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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的美国观

2020-06-29赖某深

世界文化 2020年6期
关键词:华人

赖某深

在嘉庆八年(1803年)所刊行的一部书里,文人缪艮发表了他的《四十二愿》,第十一愿是“出使外都,遍历异域”(《文章游戲》)。这个善于作游戏文章的寒士可能是清代要出洋当外交官的第一人。在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之前,他就有那个愿望,可说是时代的先驱者了。70多年后,翰林出身的陈兰彬真的“出使外都,遍历异域”,三度走向世界,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和美洲。作为首任驻美学生监督,他是留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作为古巴华侨案件的查办者,他是维护海外华人权益的先驱;作为首位驻美公使,他是中美外交关系的开拓者。

陈兰彬(1816—1895),字荔秋、丽秋,又名均畹,广东吴川人。他幼时聪颖,有“神童”之称,不仅文章写得好,诗词歌赋亦很在行。其家乡的状元林召棠曾赠陈兰彬两副对联:“欲就功名须立品,能明理义即端仁”“观天地生物气象,学圣贤刻苦功夫”,可见期许甚高。

咸丰三年(1853年),37岁的陈兰彬考中进士后,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充任国史馆纂修,不久改任刑部候补主事。同治八年(1869年),陈兰彬由直隶总督曾国藩奏调入幕,从此进入曾国藩幕府担任幕僚。

陈兰彬视野宽广,具有过人的见识。仅举一例:他很早就提出要经营南洋各岛,具体建议是“俟兵轮船出洋后,以巡历为名,往觇虚实,再行定夺”,李鸿章对此建议评价甚高,认为“所议南洋诸岛,收之可为我用,诚有远见”。100多年前就看到南海的战略价值,主张经营南海岛屿,不能不说是远见卓识。由此可见,陈兰彬虽然是翰林出身,饱读儒家经典,但头脑并不冬烘,更非保守、守旧之辈。曾国藩幕府的历练以及长期接触洋务,使他富有远见卓识,也具备了对外交涉的才干。

时代的风云际会,把陈兰彬推向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他曾经三次走向世界。第一次是在1872年,陈兰彬受任为驻美出洋肄业局第一任监督。由于幼童留美计划半途而废,加上容闳在《西学东渐记》对陈兰彬极尽嘲讽批评之能事,陈兰彬成为留美幼童事业失败的替罪羊,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第二次是在1874年率领调查团前往古巴调查华工受虐之事,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向总理衙门呈交了详尽的调查报告,还有华工的口供材料,有力地证明了古巴华工确实遭到非人的虐待。消息在报刊披露后,震惊中外,促使清政府重新调整海外华人政策,在古巴设立总领事以及派驻西班牙公使。陈兰彬调查团的派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它标志着清王朝逐渐改变以往对海外华人拒不采取保护措施的漠视政策,开始关心和维护海外华人的权益;另一方面,正式向海外派遣使团在中国外交近代化进程中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清政府首次正式以西方的方式来处理外交纠纷,以期在对外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第三次是在1875年受任首任驻美公使,但到1878年才成行,至1881年卸任,为时不过3年。在任期内,陈兰彬恪尽职守,不辱使命,在处境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积极运用条约和国际法,与美国政府交涉,为保护在美华人呕心沥血,为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殚精竭虑,其开创之功,不可抹杀。

按照总理衙门的规定,出使各国大臣都要撰写日记,以便了解西方各国的内政外交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正确应对。驻美公使也不例外,但陈兰彬毕竟是62岁的老人了,身体又不好,出国之前在上海大病了一场,加上不懂英语,到美国后,一些参观应酬活动并未参加,都是派随员出席。陈兰彬坦陈,自出使美国以来,“夙昧洋文洋语,见闻未审,亦难遽笔于书。数月来缀述寥寥,因取陈郎中嵩良、曾主事耀南、陈丞善言、蔡丞锡勇数人所散记,合并参订,存兹崖略”(引自《使美纪略》)。由此可知,《使美纪略》成于众手,并非其一人的著作。

《使美纪略》为日记体,起自1878年3月1日(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领取国书,止于同年10月1日(九月初)在华盛顿递交国书后拜会各国驻美公使。日记的内容大致有:关于美国的领土,美国分为三十七邦(今称州),十个属地,两个部落。关于美国的政治制度,书中语焉不详,甚至还有错误,如说“上议院(今称参议院)每邦两人,共计七十六人”,按作者所说美国当时三十七邦,上议院应当是七十四人。关于文化教育方面,只是简单地提到美国几所著名的大学,至于这些大学的历史、学科设置、专业特色均付之阙如,唯一详细记载的是纽约的王家书院,但也只限于学生人数、学生不同年龄段所学课程等内容。给人印象较深刻的是记载哈特福德的一个书院所学科目“均列图备物,口讲指授,不独架有其书,徒供耳食”,想必作者写这番话时,不由自主地与国内死记硬背、从书本到书本的教育方式进行了一番对比,从而对美国重视实验课程、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非常羡慕。关于市政建设方面,记旧金山“街道宽阔,形如棋盘”,纽约“街道宏敞,屋宇华丽”,还对“白屋”(今白宫)和“议政院”(国会)建筑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关于民风习俗方面,记载西方的婚姻制度是“西俗男子不娶两妇”,这和中国盛行的一夫多妻制不同;记美国的丧葬制度是,“据称,国例:葬地须由官择定,不产煤、硫、五金,始指给人丛葬而取其值,又不立茔坟院,葬时亲朋人等各用生花供献, 掩土后子孙多不过问,其拈花到坟泣供者间或有之,则夫妇情重者也”;对美国盛行的赛马活动也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记述。另外对美国的许多新奇事物如保险公司、免费穷人院、疯人院、女子书院、陪审团专用女人有所记述,但都是三言两语,不知其详。

《使美纪略》的价值,最值得关注的有三点——

第一,对19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科技发明特别关注,尤其对美国的科技发明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当时的美国科技发明众多,经济发展迅猛,可谓一日千里:1830年代发明铁路,开始火车运输。1830—1850年代发明并普及电报,其间实现农业机械化,割草机、打麦机和收麦机代替了人力和畜力。这一切,在《使美纪略》中都有具体、生动的记载。

在香港,陈兰彬亲眼看到了传话筒(电话机),“在辅政司署见传话筒……以手摇筒旁铜拐,起号,即对筒问话毕,旋闻筒旁钟响,以耳向筒,一一回答。询其何以能然?据言:电线能传字,即能传声”。他还听说英国有人发明了藏话箱(留声机),“数人分槅说话,封之,数万里之远,百十年之久,揭封侧听,口吻宛然,于立约、遗嘱诸大端尤为有用。将来制作尽善,当必传布中华”。陈兰彬此处记载恐有不确,事实上发明留声机的人是誉满全球的发明大王——美国人爱迪生。留声机诞生于1877年,次年陈兰彬就作了记载,也许在中文文献中属于首次。而他作为曾经的刑部官员,首先想到的是可以用留声机来保存证据,“于立约、遗嘱诸大端尤为有用”,并预见到留声机将来“当必传布中华”,只是留声机在中国风靡一时,恐怕是民国时的事情了。

在旧金山,陈兰彬见到了电灯,在他下塌的满金茉莉街九层楼宫殿酒店,“庭院设新制电气灯四盏,白光如月,芒焰远映,胜煤气灯,且工费所省倍蓰,他日行用,谅必广矣”。陈兰彬对于新奇事物感兴趣,从《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中亦可得到印证,记者报道了使团在该酒店乘坐电梯的场景:“当时电梯是一个新事物。一些本地商人也因而却步,跑到拐角处不敢进去,而一群学生却高兴地进入电梯。陈兰彬公使信心十足,他富有旅游经验,又是非常有风度的绅士,他严肃地进入电梯,其他人也紧接着进入。电梯载重上升,引起人们一片欢呼声”。1878年11月4日,陈兰彬在巴尔的摩市参观时还见到了火警警报器,他要求打开火警警报器进行测试。

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陈兰彬见到了观光缆车:“岸旁有屋数间,内设绞车机器,下通水轮,以为升车上下之用,车如小室,可坐一二十人,四面玻璃透亮,有门以便开阖出入。”

在纽约,陈兰彬参观了书信馆(邮政局)、电报馆,并且亲自发电报进行试验,不由惊叹“巧妙绝伦”。

中国以农立国,美国的农业机械自然为陈兰彬所关注。书中详细记载了收割机、抽水机、打麦机、播种机的形状及工作原理,并称赞说“此数种俱巧便异常,真农家利器也”。

第二,密切关注世界军事进展。在美国,陈兰彬及其随员参观了炮台、军械所,观看了新式手枪和大炮,了解枪炮的价格,并进行了大炮试放,还观看了民兵的阅兵式。陈兰彬尤其重视鱼雷在军事上的应用。早在1873年6月,他致好友李勉林的信中曾说“又闻现有水雷新法,在伊华盛顿都城演习,未肯传人”(《陈荔秋致李勉林函》,见《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在《使美纪略》中,他记载了和出洋学习水师、随同服役军舰到美国访问的福州人黄建勋的谈话,据黄建勋说:

有水雷三种:一曰白头雷,别国未有者,形如鲤鱼,头有电气数条,尾藏机汽,量敌船之远近,用机汽之多少,计可到船触发,即敌船来猛,中途碰着鱼头电气亦发,至于浅深,则于雷身量加铁条,如敌船入水一丈,该水雷则沉至一丈,尺寸仿是;一曰霞米雷……一曰上尖雷……三种之中,最便而利者莫如白头雷,惟敌人机警,未出海之先已将船身入水之字号改抹,以少注多,则水雷从底而过,无济于事。又称海上交锋,总要视敌船何舱系藏火药,专攻其药舱为要。近日西人极意讲求水雷,而炮已为第二义云。

黄建勋提到的“白头雷”,是世界上第一枚真正意义上的鱼雷,是1866年英国人怀特黑德(Whitehead)研制成功的,由于怀特黑德的名字直译是“白头”,他发明的鱼雷也被称作“白头鱼雷”。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国海军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鱼雷击沉了土耳其军舰“塞弗”号,各海军强国也开始重视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至于霞米雷和上尖雷,笔者未查到相关资料,不知其详。陈兰彬详细记载了“白头雷”的形制、原理及规避方法,并提醒当局“近日西人极意讲求水雷,而炮已为第二义云”。有研究称,“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中,共有17条鱼雷击沉军舰3艘,占被击沉舰艇总数11艘的27.3%”(高月《防不胜防的暗箭——现代鱼雷的发展及应用》),充分证明陈兰彬对新式武器的敏锐和先见之明。不过,陈兰彬把鱼雷和水雷混为一谈,众所周知,鱼雷是一种进行主动攻击的武器,而水雷则是一种被动防御的武器。鱼雷自身带有动力,能通过一定的制导方式寻得攻击目标。水雷一般不带有动力,通常漂浮或者悬浮于水中,等过往的船只碰撞爆炸,像地雷一样。

第三,对华人在美国的情况及美国排华的猖獗进行了客观的记述。华人在美 “共十四五万”,分布在美国各地,从事淘金、挖煤等工作。华人无论从何地来,都以旧金山为“出入总口”。初到美国,人地生疏,又不懂美国的法律禁令,为了自保和互助,华人纷纷建立“会馆”,仅在旧金山,较大的会馆就有6个。陈兰彬访问旧金山的华人会馆,获悉会馆章程规定“如不遵我朝正朔,而改易洋装者,册不列名;有事投诉,会馆亦不理”,颇为赞赏,称赞说“小民糊口异域,能不忘本,亦足嘉矣”!华人在美,最初因为工作机会众多,与当地土著居民和外来移民相安无事,但后来随着矿产资源的枯竭和铁路的告成,加上各国有领事保护而中国没有,美国掀起了排华浪潮。从日记来看,美国排华有三个特点:其一,排华最猖狂的是埃利士(爱尔兰)工人会党,充当了排华的急先锋,他们“专向华人,始犹殴辱寻仇,近且扰及寓庐,潜行焚掠,始犹华佣被虐,近且逼勒雇主,不准容留”,目的是“尽逐华人而后已”,华人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脅,仅旧金山一地,“未结之案约数百起,监押者数百人”。其二,美国地方政府以立法的方式,通过一系列排华法案,“如住房之立方、天气(空气),寄葬之不得迁运,告状之不许华人作证,及割辫、罚保等例,均于华人不便”。这里提及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制定的针对华人的法令,必须略为解释几句。1870年,旧金山议会通过《立方空间方案》,规定市内住屋,每一成人住客,需要五百立方的空间,法案实施后的两个月内,便有247名华人被拘控。1854年,加州最高法院宣布不准华人在法院作证。1876年,旧金山议会通过《辫子法规》,规定凡犯案入狱的华人,必须剪辫。凡此种种,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可见一斑!其三,新闻舆论对排华起了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地新闻纸“谈及华人,必备极丑诋,又凭臆论说,凡可以欺凌华人者,无不恣意言之”,翻开新闻纸,排华言论“连篇累牍”,“令人阅而愤懑”。

除此之外,《使美纪略》还记载了印第安人:

途中所见野人,红面如脂,发黑若漆,男女俱穿耳留发,不束身,体粗壮,五官亦整,见人辄笑而讨食。又见男妇两人,面抹黄土,各骑白马,身衣兽皮,手持羽扇,头戴皮冠,脑后两带下垂至腰,俱插羽毛。询之土人,云此系熟番头人(途中所见俱熟番)。又云:生番远处深山,草木轇輵,无路可通,间有互市,非熟番不能到(亦无人晓其言语也)。

陈兰彬将印第安人称之为“野人”,对印第安人的肌肤、体格、五官、打扮、服饰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在中文著作中,首次介绍印第安人的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他在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六“原居苗人”条中,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印第安人的體貌、性格、服饰、生活习俗等。而陈兰彬则可能是亲眼看到并首次记载印第安人的中国人。

华盛顿是近世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开国英雄,陈兰彬特意去参观了华盛顿故居:

屋仅数楹,规制俭朴,上下两层,上为卧房,有榻一,胡床、小桌各一,瓦缶数事,另房为正命之所,药罐、痰盂咸在,余为客房。下层储其遗物,若刀剑,若鞭鞍,及退破衣袴等。墙壁绘其生平得意数事……屋俯大江,后有厨房及佣人住处。闻临终时,曾放出黑奴二百余,听其自便。

华盛顿故居又名弗农山庄,位于弗吉尼亚州(陈兰彬称之为“勿尔吉尼阿邦”)。“正命”泛指寿终而死,与“非命”相对。儒家以顺应于天道、得其天年而死为得“正命”。《孟子·尽心上》:“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离故居不远是华盛顿墓地,其坟“砖围丈许,中置二石棺,覆以铅瓦,若停柩之寮,然前立二石柱,高可八九尺,标刻附葬诸戚名氏,系后人改扞。其手营寿圹,距数十武,尤极狭隘……据称华盛顿居此数年……今房屋布置皆其手泽,虽极朽蠹,仍依样修理,不敢擅易。坟虽改葬,亦不尚华饰,恐违先志云”。陈兰彬详尽细致地描述了华盛顿故居和华盛顿墓地,故居“规制俭朴”、墓地“不尚华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陈兰彬写这段文字时,是否想起了中国等级森严、穷奢极欲、富丽堂皇的帝王宫室及其陵墓!

美中不足的是,陈兰彬的日记内容过于简略,许多重要活动都未记入书中,像抵达旧金山时“赴西人戏院观剧”“到映像馆照相”(《陈星使节抵美埠》),接受美国政府邀请出席巴尔的摩博览会 (《请中国钦使赴赛会》),这都是中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有用史料,在书中却一概付之阙如。

也许是过于“老成持重”,也许是汲取郭嵩焘放言谠论遭到顽固派猛烈攻击的教训,在日记中陈兰彬对美国社会政治状况着墨不多,更难以看到他的分析和评论。同样是参观华盛顿墓地,1868年访问美国的志刚在日记中称赞华盛顿说:“然以一废退武人,崛起于人心思奋之时,卒成数千里大业。而乃功成名遂,身退而不为功名富贵所囿,固一世之雄也哉。”1887—1889年,奉光绪皇帝钦派游历美国等地的傅云龙在参观华盛顿故居后,也发出了“海外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第一流哉”的感慨(《傅云龙日记》)。这样的评论和感慨在陈兰彬的日记中是看不到的,不免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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