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自平 吕秀梅

摘  要：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充满了毛姆作为殖民者对马来的想象与异化。作为沉默的他者，东方人被贬低化和边缘化，无形地存在着。土著胆怯、懦弱;华人狡猾、拜金;东方女性神秘莫测。本文将分析小说集中的殖民话语及其中所体现的毛姆矛盾的殖民思想。

关键词：木麻黄树;毛姆;殖民话语

引言：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被公认为 20 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最广、最受欢迎的英国作家之一。他是个多产作家，除诗歌以外的各个文学领域，都有所涉及，有所建树。他共写了20部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32个剧本，此外尚著有游记、回忆录、文艺评论多种。他的作品受到各个阶层读者的喜爱，被译成多国文字。有不少作品还被拍成电影。

毛姆的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由六个短篇小说组成，分别是《赴宴之前》《铁行轮船公司》《驻地分署》《环境的力量》《胆怯》及《信》。《木麻黄树》整个小说集描写的是“一些西方人（ 大多数是英国人）在远东殖民地的经历，特别描写了他们在与原来所处的西方文明世界隔绝之后，在精神上受到的种种折磨”。[1]（p.213）六个短篇小说中，除了《信》之外，其他五个小说背景都在马来。虽然毛姆描写的是西方人在马来的生活和经历，但是整部小说充满了毛姆作为殖民者对马来的想象与异化。马来人，尤其是马来女性，作为集体的无名者与失语者，被贬低化和边缘化。本文将分析小说集中的殖民话语及其中所体现的毛姆矛盾的殖民思想。

一、描述东方的殖民话语

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一直是作为“他者”形象而存在的。巴柔在《比较文学概念》中对形象下了这样的定义，“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它“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2]（p.25）

作为“他者”的东方，一直以来就是西方的想象，有着无边无际的土地和神秘莫测的异国情调，神秘而陌生。如在《赴宴之前》里，米莉森特从读过的小说里猜想，婆罗洲的河流都是漆黑一片、阴森可怕的，可事实上天却是那么蓝，还点缀着几朵白云;海榄雌和聂帕榈的绿树枝被流水冲刷后，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河的两岸，茂密的丛林连成一片，遥远的天空映衬出一座高山的崎岖轮廓。清晨的空气清新凉爽。她仿佛踏进一片友善而肥沃的土地，感到无限的自由。[1]（p.17）这里的东方和西方人想象的不一样，以前的一切都是西方人对东方的曲解，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想象，是西方都东方的丑化、异化。

又如：在《环境的力量》中描述的马来风景与现实所见不同。白人女性多丽丝早就读过一些关于马来群岛的小说，在她的印象里，那是一片暗黑色的土地，那里有凶险的大川，有寂静而无法穿越的丛林。而当她到了马来之后，发现现实完全不同。她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那感觉不是惊恐，而是亲切。这景象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就像鸟儿在树丛里婉转地歌唱。[1]（p.112）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说：“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3]（p.2）可见，东方几乎是西方根据自己的经验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相结合，从而达到对东方的殖民。西方剥夺了东方面对西方时的话语权，东方无情地背负着落后、麻木、疯癫、愚昧、野蛮的罪名。东方“他者”相对于西方主体毫无自我言说的权力;是西方主体的想象物，是虚构的存在，是患了失語症的虚无之物。[4]（p.9）

东方作为西方语境下的“他者”，只能被动地接受着西方的审视和偏见。东方在20世纪初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大多是以贫穷、落后、黑暗的、亟待拯救的殖民地形象出现的。这种对异域文化带有异质化的曲解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不可调和的矛盾及西方人来自工业文明社会隐隐的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作为一个西方人，毛姆在对东方的描写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长期以来对东方的集体想象和误读成分的烙印，也有着20世纪西方文学家特有的追寻“东方净土”的诉求和愿望。因此，东方在毛姆的笔下是神秘而矛盾的。它既是神秘的、充满异域色彩的、曾经辉煌的古老文明，又是被压迫的、充满黑暗和肮脏的殖民地，还是理想化的、宁静平和的东方乌托邦。

二、描述东方人的殖民话语

（一）沉默的“他者”

东方人在西方人眼里是作为沉默的他者存在的。如在《赴宴之前》里，土著仆人“穿着色彩鲜艳的纱笼，光着脚在孟加拉式平房里走动，没有响声，态度也很友好。这种生活使她（米莉森特）快活，感到作为一个驻地长官的夫人挺受人尊重。哈罗德会说流利的马来语，他那种颐指气使的神气、那种尊严，都让她感觉很好。[1]（p.19）马来土著一般是作为仆人出现在小说里，中国人一般是以厨师身份存在的。总之，在西方人眼里，东方人是下等人，没有话语权。在文中出现的所有东方人几乎都是没有名字的。在《驻地分署》中，沃伯顿的贴身男仆“跟从沃伯顿先生有十五年了，他熟悉主人的每一种语音语调。他不是怕他，他们在一起经历了太多事情，有一次在丛林中，驻地长官救了他的命，另一次在急流中翻了船，多亏了他，驻地长官才没有淹死。”[1]（p.90）即便是这么一位重要的男仆也没有一个名字。男仆虽然与沃伯顿一起共处了十五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却丝毫没有被平等对待，依然是一个没有差异性的马来人，必须毫无异议地服从他的命令。

东方男性作为沉默的他者存在，马来女性同样也是失语者。在《木麻黄树》中，毛姆几乎在每个短篇在中都提到了白人官员与土著女孩同居之事。这些白人官员到马来时多数是年轻人，血气方刚，寂寞难耐。而对西方殖民者来说，马来气候非常恶劣，不适合白人妇女居住，有可能“会连续六个月见不得另一个白人，那是常有的事”。[1]（p.111）在这种情况下，老苏丹鼓励这些白人跟当地的女孩子同居。因此，许多白人都有当地的老婆，等到他们回国或结婚的时候，就会给她们一笔生活费，打发她们回到原来的村里去。[1]（p.110）白人把殖民地的女人当玩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满足他们寂寞的殖民地生活。

在《环境的力量》中，殖民地白人官员盖伊在与白人女子多丽丝结婚之前与一马来土著女人同居十年并生了三个孩子，多丽丝一开始并不知情，对盖伊迷恋不已，非常爱他。在得知真相后，对他产生了生理上的厌恶。半年煎熬后，她执意回国，盖伊又让土著女人和孩子们搬回来住，屈服于环境的力量。

盖伊与土著女孩同居也是出于生活寂寞。盖伊刚到马来时只有十九岁半，年轻气盛，驻地生活非常寂寞。于是，仆人就为他找了一个土著女孩同居。“那是个好女孩。她家里很穷，只要给点小礼物，他们就满足了。只要两百叻币。只要您不喜欢，可以打发她走。”[1]（p.122）后来，盖伊打算和白人女性多丽丝结婚时，就抛弃了土著女孩，即便她给他生育了三个孩子。盖伊说：“我已经厌烦了。我跟她说过，我要娶一个白人。”[1]（p.123）可见，迫于生活的压力，马来女孩不得不臣服于白人官员，被他们蹂躏，最后被抛弃。由于巨大的文化背景差异，白人内心深处根本无法接纳土著女子，只是把她们当做是寂寞时的玩物。

《胆怯》中的驻地长官哈钦森也跟一个马来姑娘住在一起，她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但是他羞于让马来女人和孩子见自己的白人同胞。只要有白人来访，他就事先吩咐他们回避，不许他们出现。《驻地分署》中的殖民长官沃伯顿虽然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但却无法容忍屈从于当地风俗的白人。他自己拒绝改变生活习惯，更不娶当地女子为妻。因为对他来说，一个英国上流社会的绅士，讨个土著女人做老婆，这不仅让人震惊，而且有损颜面。由此可见，白人自认为处处高于有色人种，与有色人种成婚是一种耻辱。

（二）懦弱、胆怯的土著

毛姆在作品中把土著塑造成懦弱、胆怯的。在《赴宴之前》里有描述：他（哈罗德）坚定、机智、幽默，这些特点综合起来，用以对付那些怯弱、好斗、多疑的土著是必不可少的。[1]（p.19）

在《胆怯》中，伊泽特的母亲是混血儿，他自己本身也是混血儿，却讨厌混血儿，声称自己要是有孩子，会让他们有一个白人母亲。而且当哈钦森用慈爱的眼光看着他自己与土著女人生的混血儿时，伊泽特感到愤怒。这反映出伊泽特潜意识里的白人优越感，想向西方文化靠拢的愿望，同时也反映出他的虚伪做作。

所有人都认为欧亚混血儿的不可靠的。伊泽特怕其他白人知道他身体里流着土著人的血，因为他怕他的朋友知道真相后的可拍后果：到那个时候，他们不会再说他是个快乐而友好的人，他们会说他太放肆，不懂规矩;他们会说他办事懒散、粗心，就像混血儿一样;要是他谈起跟一个白种女人结婚的事儿，他们会笑掉大牙的。[1]（p.146）身为混血儿的伊泽特想要通过与白种女人结婚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当伊泽特和坎皮恩去经历涌潮而小船被大浪打翻时，他们呼叫着请求马来人的帮助，而那些马来人却别过脸去，弃他们而去了。他们看见是白人，所以不想惹什么麻烦。那些人处于安全的境地而不愿出手相助，反而漠不关心地离去。这也体现出土著胆小懦弱的性格。伊泽特在危险时刻没有救坎皮恩，而坎皮恩也活着回来了。伊泽特由于做贼心虚，老是认为坎皮恩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人，以为自己的那些朋友一定在背地里叫他黑鬼。他问自己，是不是他血管里流着的那一滴肮脏的土著人的血，使他在听见坎皮恩呼救的时候丧失了勇气。[1]（p.163）土著人在白人的印象中，就是胆怯、懦弱的。

（三）狡猾、拜金的华人

在《信》中，毛姆把华人职员黄志成塑造成狡猾、拜金的形象。他关门的时候是轻轻的，带着谨慎，但是果断。文中对黄志成做了具体的描写：狡黠的眼光、穿着当地最时髦的服装、脚上是闪亮的漆皮鞋和鲜艳的丝袜、黑领带上别着镶有珍珠和红宝石的饰针、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颗钻戒、洁白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镀金的钢笔和一支镀金的铅笔、戴着一只镀金的腕表、鼻梁上驾着一副隐形的夹鼻眼镜。[1]（p.183）这里的华人职员不仅狡猾，还爱慕虚荣，钟情于金饰。

毛姆对其他华人的描述也是侧重于他们拜金这点。和黄志成说话的矮墩墩的男子胸前就挂着一根粗大的金链子。哈德蒙情妇身上也是挂满金饰：金项链、金镯子、金坠子、金簪子。

华人职员虽然英语说得非常流利，但是r音总是发不准，他把friend即“朋友”一词念成了fliend。“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们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各异，接受的教育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再加上各自年龄、性别、民族等方面的差别，使用语言就会有差异。这就形成了语言的变异和变体。语言的变异和变体反映在语音、语调的差别上，反映到语法、词汇的差别上，也反映到语言使用习惯的差别上”。[5]（p.13）毛姆如此塑造华人职员，让人觉得即便你的英语说得再好，因为你的华人身份，所说的英语就会存在缺陷。

（四）神秘莫测的东方女性

《铁行轮船公司》的爱尔兰人加拉格尔在马来联邦州生活了二十五年，過去十年里他经营着一家南方的种植园，曾经跟一个马来女孩同居了十多年。他后来攒了一笔钱就想回英国，并决定永远不再回来时，那个女孩一句话也没说。她一点都不哭不闹。当他把所有的物品都打包，把它们运走，她就坐在那儿看着。直到他把所有家具全都卖给当地的中国人，她都没说过一句话。等到他要出发去赶着上船的时候，她还是坐着，坐在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呆呆地望着，一句话也不说。他想和她道别，就像普通人做的那样，她却一动不动，脸上显出一种很滑稽的表情，说：“你走，但我告诉你，你绝对到不了家。当陆地沉到海里去的时候，死神就会降临到你的身上，在重新看到陆地之前，死神会把你带走，就像陆地沉下去一样。”[1]（p.49）因此，加拉格尔就在这艘回英国的船上得了一种怪病--不停地打嗝。医生用尽了所有办法都没治好他，大家都认为这是加拉格尔所抛弃的那个女人在遥远的南方对他施以魔法，都感到恐惧万分，后来加拉格尔在船能看到陆地之前死在了船上。

当女孩知道加拉格尔要永远离开她时，她扮演的一直是一个沉默的他者，最后开口却是诅咒，这反映出在西方人心中，东方人是神秘莫测的，他们的巫蛊之术令人恐惧。被施了巫术的人，白人的药是没用的，只有巫术才能救他。这些在东方生活过很长时间的白人，在他们记忆的某个隐蔽处，总能挖掘出一些古怪的、令人费解的故事。东方女人更是捉摸不透。即使一个男人在那里和一个本地女人过上二十年，你也根本不懂得那个女人阴暗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1]（p.50）

三、结语

毛姆对待东方及殖民有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受西方形象高大化的集体无意识影响，视东方为“他者”，丑化和异化东方。另一方面，毛姆又视东方为追寻心灵平静的净土。东方是神秘的，充满异域色彩，有着曾经辉煌的古老文明，是理想化的、宁静平和的乌托邦。毛姆走马观花式的旅行很难深刻理解错综复杂的东方世界，对东方的认识只停留在表层。因此，在这部短篇故事集中，毛姆主要以英国人作为主角，将东方国家，尤其是马来，作为故事发生的空域场景，将马来人等作为次要人物或多种族、多元文化中的背景要素，来构建作品丰富的“异域情调”。正如当代英国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所说，“毛姆以欧洲人作为自己故事的中心，不能因此而谴责他，因为他真正能充分了解的只能是这些人。”[6]（p.xvi）因此，毛姆在作品中从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东方及东方人形象。

参考文献：

[1]毛姆 著;黄福海译.木麻黄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李正国.国家形象概论[M].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3]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4]杨林. 后殖民主义批评中的“他者”镜像：失语·对位·超越·流散[J].文学理论前沿， 2016（1）：1-27.

[5]杜学增.导读[A].R.Hudson.社会语言学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6]Burgess， Anthony.“Introduction” to Maughams Malaysian Stories [C]. Hong Kong： Heinemann Asia， 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