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昕

摘  要：当代伊朗电影在困境与希冀中成长，它以其自然、朴质、简约的风格，执着地对抗着充斥银幕的视觉暴力，为世界影坛捎来了一股清新、脱俗的气息。无论是质朴简洁的对白，还是自然的音响效果、有限的音乐，都从声音语言的层面上表征了当代伊朗电影独具的情态及其所蕴含的深意。

关键词：当代伊朗电影;声音语言

在技术电影统治世界影坛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追求电影声音语言的节奏感与情绪化，从而迎合一种格调化、时尚感的电影风格。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电影潮流，当代伊朗电影导演们依然坚守着自己创作的理念，片中多采用自然音响，少有背景音樂，对白质朴、简洁等，以此来回归电影艺术的写实传统。

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声音的意义是十分特殊的。因为，画面毕竟是一个影像平面，而声音填充了画面的空隙，产生了画面的纵深向度。巴拉兹指出，“有声电影将揭示我们周围的音响环境，事物的声音，自然界的窃窃私语以及一切除人类语言外也在说话，也在向我们叙说生命的交谈，并不断影响我们的各种感觉和思想的东西。”[1]音响效果、音乐和对白，作为电影中的声音语言，在单独使用或相互结合中，不断向我们传达着电影的隐性含义。

当代伊朗电影因其写实的风格倾向，所以多采用自然的、原生态的音响效果，《天堂的孩子》中的修鞋声、《白气球》中的杂耍声、《谁能带我回家》中的车水马龙声……都让我们领略到伊斯兰民族特有的社会风情。在《橄榄树下》一片中，侯赛因渴望能有单独的机会向心爱的姑娘表白，但在片场的嘈杂环境中只听见侯赛因一个人的声音，显然是不可行的。于是，导演采用了同期自然音效，将摄制组成员的谈话声与侯赛因的声音同时纳入，使得影片更显自然、真实。当然，音响效果除了可以确保一部影片的逼真感外，还可以发掘象征性作用。在《女人三部曲》的第一个故事中，当小树枝的投影最终消失时，意味着哈瓦必须永远地戴上黑纱，从此失去了做一个小女孩的自由。这时，伴随着筏上飘荡的黑帆（原本是哈瓦的黑纱，她用来换了一个可爱的玩具，此刻妈妈又给她带来了一块新的黑纱），远处传来声声响亮的船鸣，似乎告诉人们哈瓦作为女人的艰难航程就此开始了。而《生命的圆圈》一片是以黑场作为序幕，背景音效是一位临盆女子的痛苦呻吟，这呻吟在空旷地回荡中，透出了一种孤立无援的冰冷。后来的故事也证明了这点，因为生下了女婴，可怜的女子惨遭家庭的抛弃。同样是以黑场开篇，《天堂的颜色》传来了阵阵音乐磁带的切换声，还有孩子们的交谈。经过较为冗长的等待时间，我们才看见了明亮画面中的盲童学校和纷纷准备离校的盲童们。此刻，我们或许会回想，那黑场的画面、美妙的音乐和纯朴的交谈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就意味着一个我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的世界——盲人的世界。故事尚未开始，我们的心已经在对声音的熟稔和对黑暗的陌生中悄悄地颤动。

作为电影声音语言的一种，音乐可以凭借其独特的语气起承转合，帮助阐述内容，引领情节的发展。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这样写到，“电影世界始终拥有一种音乐，这种音乐从气氛上替电影世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幅度，它不断地丰富电影世界，解释这个世界，有时还纠正甚至指挥它。总之，它的结构同延续时间很相近。”[2]然而，对于伊朗这样一个宗法制度森严的国家而言，音乐曾一度被宗教虔诚人士视为禁忌，它好似恶魔之声般被人排斥，这种偏见不可避免地波及到电影中音乐元素的应用上。当代伊朗电影中背景音乐的运用相当有限，即便偶尔出现，也多是一些单调复沓的旋律，用以烘托必要的情节高潮。

在《家庭作业》（Homework 1989）这部作品中有一个场景：老师带领着天真可爱的学生们在教室外唱圣歌，对于导演阿巴斯而言，这歌声中充满了狂热的战斗气息，于是他将这段圣歌音乐从胶片中删去，并加上了画外音：“不管那些富有责任心的人多么希望合适地安排礼仪，然而结果仍然不尽人意。因此，为保持尊严，我们更愿意从电影胶片中删除音乐。”[3]导演希望在影像的世界中忠实、自由地表达，他不愿借助这样的音乐帮助自己逃避电检制度，也不愿用它去迎合为此兴致勃勃的那部分观众。此刻的画面寂静无声，然而“寂静只有在被声音包围的地方才有意义，它是有目的性的。当各种声音突然停止，当人步入寂静的王国，仿佛走进某个陌生的地方，这时寂静变成了戏剧性的事情，像一种被压抑的内心的呼喊和刺耳的沉默。这种寂静不是中性的静止状态，而是无声的爆发。”[4]

尽管，伊朗影片中的音乐元素屈指可数，但还是存在一些不同寻常的富有意义的例证。穆森·马克马巴夫在《万籁俱寂》一片中描述了一位盲童调音师在音乐上如何找寻自我、实现自我的故事，其中运用了大量的音乐元素，观众不仅可以欣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还能聆听盲童与他身处环境中任何可以发出音响的东西所取得的旋律共鸣。耳际回旋着如此动听的旋律，相信很少再有人认为音乐是一种罪恶的声音。从《橄榄树下》到《樱桃的滋味》，阿巴斯对影片背景音乐的运用也很贴切、自如。《橄榄树下》的诗意片尾采用了18世纪意大利作曲家契玛罗萨的音乐，它彻底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令观众在如梦如幻的情境中达到了某种情感上的共通。而《樱桃的滋味》于片尾响起了路易·阿姆斯特朗的遗嘱式的音乐——《圣·詹姆斯医院》，它使观众深切地领悟到导演的命意：任何形式的死亡都无法改变地球周而复始的运行……

当代伊朗电影中的对白一如伊朗电影的整体风格：质朴、简洁。对白不仅传达了必要的叙事信息，也蕴含着人物的情感、性格及其对于生活的态度。《女人三部曲》中的胡拉老妇人，面对新买的现代水壶，由衷感言：“这茶壶怎么这么裸露？它真不害羞！” “我的茶壶更好，充满了回忆。”言语之中道出了面对人生变迁的不适和无奈，还有对于往昔的无限怀念。《生活在继续》里乐观的老人不曾放弃生活的希望，平静地说到：“人死了一了百了，这马桶还可以给活着的人用。”而丧失亲人的球迷也丝毫没有绝望：“四年会有一次球赛，而四十年才会有一次地震。”

通过分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一段对白，我们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物的特质与影片的深层内涵。

阿莫德：妈妈，我要去还同学的作业本。

母亲：要玩先去写作业。

阿莫德：我要去还作业本，他作业不写到作业本上会被老师骂的。

母亲：去看看弟弟。（婴儿在哭闹）

阿莫德：你看，我们的作业本很像，我要去还作业本。

母亲：明天还，先去做功课。

阿莫德：我要去还作业本。

母亲：（用一件衣服砸儿子）快去做作业，再不听话我要揍人了。

简短的对白之中，阿莫德竟四次提到“要去还作业本”，而母亲阻挠的言语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质朴而执拗的双方对白可以彰显伊斯兰民族独特的韧性，也显现了孩子单纯而美好的心灵以及成人的冷漠与权威。

无论是质朴简洁的对白，还是自然的音响效果、有限的音乐，都从声音语言的层面上表征了当代伊朗电影独具的情态及其所蕴含的深意。对代表性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从更广泛的纬度、更深远的角度去把握伊朗民族的电影艺术。

注释：

[1]（匈）巴拉兹·贝拉：《可见的人 电影精神》，第一版，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第231页。

[2]（法）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第一版，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2年，第97页。

[3]戈达弗雷·切西尔：《阿巴斯·加罗斯达米——提出问题的电影》，林茜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第62页。

[4]（匈）巴拉兹·贝拉：《可见的人 电影精神》，第一版，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