱丽斯没有再让自己躺在床上,而是在不知不觉中站了起来,走下了床。在这个男青年的思想中,女人也可以打鼾,喝酒,做所有疯事。面对他,爱丽斯不仅丢弃了男女之间的性别沟壑,更丢弃了阶级差距,在爱丽斯的眼中,他们是完全平等的两个人。她再也不像面对护士或者哥哥时那样乖戾或自暴自弃,她调侃男青年“似乎并不感激我下了床”(117),她感慨“外面的世界如此广大。我却一直待在我的床上”(122),她甚至开始劝诫他“可以做点更有意义的是,别白白浪费了你的时间,你的青春,你可怕的精力”(125)。在父兄面前卑微至极、卧床不起的爱丽斯,在小偷面前毫无意识地起身,在短暂的与男青年接触的时间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没有疾病、健康的爱丽斯。

2.与女性的冲突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写道:他者是因为主体将自己确认为主体,才成为他者的。但是,为了不致使他者反过来成为主体,就必须屈从于这种被看成异邦人的观点(2011:11)。人们在父权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概念使得他们从男权的角度来描述这个世界,并且把这种描述混同于真理,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而女性主义者对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概念提出了挑战。

护士是爱丽斯卧床期间陪伴她时间最长的人,或者,女人。她会劝爱丽斯化妆,因为她是个女人,而爱丽斯并不以为然,甚至让后来的小偷把自己的镜子也带走。女性大多按照男性的意愿去约束自己,让自己活成男性认可的样子。每当爱丽斯开始情绪波动的时候,护士便会立刻为她打针。与其说护士的存在是一种陪伴,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监视。护士的存在只会让爱丽斯在被囚禁的精神世界里越陷越深,让她对男权社会更是绝望。在鸦片酊的作用下,她召唤了十九世纪四位极具代表意义的女性魂灵,目的是“我需要一个我尊重的女人的建议。我一直以来都向男人寻求建议”(61)。

艾米莉·狄金森一上场便是面容憔悴,她喜欢鲜花,性情温和,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她总是“乐于遵命”(49),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叛逆的影子。她与爱丽斯的相似处在于,她们终日居于家中,她们美化死亡,向往死亡。不同的是,艾米莉一生在家中笔耕不辍,而爱丽斯自怨自艾后不再写作;而玛格丽特·福勒则一上场便“样子精神、讨人喜欢”(47)。与爱丽斯不同,她总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她深知这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种种压迫,“一个女人如果尤其是因为她的粗野而闻名,那对她来说可真够受的。”(52)但她依旧活得格外自信。她给爱丽斯的忠告便是“别自轻自贱”(59)。在她看来女人是很能忍受痛苦的,女性更应该自立自强;迷尔达踏着癫狂的舞步,上场便说“我不愿意躺下”。迷尔达对男性充满仇恨,热衷于鲜花与复仇。她无法想象爱丽斯终日卧床足不出户,“但凡动一动,你就会有所发现。你本来没有意识到的力量”(89)。她坚信女性一定要有所行动才能挖掘出无限的力量;不同于迷尔达的复仇情绪,昆德丽被一个纯真的男孩拒绝后便一蹶不振嗜睡不起,認为自己没有了女性的吸引力。玛格丽特认为她是在躲藏而不是睡,迷尔达痛骂她没有半点自尊,只有爱丽斯“为她深感难过”(59)。昆德丽对自我的认知依附于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她的嗜睡和爱丽斯一样只是逃避事实,只会让自己的处境更加无助。

四、结语

苏珊·桑塔格在剧本的题注上曾写过:我感觉我整个的一生都在为写《床上的爱丽斯》做准备(5)。它的内容依附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她的编排下,女性主义主题尤为突出。苏珊·桑塔格对女性处境的同情悲悯在剧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她也从侧面指出了女性力量的薄弱。“女人徒劳地关上大门,堵塞窗户,她在家中找不到绝对安全;这个她敬而远之、不敢闯入的男性世界包围着她”(波伏瓦,2011:450)。爱丽斯的选择,并不能撼动男权社会的统治,并不能让社会对女性由来已久的看法发生转变,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除了男权统治,还有女性自身的因素。女性唯有自强自立,让社会看到女性的强大力量,才能摆脱被男权摆布的困境,实现两性平等,获得自由解放。

参考文献:

[1]西蒙娜·德·波伏瓦. 第二性I[M]. 郑克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西蒙娜·德·波伏瓦. 第二性II[M].郑克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李博婷.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吃与疯狂[J]. 国外文学,2012(3):38-45.

[4]雷登辉. 论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的伦理关怀与话语实践[J]. 外国文学研究,2018(3):126.

[5]苏珊·桑塔格. 床上的爱丽斯[M]. 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6]张生珍,姜泰迪. 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戏剧的文化价值[J]. 当代外国文学,2017(2):58.

[7]朱红梅.从“双重标准”到“双重命运”——苏珊·桑塔格的女性主义述评与文学创作[J]. 世界文学评论,201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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