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冰玉

中国有钱人

2019年11月，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合计已有494万户家庭拥有600万及以上人民币的家庭资产，达到“富裕家庭”的标准。这些“富裕家庭”的总财富达到了128万亿，是大中华区全年GDP的1.3倍。

2018年，中国经济面对了全球经济复苏减弱和贸易保护主义双重冲击，全年GDP增速回落至6.6%。2018年年末，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和恒生指数均较上年同期回落10%以上。

但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大陆的“富裕家庭”仍以1.3%的增长率小幅增长，数量达到392万户，其中，约36%的“富裕家庭”拥有600万可投资资产。大陆地区持有千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58万户，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则达10.5万户。

《胡润财富报告》研究了大中华区“富裕家庭”、“高净值家庭”和“超高净值家庭”的分布，北京市、广东省和上海市依次领跑榜单前三名。浙江省以51.6万户的“富裕家庭”和19.3万户的“高净值家庭”数量，以微弱劣势落后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富裕家庭”为55.1万户，“高净值家庭”为22.2万户），位列600万人民币和1000万人民币资产家庭的第五名。而在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的榜单中，浙江更是以1.27万户的数量，一举超越香港特别行政区，成为一匹成绩亮眼的“黑马”。

苏浙有何不同？

位于长江三角洲核心区域的江苏省，600万人民币以上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为29万户，仅为浙江省的56%，而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家庭”数量为11.5万户，为浙江省的59%，差距十分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江苏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8095.79元，同期浙江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则高达45839.84元。

有意思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同时表明，2018年，全国GDP总量排名中，江苏省GDP仅次于广东省，总量达92595亿元，位列全国第二。浙江省GDP则为56197亿元，列全国第四位。两省GDP总量差距约为36398亿元，几乎相当于当年的湖南省GDP总量。此外，江苏省2018年的人均GDP约为11.52万元/人，也明显高于浙江省的9.86万元/人。

为什么江苏省的地区生产总值远高于浙江，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明显占优，但居民富裕程度却落后于浙江省呢？

江苏省和浙江省同处上海两翼，江苏省面积约为10.72万平方千米，以平原地形为主。而浙江省面积约为10.55万平方千米，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两省面积相似，但地形上的差异影响了常住人口的数量，进而影响了地区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

2018年江苏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的贡献度为50.98%，第二产业的贡献度则为44.55%，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较为均衡，共同支撑着地区经济的发展。浙江省则更加集中发展第三产业，同期，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高达54.67%，第二产业贡献度仅为41.83%。第三产业的发达兴旺，可能是浙江省居民更为富裕的一个原因。

此外，江苏与浙江省房价的差距，可能也是造成两个省份“富裕家庭”和“高净值家庭”数量差异的原因。在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由于房产价值较高，会出现许多家庭账面总资产与可投资资产差距悬殊的情况。

在《胡润财富报告》中，各省份家庭资产达600万和可投资资产达600万家庭数均有明显差异，因此需适当考虑房价因素。

据购房网站“安居客”统计结果，2018年杭州和南京作为两省的省会，平均房价在省内最高，杭州房价高于南京。浙江省各城市房价普遍较江苏省内相似发展水平的城市略高，可能对两个省份“富裕家庭”和“高净值家庭”数量的差异有一定影响。

藏富于民

而浙商的存在，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地理条件的限制，促使浙江人在传统的农耕活动之外，积极转向工商业活动，南宋时期，浙江衢州一带兴起龙游商帮，并于明朝中叶达到最盛，有“遍地龙游”之语。近代中国，浙商进一步发展壮大，其中又以宁波商帮最为著名，并涌现出虞洽卿、包玉刚、邵逸夫、董浩云等一大批风云人物，推动了近现代中国航运、工业和教育等的发展。浙商也因此与粤商、徽商、晋商并称“四大商帮”。改革开放后，浙商进一步将生意做大做強，吉利、奥克斯、娃哈哈、得力等知名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浙江发展。

2019年8月，全国工商联在青海发布的《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报告》中，浙苏鲁粤四省包揽500强榜单过半数企业，其中，浙江以92家上榜企业的数量独占鳌头，远超第二名江苏省的82家、山东的61家和广东的60家。

但据统计，2018年江苏省全省个体户数590.10万户，浙江省个体户数为422.63万户，江苏省个体户数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率为7.33%，而浙江省该比率为7.37%，两省数据并未显示明显差异。纳入私营企业户数及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人数进行计算，江苏省私营企业户数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率为3.56%，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人数占常住人口比率为44.77%，而浙江省的这两项比率分别为3.60%和46.07%，数据差异同样不明显。

浙商在以上数据中的“隐身”，是由浙商的商业活动习惯决定的。浙江商人普遍以家乡浙江为基地，以上海为中心，商业活动向全国甚至全球扩张，许多企业经营地和注册地往往都不在浙江，因此很难纳入浙江省当地的统计数据。

2003年，零点调查公司在北京地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场上的超级活跃群体，而在上海，在沪浙商超过50万人，浙籍企业在沪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兄弟省市之首。

在2017年11月的第四届世界浙商大会上，浙江省委书记车俊曾表示：“我省累计回归浙商资本1.2万亿元，相当于去年（2016年）全省GDP的26%，约占7年来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9%。浙商是浙江最珍贵、最有潜力的战略资源，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浙商的商业范围不一定在浙江省内，在统计地方生产总值时，浙商创造的财富往往会被计入商业活动所在地的生产总值，但浙商在外资本会部分回流浙江省内，因此浙江的地方生产总值数据未必占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能够紧跟北上广，傲视其他省份。

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居民财富差异，也提醒我们，随着现代社会人才和资本的流动加强，按地域划分的统计方法将会出现一定的局限性。此外，一个地区的富裕程度到底如何，也将有着更加多元化、多维度的考察标准。

（项宝荐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