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雯 金衡山

在美国，公众舆论和新闻媒体都普遍认为，体育和政治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应该保持各自为政、互不干涉的状态：与音乐和其他艺术类似，体育运动超越了政治范畴……对于体育，我们要关注的应该仅仅是其本身，而非与其相关的政治。然而，纵观历史，体育中包含政治暗语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当时对体育的重视与对高尚品质和尚武理念的推崇息息相关。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说，体育“通常能培养勇敢坚毅的品格”，“有助于健康并能增强战斗力量”。作为组织性体育活动和泛希腊的运动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创了颂扬城邦公民与希腊精神的时代，各类比赛项目是希腊人推崇自治和公平理念的彰显，也是对城邦的威望与权力的颂歌。罗马人则钟爱被诗人维纳利斯称为“面包与马戏”的战车比赛和角斗士比赛，这两类竞技运动不但起到了娱乐大众的作用，而且有效加强了帝国的内部统治：它们凸显了罗马帝国的严苛纪律和威猛势力，所以观众们观赏比赛的过程，其实也是受国家精神洗礼的过程。

这一将体育和政治联姻的早期西方传统在美国体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正如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部前部长助理约瑟夫·奈在其著作《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所指出的：在“娱乐和信息的界限因大众媒体而更加模糊”的当下，赛事、“运动队、运动明星”这些大众娱乐 “都能传递政治信息”。每年年度超级碗（Super Bowl，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年度冠军赛）的电视收视率一直遥遥领先，观赏超级碗已经成为美国国民的集体经历；1980年冬季奥运会上美国曲棍球队意外击败苏联，胜利带来的喜悦和民族自豪感在冷战的历史背景下更显得意味深长；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赛场上白人球员由高强度正规训练得来的成果和黑人球员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印证了美国文化多样性及融合的魅力。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将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梳理被称为“体育共和国”的美国社会中体育与政治之间的重要关联与发展历程，例证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媒介之一的体育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

体育与美国政治的关系溯源

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政治就入侵了体育领域，当权者在体育的令行禁止和塑造体育接纳标准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尽管在当时体育这一概念还未清晰明确， 运动、竞技、 游戏、玩耍之间的细微差别也难以区分，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清教徒们将它们统统视为享乐的代名词。引用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话，清教徒的工作伦理是“要勤奋刻苦地完成上帝对你的感召；一切社交、空谈、享受，以及超过健康必须的睡眠时间，都是浪费时间，需要接受强烈的道德谴责”。因此，对于早期殖民者而言，任何对殖民地不提供切实利益的事，包括无益于大众福利的各类游戏，都必须被避免。据史料记载，1621年，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威廉·布拉德福德曾对着大街上明目张胆地玩耍球类的年轻人大声呵斥，因为在他看来，任何在大街上放纵游戏的行为都要被唾弃。清教统治者们对游戏的厌恶如此之深，殖民地议会甚至颁布了官方禁令和具有惩戒性质的法律；所有缺乏实用主义价值并且易导致蓄意破坏和财产损失的体育活动都被明令禁止，特别是在安息日，更被严厉打击。1659年，新阿姆斯特丹总督皮特·施托伊弗桑特将一周中的一天设定为禁食日，当天“所有如网球、球类游戏、狩猎、捕鱼、耕作、播种的运动和游戏项目，以及掷骰子、醉酒等违法行为”都被严惩不贷。1693年，康涅狄格州东部的一名男子因违背规定在安息日打球而被处以12先令的罚款和6小时的监禁。当然，统治阶级难以持久保留如此严苛的制裁，其一因为大多数人很难压抑玩乐的自然欲望，其二因为类似狩猎这样的活动具备着生存劳作、休闲消遣和竞技的多重功能。正因如此，这些“享乐”和“游戏”成了体育运动的雏形。

现代化进程见证了美国体育的急速发展与本土化革新，这一过程与美国例外论思想有所关联。例外论思想滥觞于约翰·温思罗普在1630年到达新英格兰前所做的题为“基督徒慈善的典范”的布道：清教徒们认定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来到新大陆，建立一座“山巅之城”，改革欧洲旧大陆的腐败。之后，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其思想巨作《论美国的民主》中率先从“例外”角度探讨美国政治文化，由是例外论成为阐释美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理念。它在体育领域的表现则体现如下：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陆体育运动在美国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加上南北内战的结束和镀金时代的到来，美国民族主义情绪被催化，体育成为美国寻求区别于殖民者的新文化以及美利坚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与新英格兰殖民地创建者主要从英格兰母国的体育文化中汲取养分不同，现代美国人将体育文化的重心挪至更为美国化的四大运动，即棒球、橄榄球、篮球和冰上曲棍球。特别是被奉为“美国国家消遣”的棒球，说它是美国体育界的《独立宣言》也不为过。著名棒坛学者与民族主义人士斯伯丁曾言，“从未像美国公民一样呼吸过自由空气的英国人是难以欣赏代表美国民族性的棒球运动的”。可见，斯伯丁的论述其实与超验主义学者爱默生在《论美国学者》中号召年轻的美国超越欧陆文化、发扬民族自尊、建立起文化自信的呼吁一脉相承。在本土化的体育项目成为文化主体的符码过程中，体育比赛的各方面也都日臻完善：从组织非正式、规则宽松、局限于地方、媒体报道的篇幅有限，演变至组织正式、规则标准化、竞争全国化或国际化、媒体报道专业化。

国内体育中的民族主义和大熔炉思想

在体育比赛的现代化过程中，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登上了竞技舞台，这不仅说明体育赛事的形式更为正式，也意味着美国民族身份被仪式化地融入体育活动中，赛场也化身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激荡的摇篮。现今，在体育赛事中播放、演奏或者歌唱国歌的传统已被深深根植于国民意识之中。这一惯例始于1918年，那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在芝加哥科米斯基体育场举行，红袜队和小熊队迎来了首场角逐。当时距美国参加“一战”已经17个月，超过10万名美国大兵血洒战场，而4天前芝加哥联邦大厦被轰炸的事件，更是进一步削弱了士气和国民精气神。因而不难理解，整场比赛死气沉沉。但是当军乐队开始奏响国歌，观众们的情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台上的激情被触发，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响彻云霄。第二天，《纽约时报》等媒体以激情澎湃的笔触报道了這一高光时刻。因为在国歌声中，体育成为鼓舞士气的来源，成为国内民众与远渡重洋的战士们风雨同舟、共同进退的情感联结点，成为爱国情怀的具体形式。此后，播放国歌《上帝保佑美国》、升旗敬礼等仪式与开赛前队员们拥抱在一起祈祷的活动共同成为体育赛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颇具戏剧化的环节其实在无形中强调了“体育不仅仅是一场独立的游戏，更是参与者和观众们集体向某种超验的价值观顶礼膜拜的活动”这一观念；换言之，对于观众和运动员而言，美国国歌和国旗这些带有强烈爱国主义意味的符号不仅提醒他们比赛的进行场地在美国，而且在无形中验证了这一事实：各项赛事是在美国国家价值观的语境下进行的活动，是契合和发扬美国国家精神和民族性格的事件。而美国国家精神的基本理念就是建国先父们在《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中所凸显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机会平等等思想。

“大熔炉”也是美国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体育中潜在的政治和文化暗语恰恰促进了美国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融合。“大熔炉”一词取自英国作家赞格威尔1908年首演的戏剧《大熔炉》。剧中，身份为俄裔犹太移民的主人公倾情赞美道：“美国是上帝的熔炉，是将欧洲所有种族群体融化后重塑的伟大熔炉……德国人和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犹太人和俄国人——统统和你一起进入熔炉。上帝在创造美利坚民族。”自此，将各个族裔人群同化、归属至一个美利坚民族的熔炉思想被推广开来。

作为文化最大公分母之一的体育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性。这一正面属性在棒球运动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美国历史上，曾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社区迁移到繁荣的城市，而棒球不仅以物质形式，更是以精神形式陪伴迁移人口。换言之，对迁徙者们而言，棒球提供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运动功能，更是赠与了搬到新的地方、加入新的社群、开展新的生活时个体所迫切需要的归属感和融入新环境的方式。同样的道理适用于移民群体。正是因为体育凌驾于群体差异、国家界限和语言屏障之上，它赋予了不同祖籍国家的运动参与者们对于同一个国家——美国——的归属感，锻造了他们的民族身份，外来移民通过成为棒球运动的参与者、球迷和观众，能更加容易地融入美国社会。因为：其一，棒球运动是“美国梦”（“美国梦”这一术语由美国历史学家、作家詹姆斯·亚当斯在其1931年的著作 《美国史诗》中创造，意指 “每个人都能凭借自身的能力或成就得到机会，从而实现更为美好、富足和完满的生活”。至少在形式上，这成为很多人的美国式信仰）的代名词。出生在北加州的小城、身高仅1.7米的二垒手达斯汀·佩德罗亚曾夺得美国职业棒球联盟“最有价值球员奖”，他的个人经历就是美国梦的化身。其二，棒球的比赛规则更是与美国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棒球赛在进攻方（1名击球者）和防守方（1名扔球者、1名接球者和7名捡球者）之间进行；两者的对抗关系其实就是美国“文化战争的戏剧化表现：如何平衡社群价值利益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击球者完成本垒打需要将来自对方队扔出的球击出后，依次跑过一、二、三垒并安全回到本垒——这个成功时刻是如此的“真实而神圣”，是个体超越环境的限制、激发潜能而做出的英雄式行为，是个人主义的表征。因而就不难理解，进步时代的改革家们为促进少数族裔移民的子女的美国化而制定系统的教育方针时，将体育课列为初等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运动激发了竞争意识，而后者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石；团体运动教会了孩子们团队合作、自我牺牲、自律、领导力等特质，这些都是民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孩子们若在赛场与裁判争论会被判出局，在此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尊重权威，培育良好的公民意识。当然，这些想法并不是公然灌输给孩子们，而是借运动的形式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任何一个打棒球的孩子，无论他的祖籍国家在哪儿，实际上都在建构自身作为美国人的民族身份。或许在任何一个国家，这样被阐发的体育精神都会上升为国家意识，而美国因其移民国家的特征，在强调民族意识方面会更加有意为之。类似棒球这样的运动因其凸显的个人与集体间的关系，而天生地被融入了美国精神的象征之中，这自然也是体育与政治在美国的表现之一。

但这并不意味着体育领域就是大同世界：熔炉的神话并非是现实，美国历史上种族、族裔、性别的权力斗争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过程，而体育界就是见证这一过程的窗口之一。正如文化研究学者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所写，市民社会是交换和谈判、抵制和融合的场域，是集体意志的强加和个人权力的挪用的结合。作为大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子项目，体育也是各方权力的必争之地。大熔炉理念颇具争议性之处在于将美国民族身份定义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WASP）文化，强调异质文化、少数人群的文化融合并同化于主流文化的美国信条。正如棒球历史学家哈罗德·西摩所言，美国文化史学家雅克·巴赞论述“无论谁想要了解美国人的情感和心智，最好都学学棒球”时，其实在向新大陆的移民们宣告，成为美国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打棒球，因为这是融入主流白人精英社会价值体系的最好途径。历史上，与种族、族裔、性别歧视的较量就曾渗透到体育话语中。美国内战结束后，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实际上采取“隔离但平等”的种族政策，甚嚣尘上的种族隔离使黑人球员陷入了职业困境——如果他们想打棒球，则必须加入全是黑人球员组成的黑人球队中，只能参加全是黑人球员参与的联赛。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职业棒球大联赛中肤色隔离的运动员是大名鼎鼎的非裔美国球员杰基·罗宾森——在1947年4月15日，罗宾森代表布鲁克林道奇队登上联赛舞台。尽管媒体铺天盖地的不公正报道接踵而至，他的许多队友以冷漠或敌对的态度对待他，对方球员更是对他羞辱谩骂，奉行白人至上和歧视有色族裔的南方三K党甚至公开发出死亡威胁，但罗宾森忍辱负重、排除万难，赢得了他第一个赛季的年度最佳新秀称号。毫无疑问，罗宾森的成就是对美国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力一击，更激励了一代非裔美国人对种族隔离法的质询。在像他一样的民权斗士的影响下，民权运动的进程不断推进，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法案》的颁布在法律层面确保了黑人在各个领域包括在体育界的平等权利。

国际体育中的美国软实力

除了国内赛事，我们也需要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的国际背景下审视美国体育，正是在国际奥运赛事中，美国例外论和美国民族身份得到了再确认。自1896年现代奥运会复兴后，国家成为运动场上主要的身份载体，奥运会为各个国家提供了衡量竞争对手的国力水平、传播本国话语、建立与他國良好关系的重要平台。在1896年雅典奥运会上，美国队在田径赛场叱咤风云。当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将竞技赛场的夺魁视为美国神话——美利坚合众国民主、自由、平等、青春活力的制度——的隐喻，从而开创了将奥运胜利视为美国例外论表征的传统。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上，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面向美国选手发言：“感谢你们充满生机活力、不懈追求公平，让全世界再一次见证了美国的国民性格。”1984年时任总统里根也在讲话中感叹，“只有在美国这样的大熔炉中，才会产生一个混合不同种族、信仰和国籍的运动队”。从这些言论里可以看到，建国先父们所定义的美国民族身份中自由、个人主义、人民主权、平等等基本概念已经超越了历史、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被广泛地挪用到体育层面上。

除了借助国际体育对内宣扬民族主义，美国也热衷于将本国强劲的体育实力解读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优越性的成果，从而达到对外展现软实力（“软实力”这一概念由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1990年首次提出）的效果。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在被后人称为《 奥林匹克宣言》的演说中直言，“我似乎不是在研究体育而是在研究外交问题。事实上，我只是在强调一个重要的社会法规，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志向和习俗，直接影响着这个民族对体育运动的理解和所采用的组织方式，前后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换言之，各国都在利用奥运会传达对国际事务的政治立场及其立场背后文化价值观的合法性和吸引力。凭借体育的吸引力向全球输出美国梦的价值观，这是美国软实力运作的重要方式。作为美国流行文化的窗口之一，体育以其吸引、感染、同化能力协助甚至主导美国在国际关系的政治角斗中脱颖而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见证了美国队在田径场上碾压苏联队的盛况。赛后，《纽约时报》等媒体既幸灾乐祸，又不无讽刺地用政治化笔触对苏进行舆论围攻：“如果说（比赛）结果让红色兄弟们羞愧难当，那么当他们意识到‘美国的方式是更好的方式时，更要难以接受，痛不欲生了。”从这个意义而言，铁幕两边都把体育赛事视为冷战中国家形象博弈的代理战；若能在国际大赛中击败意识形态层面的对手，那么似乎就有铁证来论证某一意识形态是更好的。而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巨头的剑拔弩张在20世纪80年代的奥运会抵制运动上达到高潮，两国都把抵制运动视为传达政治不满的信号。就这一层面而言，政治焦点模糊了体育理念，体育文化在代表政治立场的政府运作下被挪用，体育运动场成了弥漫着浓浓硝烟味的政治戰场。

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体育作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中介之一，在大众媒体以及市场的推波助澜中，有意或无意地承担了向世界宣扬美国式生活、美国例外论、美国梦、美国迷思、美国精神的文化传教士的责任，推动了世界美国化。NBA不仅仅是一场被全球电视媒体转播的体育赛事，更是美国神话和美国梦的营销机器。奥运会游泳赛事逐渐成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代名词，被贴上阳光、沙滩、财富以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标签，吸引着全球的消费市场。从这层意义而言，从体育商品深入到文化观念再到价值观传输，体育已经成为向世界传达美国话语的渠道，成为辐射美国文化光芒的灯塔。

（本文为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项目——“软实力与美国大众文化研究”基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