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云

摘  要：苏丹小说家塔依卜·萨利赫的作品《北迁季节》流露出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因此用该思想的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观点对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进行分析，可以解读二者在面临选择时的内心矛盾和冲突，揭示出作者对苏丹本土人才为国家和民族带来新面貌的希望。

关键词：《北迁季节》;萨特;存在主义;自由选择;承担责任

引言：

《北迁季节》是“阿拉伯小说天才”塔依卜·萨利赫的代表作品，阿拉伯文学协会称其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阿拉伯小说之一”。在小说中，萨利赫从无名叙述者的视角讲述了有着相似教育背景的两代人在北迁伦敦又回归苏丹后，在故土上是否克服内心焦虑、找到生存意义，以及承担起个人与国家责任的故事。国外学者对该作品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后殖民主义[1]，也有从心理学[2]、互文性[3]等角度的分析。国内学者主要从后殖民角度对小说进行了解读，关注小说中的流浪主题[4]，以及身份[5]、文化[6]等问题。在国内外的研究中，穆斯塔法（以下简称穆）以及无名叙述者的身份问题一直都是关注重点，因为它对二者的人生态度和选择有重要影响。穆说自己“不过是一个幻象，一个谎言”[7]27，过着虚伪的一生。叙述者虽没有经历过他的荒谬生活，但却被其深刻影响着，正如他所说，“他就像一个幽灵”[7]44。用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提出的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二者的经历和结局。

萨特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自由选择，那他的个性和自我就已失去，更不要谈真正存在过”[8]21。然而，人一旦做出选择，就意味着对他人也进行了选择。因此自由选择就意味着承担责任。责任的逃避或缺失，自己都將成为他人和自我的“地狱”[9]8，导致与他人关系的异化以及使自己陷入精神困境。用萨特的存在主义对小说可以解读出小说的两名主人公在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中分别陷入的内心挣扎与道德冲突如何导致穆的悲剧和唤醒叙述者的责任意识。

一、“他只是一个幻象，一个谎话”：责任的缺失

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10]8，世界是一个自在的整体，不受外力干扰地存在着，但人是被偶然地抛在“自在”的世界上，直到生命结束都在自由选择中用行动塑造自己。因为自由，人才能存在。但是“人是处在一个有组织的环境中，他是摆脱不掉的：他的选择牵涉到整个人类，而且他没法避免选择”[8]24。《北迁季节》中，穆的一生极尽荒唐，他的人生轨迹无处不体现着逃避责任。一个来自殖民地的黑人能够在英国留学，说着和老师一样流利的英语，甚至成为伦敦社会的“宠儿”，这让他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凭借“好使的脑袋”和“冷若冰霜的心灵”[7]23，以及外在的东方形象，他利用欧洲女性的猎奇心理，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富有东方魅力的“黑皮肤英国人”[7]24，让她们沉沦在神秘的东方氛围中无法自拔，最终都以悲剧收场。他自己也承认“我的卧室是座坟墓”[7]48。

世界荒谬，人生痛苦。但如萨特所说“在这个虚无的世界中，人依然是自由的，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8]47。穆从苏丹北迁到欧洲，有意无意地塑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脑袋装满了西方文明，但却无法摆脱外在的东方形象。里外不一的碰撞使他的身份选择和认同陷入了混乱。萨特认为，“荒谬的人满怀激情地注视着死亡，死亡的眩晕感使他得到解脱，他体验到奇妙的不负责任感”[9]13。穆的责任是作为丈夫和父亲对妻儿的责任，作为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负担起来。对自己负责，不仅是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人负责”[8]12。但他却选择了逃避，完全变成了自己口中的“幻想、虚妄、谎言”。或许如他所说，“要是每个人都知道何时拒绝走上这一步的话，那么许多事情都会全然不同”[7]36。

二、“我就像那棵植根于地的枣椰树”：道德与选择的冲突

“一个存在主义者永远不会把人当作目的，因为人仍然在形成中”[8]30。叙述者希望能从“一根随风飘零的羽毛”回归到“植根于地的枣椰树”[7]4。

叙述者也和穆一样，到过伦敦上学，但他之后回苏丹为新政府工作。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充实完备的人，像一颗投入田地的麦种，正准备发芽。原来满怀希望地回到家乡，但在与故人的相处，以及从身边发生的事中逐渐发现他已经无法再真正回归故土了，甚至变成了穆口中的“外乡人”。他发现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家乡，其实每个人都麻木不仁，对任何事情无动于衷，固守着那一套旧思想。叙述者在伦敦学到的东西没能在家乡派上用场，因此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的内心虽然清楚家乡信奉的道德价值和政府采取的政策自己已经不能接受，但却没有任何表态，只是选择逃避，留下村民继续在“旧”环境中挣扎。

按照萨特的观点，人和自在的世界相遇会产生一种对外部世界感到荒谬、不可理解的无奈，这种感受就是“恶心”[9]31。但他却未看到自己的责任，因为他所做的选择都以自我为核心，时刻准备逃避。从个人层面上来看，叙述者有自由做任何选择，但是他作为苏丹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选择不仅是个人行为，更代表了苏丹的未来。他要成为“植根于地的枣椰树”，唯有用行动改变这种想逃避的状态，担起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

三、“他就像一个幽灵”：责任的继承

穆溺亡后，叙述者总能感觉到其存在的气息。“一个白痴，一个孩子，或者一个外国人，只要有足够资料，总是有法子了解的”[8]23，叙述者总感觉到被他的灵魂萦绕着。正如萨特所说，“在模铸自己时，我模铸了人”[8]9。只不过这里的“我”是穆，“人”是叙述者。“我在创造一种希望人人都如此的形象”，穆的荒谬生活和希望显然与存在主义的这个观点不合。但是，如果反过来看，穆创造的是一种希望人人都不要如此的反面形象。与穆初见面时，其身世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知道他在伦敦的糜烂生活后，对他产生了奇怪的感觉，认为他是“永动世界里一个一动不动的物体”[7]59。

镜子被认为是人审视内在自我的意象，叙述者正是在穆的“英式房间”中的镜子里看清了本来的自己。他将镜子中的自己误认为穆，他对镜子中出现的影像如此敏感，暗示了他从进入穆的生活以来内心的恐惧和焦虑。萨特提出，“恐惧是对世界上的存在的恐惧，而焦虑是在‘我面前的焦虑。之所以焦虑，不是因为‘我畏惧落入悬崖，而是因为‘我畏惧‘我自投悬崖”[9]117。叙述者自认为对穆充满鄙视与“恶心”，但其内心深深恐惧着将会重蹈悲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感觉到被穆的幽灵包围着。

叙述者认为自己一生都没有做选择，但是用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看，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审视完穆的“英式风情”房间后，叙述者又一次选择了逃避，带着绝望走进尼罗河。在“非生即死”的状况下，他终于在河中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那些穆传递给他的责任。小说结尾并未交代叙述者获救与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做出了选择，“我要活下去”[7]133。这一选择也暗含了作者对苏丹知识分子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全新面貌的希望。

结语：

《北迁季节》中穆和无名叙述者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是人與自我的斗争，也是人自由选择的一生。他们充分证明了萨特所阐述的“选择的自由”。“存在主义是一种是使人生成为可能的学说，因为它把人类的命运交在他自己手里”[8]37。因此，无论对于穆或是叙述者，他们都能在任何时刻做出选择，并承担起对自己和所有人的责任，为国家和民族带来希望。

注释：

①小说原文内容引用自2017年的译本《移居北方的时节》，但本文标题和内容均用另一译名《北迁季节》。

参考文献：

[1]Jabbar， W. K. "The mimetic discourse in Tayeb Salih's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J]. Rocky Mountain Review 66.2 （2012）： 130+. Rpt.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Web. 15 Oct. 2019.

[2]Zeidanin， Hussein Hasan.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Borderlands in Tayeb Salihs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  Advances in Language & Literary Studies， 2016.

[3]Huebener， P. "Metaphor and madness as postcolonial sites in novels by Jean Rhys and Tayeb Salih." Mosaic [Winnipeg] 43.4 （2010）： 19+.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Web. 15 Oct. 2019.

[4]吴晓丽.《北迁季节》：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危机及艰难探索[J].鸡西大学学报，2013，13（09）：103-105.

[5]夏艺. 原型视角探寻《北迁季节》的身份追寻主题[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8，31（04）：184-187.

[6]许佳媛，原一川，李昌银. 文化杂糅者的悲剧——《北迁季节》的后殖民解[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02）：11+137.

[7]塔依卜·萨利赫.移居北方的时节[M]. 张甲民，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

[8]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周熙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9]萨特.萨特自由选择论集[M]. 周熙良，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0]萨特.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