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蕴

摘  要：刘禹锡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政治家、文学家。他自幼随父亲在江南生活，饱读儒家典籍，少时成名，年仅二十一岁便和柳宗元一起进士及第，两年后又拜为太子校书。然而这样一位才子，却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本文将讨论刘禹锡在被贬谪时的心境以及乐观精神在他贬谪生活中的体现。

关键词：刘禹锡;贬谪诗歌;乐观精神

引言：

贬谪是指古代官员因过失而被降职流放的现象。顾名思义，贬谪文学则是指在贬谪过程中写成或是带有贬谪情感的文学。就中国古代贬谪现状而言，主要集中于唐宋两个时期，尤以元和、元祐年间的为官者被贬谪最为普遍。对于崇尚“家”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背离故土、远离家人，无疑是件难以接受的事情。对于那些“学而优则仕”，通过做官实现自身人生理想价值为主要途径的知识分子来说，贬谪则意味着理想的中断。无论是从传统观念上还是从政治理念上来说，贬谪对于知识分子都是件极难接受的事情。可在中国历史上，文人被贬谪的事情却在不断地上演着。

前有西汉名臣贾谊因小人谗言被贬至长沙;后有宋朝大文豪苏轼因政党缘故长期处于贬谪中。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文人刘禹锡，他处于中唐时期，因“永贞革新事件”被贬谪二十三年，漫长的时光没有使他低头，反而磨练了他的意志，似乎贬谪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其内含的悲剧意义被极大地削弱了。

国家不幸诗家幸，当文人才子被抛离政治中心，在异地如浮萍般飘零时，他们内心的寂寞与孤独便转化为诗歌流露。刘禹锡不同于一般贬谪诗人，他诗歌里面不仅表现了被贬谪后的孤独与苦闷，更多是对于生活苦难的超越。这种乐观精神是中唐诗坛独特的魅力，使千载文人为之倾倒。

一、贬谪经历和贬谪心态变化

（一） 贬谪经历

唐朝，中国历史上最繁华的时代。盛唐时，四方臣服，经济繁荣，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共同创造出仅属于唐诗的辉煌时代。马嵬坡事变，八年战乱，盛唐王朝一去不复返，也把文人们的傲气与自信带走了。中唐诗人不再意气昂扬，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恢弘的诗歌风格已然消逝，诗歌开始转向感叹人生，回忆年华。刘禹锡像一柄利剑在低迷的中唐诗坛里划开一道豁口，使诗坛为之一振。

刘禹锡少负才华，十九岁游学长安，二十一岁与柳宗元同进士及第，两年后拜为太子校书，前途无量。随后德宗去世，顺宗即位，刘禹锡的才华进一步被发掘，他和柳宗元一起积极投身于政治改革之中。一直以儒家学说立身的刘禹锡终于找到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绝佳途径，此时刘禹锡的政治热情极其高涨，我们可以从他这时期的诗歌中感受出来：“紫陌夜来雨，南山朝下看。戟枝迎日动，阁影助松寒。瑞气转绡縠，游光泛波澜。御沟新柳色，处处拂归鞍。”[1]251在一片春日明媚景色之中，花草万物都格外富有活力，诗人渴望在政治上大展宏图的决心也展现了出来。

然而“永贞革新”在保守勢力的坚决反对下不久便失败了。革新的失败使刘禹锡的人生发生了极大的转折。刘禹锡被贬为远州刺史，同年十一月，“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2]再贬为朗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力图再现唐朝盛景的永贞革新运动匆匆覆灭，它没有给中唐的政治困局带来转折和希望，却把一群为了唐朝振兴而努力的人带向了一条坎坷的道路。

十年后，刘禹锡奉召还京，生性刚直的他在被贬十年后依然积极发声。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1]308，使刚回京四个月的刘禹锡再次被贬，成了连州刺史。若是一般文人，怕早已在这大悲大喜的人生际遇中消沉下去了。刘禹锡不同，第二次贬谪没有使他消沉，却使他执笔写下了千古名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1]361诗人将自身比作真金，坚信自己的冤屈总会有一天得以昭雪。

刘禹锡的坚信是对的，宝历二年，经历过二十三年的蹉跎之后，他终于再次回到洛阳得以重用，漫长的贬谪生活也终于宣告结束。贬谪虽然让刘禹锡尝尽了生活的苦难，也使刘禹锡于诗歌的造诣更加精深，文字间的哲理更加深刻。“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3]4068诗中所包含的乐观豁达的精神，在苦难之后的泰然处之，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在刘禹锡的晚年，朝堂政治斗争更加激烈，文宗在位后政党争权现象愈发严重，出现著名的“牛李党争”。“甘露事变”后宦官执权，藩镇割据也愈发严重，朝堂上下一片乌烟瘴气。不得不说，年迈的刘禹锡也表现出了落寞消极的倾向，诗人开始耽于诗酒，闲度晚年，这主要是因为唐朝的衰落已无可挽回，诗人也已经到了迟暮之年。不过总的来说，刘禹锡的一生足以被称作为乐观昂扬的斗士的一生。

（二）贬谪中的心理变化

细数刘禹锡的一生，多半的时光都浪费在了贬谪生涯里，这对于一个充满政治热情的儒家学子来说，是件极其残酷的事情。埋怨愤恨，孤苦寂寞，这些负面情绪同样也在影响着他，只是相对于其他贬谪文人而言，刘禹锡能够更好地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继而以一种昂扬的乐观精神继续积极面对生活中的苦难。

1、被贬初时

当刘禹锡怀抱着满腔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改革之中时，一句“挟邪乱政”[4]瞬间将刘禹锡从一位职高权重的臣子变成了边远地区的小官。朗州不同于洛阳，不仅语音习俗不同，繁华程度及面圣的机会也大幅度地缩减，这对于刘禹锡来说无疑是痛苦的。这时期的刘禹锡，其诗歌主要是表达内心的苦闷和孤独。

贬谪路上山高水长，远离亲人的孤苦感便开始不断地出现在诗人的意识之中：“独上百尺楼，目穷思亦愁。初日遍露草，野田荒悠悠。尘息长道白，林清宿烟收。回首云深处，永怀帝乡游。”[3]732在满目凄凉的秋景之中，诗人独登高楼，极目远眺，而京都远在天涯，眼前秋景与远处京都两相对比之下，其中酸楚自不必言说。在朗州，地理环境的恶劣，生活习俗的差异，甚至陌生的南方口音都使得刘禹锡感到苦闷，“北渚不堪愁，南音谁复听”。远离亲朋好友的刘禹锡，内心苦闷无法同外人言说，社会的舆论更是压得他难以承受，“岁中三百日，常恐风雨多”。在重重苦闷的加持之下，刘禹锡写下《伤我马词》以抒发情绪，然而内心的愁苦不是诗歌便能解决的，生活的巨大落差，使得贬谪前期的刘禹锡一直处于一种愁苦烦闷的状态中。

2、转变心境，毅然坚守

千里之外的母亲和妻子在刘禹锡贬谪过程中相继过世，思乡之苦和思亲之痛如丝线一般缠绕心扉。随着贬谪时间的推移，抑郁情绪的加深，在无缘政治的时间里，刘禹锡开始回顾自己曾经的生活和所作所为。

常谓尽诚可以绝嫌猜，徇公可以弭馋诉。谓慎独防微为近隘，谓艰贞用晦为废忠。刍狗以陈，刻舟徒识。罟擭随足，怅然无知。事去痴想，时时自笑。[1]133

刘禹锡反思自己当年在政治上的行为，但他并没有否定自己的选择，而是更多地去反思自己言行上的不足，这对于刘禹锡来说无疑是思想上的一次进步。

此后，刘禹锡更加坚信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即便被保守势力拼命打压，刘禹锡依旧坚持抗争。当他再度返回洛阳，面对着被保守势力搅得一团乱的朝堂，他依然积极地发声“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1]308刘禹锡以种桃道士比喻打击革新运动的当权者，即便是一时得势，正义也是最终的赢家。曾经的权贵如今早已不见踪影，而刘禹锡这个遭受排挤的人，却可以再次站在权利的中心。诗中对于政敌的嘲笑和蔑视显而易见，其乐观的战斗精神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久，刘禹锡再次遭遇贬谪，在遥遥无期的贬谪生涯中，刘禹锡把仕途上的痛苦转变为愤怒和抗争。对于人们的误解和政敌的污蔑，刘禹锡观点明确地指出当年的事实，斥责保守势力的黑暗面与不作为，《聚蚊谣》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沉沉夏夜兰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嘈然歘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滴沥月上天，利觜迎人看不得。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1]266

刘禹锡将蚊子与黑暗官僚相对比，指出这些官僚的特性：他们喜好黑暗，他们不作为却最能蛊惑人心，愚昧的人分不清他们，即便聪明的人也会被他们所迷惑，他们整日嗡嗡作响，乱传谣言祸害他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蛀虫。但是，诗人并不畏惧他们，诗人指出他们虽然害处很多却十分渺小，和身长七尺的人类根本没法比较。而且这世间始终是正义当道，即便他们一时得势，最后还是会被丹鸟吃掉，不得善终。言辞中对腐败官僚的痛恨与批判简直力透纸背，发人深省。诗人即便身处逆境，也毫不丧气，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3、对苦难的消解容纳

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加以及好友柳宗元的去世，被贬的刘禹锡对于苦难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他不再是单纯的郁闷或是抗争，他开始对苦难消解容纳。在夔州、和州时期，刘禹锡不再以异地人、流亡者的身份自称，他深入民间，切身体会农民百姓的生活需求，与人民共呼吸，在一州之地尽可能地发挥自己能力，写下了不少反映人民生活的民歌。

刘禹锡在被贬谪的二十多年中几乎没有离开过巴蜀地区，对于巴蜀地区的风物，刘禹锡也从一开始的不适应，逐渐转变成欣赏。他聆听着百姓高唱的民歌，感悟著眼前的景色，写下了著名的《竹枝词》，如第五首“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3]4119，巴蜀景色被诗人用轻快明丽的笔触描绘了出来，乡村景色在刘禹锡的笔下表现出别样的滋味。再如第九首“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3]4120，寥寥几笔便描绘出当地人民生活的场景，动静结合，使画面显得格外生动有趣。

巴蜀地区远离中原，受中原礼仪的约束较少，人民的生活极为自在放松，在这里生活的二十多年中，刘禹锡自然受到了当地习俗的影响。这里欢快明丽的生活使他被政治苦难折磨的内心受到了抚慰。刘禹锡之所以可以直面现实，乐观生活，有一部分原因是和巴蜀地区的生活有关。

二、乐观精神的具体体现

刘禹锡独有的贬谪经历磨砺了他的性格，使得他可以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一直抱有乐观的态度。这其中既有多年儒家文化教育对他的影响，也有本身刚直性格的导致，使刘禹锡在苦难的生活中炼就出了“诗豪”的美名。同时刘禹锡的乐观精神也可以概括为两种具体表现：傲骨铮铮与创新豁达。

（一）明日长桥上，倾城看斩蛟

正值大好年华的刘禹锡由于小人谗言而被贬谪，心中怀着一股愤懑之情。他不甘于小人强加的污蔑，因此在这一时期写了很多表达自己心境的诗歌和赋，一方面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懑，另一方面表现坚持与权贵抗争的思想和傲然的骨气。在《砥石赋》中他以宝剑自喻，把自己被冤屈的经历比作宝剑蒙尘，并且坚信：

雾尽披天，萍开见水。拭寒焰以破毗，击清音而振耳。故态复还，宝心再起。即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分，寄雄心于瞪视。[1]141

宝剑蒙尘不可怕，被冤屈贬谪也不足惧，只要宝剑的锋利还在，就会有出鞘的一天。在人生的最低谷里，刘禹锡依然具有抗争的勇气。

长期的贬谪生活没有让刘禹锡对现实屈服，他对自己说：“人生不失意，焉能慕知己”。他从未被苦难打到过，是因为他心中有复兴唐朝的大志，支撑着他在困难的日子里依旧昂首向前，诗中《和郴州杨侍郎玩郡斋紫薇花十四韵》写道：“兴生红药后，爱与甘棠并。不学夭桃姿，浮荣在俄顷”[1]231他有傲骨铮铮所以绝对不和黑暗势力同流合污。

（二）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罗曼罗兰说过“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了解过生活的苦难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那么刘禹锡是具有这样的英雄主义的一个人。多年的贬谪生活中，刘禹锡对于人间的苦难可谓是了解得十分透彻。母亲、妻子和好友的离世，独自生活在巴蜀二十三年后，刘禹锡学会了豁达，学会了和生活和谐相处，开始容纳生活的苦难。

在面对文学的时候，刘禹锡的乐观精神使得他以一种创新的态度进行创作。在荒远的巴蜀，他深入观察百姓生活，体味民间文化，把民歌的元素加入诗歌之中，写了很多朗朗上口、浅显易懂的作品，在自己的笔下展现着巴蜀人民的生活与当地美好的景色，最著名的莫过于“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面对万物萧瑟的秋日，他高唱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即便到了晚年回顾自己一生，刘禹锡仅用一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便把这二十多年的伤心日子一笔带了过去。不要说桑榆已是晚景了，它散发出来的光辉依旧可以铺满整个天际，一个简单的比喻把刘禹锡那种乐观向上，豁达看待人生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