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瑾 段钨金

摘  要：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无法存在。这对传统翻译忠实观提出了挑战，蕴含着文本的创新并体现了译者主体性。国内解构批评之风盛行，但因解构主义理论本身并不是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理论构想与翻译实践追求目标间则形成矛盾。本文旨在结合诗歌I Am Afraid的重译现象，解读以雅克·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想，帮助读者通过具体实例了解其思想在翻译领域的影响，并引发译者对自身地位与作用的再思考。

关键词：解构主义;德里达;诗歌;译者

引言：

长期以来，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西方世界一直占据主要地位（杨红，2011：5），以此为基础的翻译观将译者放于第二位或强调译者的隐身，遵循以忠实为主的翻译观。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始，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兴起，其反叛结构主义，主张从多角度看問题，冲破固有思维的屏障，颠覆西方哲学传统。这一思想在翻译界引起风潮，并对传统的翻译观冲击颇深，其中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作为解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人，对中国当代的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王宁，2005）。

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对传统翻译忠实观进行了冲击，由于解构的不确定性以及意义的不可终极性，导致了文本的不可译性（黄海军、马可云，2008）。然而，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是无法完全脱离原文进行肆意翻译的，否则就会出现“胡译”现象。译者本文通过结合具体诗歌的重译现象，旨在帮助读者简要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为译者破除固有的思维壁垒，直视差异性，挖掘译者的重要作用，进行译者地位的再思考。

1.简述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其思潮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解构主义思想的提出，在西方翻译理论界也激起阵阵涟漪。德里达以瓦解“在场”为目标的解构主义策略，提出了延异（différance）、播撒（dissemination）、“印迹”（trace），去中心化（decentering）等术语（陈浪，2007）。其中，延异（Différance）为德里达首先提出的关键性术语及思想中心，这一术语意在表达现存在与意义之间的一些原始差异。“延异”一词中，“延”带有“延迟”、“延缓”的意思，展现一种时间上的推迟，而“异”则还带有空间上的差异，因此，“延异”所代表的差异性，既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德里达认为语言符号、书写符号看成是无目的的约定俗成的，这种特性也就是符号的任意性（杨红，2011：16）。那么，在解释符号的时候，实际上是用一个符号解释另一个符号。比如在解释“玫瑰花”时，会用到其上义词“植物”，而要想解释“植物”就需要使用其他符号。德里达认为符号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意指的东西就在场，是推迟的“在场”，因此，意义是无法确定下来的。“延异”的外延则无限地扩大，可指代世间万物的差异性。

除此之外，德里达还对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进行了着重探讨，认为译文是原文的“再生”，两者也是“共生”的关系。没有译文，原文无法生存。德里达强调，翻译为差异提供了场所，译文的价值就在于对语言差异度的表现和是否弱化差异性的选择，从而使原文获得补充或重生。另外，在翻译过程中，解构主义将译者比作创造者，所有文本都具备“互文性”，译者不再隐身，译者与译文的地位得到提高。

2.通过诗歌重译现象解读解构主义思想

本文结合诗人Qyazzirah Syeikh的诗歌I Am Afraid英译本的多个中文译本（蓝育惠，2014），对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进行解读。此首诗歌于2014年由于不同版本的翻译走红于网络，与原文相比，译本历经屡次重译完全脱离了翻译实践要求的严谨性，某些译本甚至脱离了原文，成为新的创作，由此引起热议。本文选取诗经版译文与五言诗版的译文进行解读，以下为诗歌原文：

You say that you love rain， but you open your umbrella when it rains...

You say that you love the sun， but you find a shadow spot when the sun shines…

You say that you love the wind， but you close your windows when wind blows...

This is why I am afraid;You say that you love me too...

诗经版译文：

子言慕雨，启伞避之。

子言好阳，寻荫拒之。

子言喜风，阖户离之。

子言偕老，吾所畏之。

五言诗版译文：

恋雨偏打伞，爱阳却遮凉。

风来掩窗扉，叶公惊龙王。

片言只语短，相思缱倦长。

郎君说爱我，不敢细思量。

2.1 “延异”与诗歌翻译的内容再生

德里达称西方哲学为“在场的形而上学”，而他提出的瓦解“在场”解构主义策略中，延异论尤为引人注意。追根究底，在于意义的不可定性与差异性。因为原始差异不可忽略，而意义又是在差异中体现，那么意义则不能确定下来。人与人对同一个事物，同一个符号的认知存在差异，以“dog”为例，英美国家有关狗的词语往往是积极的，如“lucky dog”，而中国则往往是消极的，如“狼心狗肺”。那么，在英文译本中出现“dog”这个单词时，中国译者很可能由于语言习惯不自主地理解成消极词语，再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纠正，反言之，如果不加以纠正，自然就形成了差异。

结合英文诗歌的第三句话，忠实于原文进行翻译则是，“你说你喜欢风，但是风来了的时候，你却关上了窗户”。从单个词语的翻译来看，名词“window”在诗经版里翻译为“户”，而在五言律诗版本中则翻译为“窗扉”;动词“close”在诗经版本中翻译为“阖”，而在五言律诗版本中则翻译为“掩”。同为翻译一个词，译法却不同。延异论关注事物的差异性，所指的不在场，结合诗歌翻译实例，“window”的翻译，“户”除了指“窗户”，还可以指“人家”，这种汉字意义的变化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扩充与更新的，那么差异性不可避免，意义不可确定。另外，对于“close”的翻译，在汉语中“阖”和“掩”又有不同，“阖”指关闭，而“掩”则并未完全关闭，此时，两字的选取不再是原作者发挥作用，而在于译者的选择。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译者假设在这首诗歌中关上窗户的是女子，那么选择“掩”字是否就符合中国古代诗歌中常见的柔若无骨的女子，她们所发出的动作的轻重程度。这种译本的改变是对原作的补充，是对原作内容上的再生。由于延异观中差异性的存在和意义的不确定，才会有多个译本的出现。本文列举的I Am Afraid诗歌就有七个译本，除忠于原文的普通译本外，另外六个译本都有其独特之处，很少看到原作的影子，这就意味着这些中文译本是无法完全回归原文的。在延异论中，与其说“译意”，不如说是“译异”（叶琳，2012）。

2.2 互文性与诗歌翻译的表达形式

互文性（Intertexuality）指文本间的相互关系，具有极强的意向性和意指作用（刘军平，2003），使得文本的翻译具有无限潜力。与传统文学研究相比，互文性拒绝明确所谓固定不变的意义，主张语义的流动性，相比形式更注重内容（程锡麟，1996）。在诗歌I Am Afraid有多个译本，包括诗经版、离骚版，五言诗版和七言绝句版等等。英文诗歌采用从句形式，前半句只对“love”的宾语进行变换，后半句则仅变换动宾结构。诗经体是模仿《诗经》这一中国最早诗歌总集所创造的现代诗歌，诗经版本遵循诗经的形式，以四言为主，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来增强抒情效果，在每章中只进行几个字的变换，却能够达到独特的艺术效果。这与原文相比，确有相似之处，但采取的形式不同。由于英文是形合的语言，重视逻辑关系，在原诗中“but”引導的句子中主语“you”是不可省略的，而在诗经版译本中，可以看到除了最后的“吾所畏之”，其他后半句的翻译都对主语进行了省略，达到了“以少总多”的效果。另一版本，五言律诗从形式上与原作大相径庭，五言律诗不仅对字数与句式上有要求，还要求在内容上有严格的对仗。以原作的前两句与五言律诗版译本的首联相对照，不难发现，在译本中，译者着重选取原作词语变化的部分，并将原作中的两句话高度凝练成为律诗中的一联。原诗歌第一句话的14个单词，仅用5个汉字就尽表其意，可见中国汉字之精深。诸如此类，因文化影响而导致的多重译本已几乎看不见原作的影子。有人以诗经体译出英文诗作，就会有借鉴其翻译思路以五言律诗形式翻译诗作的人出现。译者通过对英文原诗的解构，结合个人认知对原诗进行重构，以实现诗歌重译。而整个过程中，多个译本相互借鉴，又互有差异，互文性由此体现。

德里达的互文性理论则认为，每一个文本，每一种话语，都是能指的“交织物”（interweaving）或“纺织品”（textile）（程锡麟，1996）。那么，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文本相互吸收或者抛弃并重新组织的过程。对于翻译而言，互文性意味着减弱原作的权威性在译文中的体现，不再遵循忠实的规范，通过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认知创造出新的译文，不再是一种转述，而是一种创作。

3.语境重构与译者主体性再思考

西洋谚语有言，“翻译者即为反叛者”（Traduttore traditore）（钱钟书，1985）。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译者的水平或对原作的认知度不同，译文或多或少总会有失真的部分。以I Am Afraid诗歌第三句为例，忠实原作翻译出来的译本没有外延，而在五言律诗中则后半句则翻译成了“叶公惊龙王”。通过翻译可看出这版译本带有译者鲜明的个人风格，中国有成语“叶公好龙”，而在译本中“叶公”却害怕“龙王”的到来，结合中国传统“龙王”代表“雨水”，又巧妙回归了本意。第三联“片言只语短，相思缱倦长”，在原作里完全找不到对应，完全是译者经过个人的思考，对场景进行重构，展现出一副备受相思之苦困扰的痴情人得不到明确回应，委屈与害怕的情景。对于文本的理解，总会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在翻译时，译者为符合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必然会进行语境重构，语境重构则具有历时性，译者则发挥主体性。

以忠实为首要标准的众多翻译观中，相比原作者、读者，译者一直处于最末位。译本要尽可能地还原作本意，译者要尽可能地“隐身”，仅发挥“传声筒”作用。而解构主义认为，译者也是原作文意的阐释者，以主体地位参与到原作的重构中。译者在翻译原作时，首先要做的必然是理解原作，解构主义着重于译者的地位，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不是试图以原作者角度进行解读，而是脱身而出，用自己的角度看原文，并“创造”出作品，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但需要考虑的是，译者地位的提升，译者的“现身”，就很可能会出现“胡译”现象。解构主义的“存异”并不等于不负责任的随意解读，恰恰相反，这一思想的提出提醒我们，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精神活动丰富复杂，仅遵循固定模式是无法进行解答的（黄振定，2005）。那么，作为译者如何在敢于表达差异性的同时，又对读者负责？译本受原作制约，译者受多重因素制约，德里达虽提出延异论，但他也提出意义的无限性并非与某个具体语境意义的暂时确定相冲突。译者对于译本的创作会导致文本的重译与创新，文本的重构是译者为主导，不再唯原作者是从。忠实于原作是相对的，尊重原作者的权威不等于盲目的忠实，全在于译者个人的选择。那么，译者是否可以通过译本的再创造与读者进行互动，而不是仅仅为读者与原作者构建桥梁？这都是我们作为译者在当今这个时代需要进行再思考的问题。

结语：

解构主义思想为翻译提出了全新的理念，不再将原作视为第一位，而将译者与翻译活动的地位大大提升，本文通过结合诗歌重译现象对其思想进行解读并引发对译者地位的再思考。作为译者，需要认识到自身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思考文本的差异性与意义的无限性，明确心中翻译标准，以此来实现负责的确当的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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